1859年

咸丰九年（1859），两江总督何桂清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协助”管理中国海关事务。先是，咸丰三年（1853），英、法、美三国乘上海小刀会起义之机，夺取了上海海关行政权。咸丰八年，外国侵略者抓住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各口划一加办理”的含混规定，硬要将半殖民地化的上海海关制度推行到其他各口岸，由外国人“帮办”各口岸税务。腐败的清政府事实上接受了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于次年以曾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职员的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并授权他“选募”其他各口所用的外国人，从此确立了英国人在中国海关的统治地位。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任命李泰国为中国总税务司。同治二年（1863），李泰国离职，改由另一英国人赫德继任。同治四年在北京正式设立总税务司署，由赫德常驻北京统辖全国各海关。与此同时，中国沿海各商埠和长江沿线各口岸三十余处也先后实行了由外国税务司控制的海关制度。从此，中国海关大权完全落入外国侵略者手中。名义上，清政府在各通商口岸委派海关监督一名为该地通商事务最高行政长官，税务司只是海关监督助理，总税务司归总理衙门领导，但由于总税务司掌握了募选各口税务司的人事大权，副税务司、帮办等高级职员也均由外国人担任，故实际上总税务司及各口税务司已成为凌驾于清政府及各口海关监督之上、控制清王朝财政命脉、进而操纵清朝政府的外国侵略机构。

英国设立广州招工公所掠卖华工

咸丰九年（1859），英国殖民者在广州设立招工公所，专门从事向海外掠卖华工勾当，是为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地区较早开设的贩卖人口的机构。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曾发生过到广东的外国商船回国时私带中国“无业游民”到海外作苦工。鸦片战争后，外国人贩子更是经常出没于各个通商口岸，掳掠我国劳动力向海外贩卖，号称“猪仔贸易”。最早从事这一罪恶活动的，有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继之而来的是英、美、法、俄等国。掳掠地方主要是福州、厦门、广州、汕头、上海、宁波等地，香港、澳门为两大转运站，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则是贩卖中心。自英国广州招工公所设立后、法国、西班牙等国也相继成立招工公所。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北京条约》，规定：以后凡有华民，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从而使西方殖民者获得了掳掠华工的合法权利。同治七年（1868）的《蒲安臣条约》中又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由于殖民者有条约作护身符，掠卖华工更加肆无忌惮，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竟达五十万人左右。

军事

第二次大沽激战

咸丰九年（1859）五月二十五日，大沽守军大败侵入内河的英法联军舰队。五月初，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和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相继到达上海，会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拼凑联合舰队，以《天津条约》批准书在京互换之期将到为借口，准备武装闯入天津海口，强行进京。五月十三日后，三国公使分率英舰十九艘、法舰两艘、美舰三艘，军队两千余人相继到达大沽口外。清廷派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去北塘迎接，并指令各国公使须由北塘登陆，随行人员不得超过二十人，不得携带武器，由恒福负责护送至京。三国公使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合理要求和安排，坚持要打通白河，武装进京。五月二十五日，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下令对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袭击。阵守大沽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率清军将士奋勇还击。激战一昼夜，击沉敌舰四艘，击伤多艘，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四百六十四名，法军十四名，生擒二名，重伤英军司令何伯。英国舰队虽然得到美舰支持，亦无力再战，不得不坚起白旗狼狈撤走。是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与外国侵略者作战取得的最大胜利。

文化

《资政新篇》刊行

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刊行《资政新篇》。该年三月，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到达天京，被任为军师，封干王，总理朝政，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玕根据自己近几年在香港、上海等地学到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结合太平天国部分实际问题，写成《资政新篇》一文，共六千多字，呈送洪秀全以资借鉴。经洪秀全批准正式刊刻颁行。洪仁玕认为，治国必先立政，立政关键在于“设法”、“用人”两条。在用人方面，作者着重强调应“禁朋党之弊”。设法则从“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风风类”主要为民众教育内容，提倡敦厚风俗，革除腐败风气。“刑刑类”主要论述新的刑法制度，如状况待轻犯、恩威并用，废除酷刑等。“法法类”为全文的重心，主要阐述政策、制度。文中公开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先进科学技术，并向人们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称英国为当时“最强之邦”，原因是“法状况”；美国也是“礼仪富足”；俄罗斯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学习邦法及火船技艺，回国后“大兴政教”（指彼得一世事），百余年来声威日著；而日本也因与美国通商，得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根据以上经验，洪仁玕提出一套兴利除弊方案。兴利又分政治、经济两方面。其中政治四项：一、加强中央集权，“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二、普设乡官、乡兵。三、各省设置独立的“新闻官”，办报纸。四、设医院、学校等。经济六项：一、兴车马之利、造火车、轮船、修筑道路，发展近代交通。二、建立邮政事业。三、开采金、银、铜、铁、锡等矿，制盐，并准民间招工开采。四、兴修水利。五、奖励技术发明。“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六、开办银行和保险事业。除弊六项：一、禁止私门请谒，杜绝卖官鬻爵。二、反对传统迷信，查禁庙宇寺观，焚去一切惑民之说。三、严禁贪污。四、禁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五、禁止炊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六、禁止买卖人口、使用奴婢、溺婴等。《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但因其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只字未提，也未涉及如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这一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前提，所以尽管洪秀全在上面批了许多“是”、“甚是”，并称为纲领性文件予以公开颁行，却对太平天国革命几乎未起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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