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书》的本义是记录的意思，大概是当时的—些历史档案（见图）。《尚书纬》称《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定为102篇。这些话虽不可信，但说明古代此类文字甚多，主要是记言，也有小部分记事。记言或为当时史官所记，或为后人追记。记事部分一般认为是战国末的作品。这些历史档案在孔子、墨子之前大概已经成书。《墨子》中引到《书》的篇数达25篇。孔子以《书》教弟子，相传他曾删定《诗》、《书》。实际上《书》是经过多次编辑、整理而成的，已非古貌。在《书》的形成史上，有四种传本值得注意：①《今文尚书人史》载，秦王政三十四年，采用李斯之言，禁民间藏书，“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至汉孝惠帝，始除挟书令。文帝时，传《书》者只有伏生一人。据《史记·儒林列传》载：“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又说：“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伏生所传的书，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的，故称《今文尚书》。②《古文尚书》。史载，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屋壁中发现一种用先秦文字写的《尚书》，共45篇，比伏生所传之本多出16篇。这16篇被称为《逸书》。此书后归孔安国所有，孔安国传授之本被称为《古文尚书》。汉代典籍没有孔安国为《尚书》作传的记载，至《经典释文》和《隋书:经籍志》，方说孔安国曾受诏为《尚书》作传。③百两篇《尚书》。《汉书·儒林传》中说，汉成帝时，张霸献“百两篇《尚书》”。这百两篇，实际是离析29篇为百篇，又把百篇的《书序》编为两篇。当时以中古文相校，知为伪造，便被废黜，但百篇《书序》却流传下来了。④伪《古文尚书》。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本，在西晋永嘉之乱后，与《今文尚书》俱散亡。东晋时搜求典籍，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此书有经文58篇，其中包括西汉今文28篇，但已析为33篇。又从百两篇《书序》中采取了18个篇题，从当时流行的一些古籍中搜集《尚书》零星文句，编缀而成22篇。该书有孔安国作的传，并附孔氏序一篇。这部《尚书》传本原为梅氏伪造，破绽百出，但由于它对《尚书》每篇都有解释，因此广泛流传下来。

《今文尚书》按历史顺序编为虞书、商书、周书3部分。《虞书》含《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4篇，《商书》含《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5篇，《周书》分《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19篇，分别记载远古、商、周时代的政治、地理、历史、征伐、祭祀等各种大事，记录了二帝三王的风范，成为儒家社会理想和品评人物的标准。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经过数传，在西汉有欧阳生和大小夏侯三家，汉宣帝时，三家均列于学官，三家都有自己的解诂和章句之作。此派后来失之繁琐，如小夏侯派一个叫秦恭的人为《尧典》二字篇名就写了百余万字的解说，对开篇首句“曰若稽古”四字写了三万多字解说。汉成帝时，又出现了纬书。《尚书》的纬书有《尚书中侯》、《尚书璇玑玲》等多种。汉成帝、汉哀帝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中秘书，曾将《今文尚书》和古文有关篇目相对照，发现今文中有两篇脱三简，约六七十字，还脱去单字几十个，另有700余字彼此不同。这说明西汉今文和古文已有很大不同。刘歆重视古文经，希望立于学官，遭到博士们反对。他又移书太常博士，指责他们抱残守缺，但古文经学，包括《古文尚书》最终还是没能立于学官。汉哀帝以后，王莽掌权时，《古文尚书》才被立于学官。东汉时，只有《今文尚书》立于学宫，《古文尚书》派受到冷遇。《今文尚书》学者桓荣为汉明帝老师。桓家世传欧阳《尚书》，一家三代连任五个帝王老师，各代弟子人数以千计。东汉后期，从桓氏受业的杨震家族，一连几代位至三公，门生故吏遍及全国，大、小夏侯学虽不及欧阳《尚书》显赫，但也立于学官。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到光和六年（183）,有7种经书刻石立碑，立于洛阳太学讲堂前，其中《尚书》以欧阳为主，而校以大、小夏侯本，于是今文经学有石经文字出现，但不到10年，由于董卓之乱，熹平石经遭到破坏，石经残片拓本仅存809字。当时《古文尚书》只在民间流传，有一位学者杜林，因战乱避地陇西，在那里得到一卷漆书《古文尚书》，回到洛阳后，郑兴、卫宏同杜林学习，并有著作问世。此后贾逵为《古文尚书》作训，打乱了今古文家法。东汉后期，马融为《古文尚书》作传，此外许慎也在所著《说文解字》中引用《尚书》字句159处，所引用的大多是孔安国传本。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也为《古文尚书》作了注。他兼采古今文两派说法，自此郑注流传起来。三国曹魏时，郑注《尚书》立于学官，风靡一时，但由于郑注有许多地方有别于贾逵、马融的注释，注解中尚存在一些缺失和抵牾不通处，有少数学者曾提出异议，如魏国的王粲、吴国的虞翻、蜀国的李撰等，但并未起多大作用。真正同郑玄抗衡的是魏晚期的王肃。王肃是司马昭的妻父，他的《尚书注》有意和郑玄相抗衡，凡是郑注不合贾逵、马融旧说处，王肃大多采用贾、马之说，并且还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王肃的《尚书注》后被立于学官。魏正始年间（240～249），又刻了一次石经，此次石经用三种文字写成，《尚书》采用古文本子，现残存110多字。西晋时，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的《尚书》注都立于学官。永嘉之乱（311）,《今文尚书》全部失传，东晋时只有郑玄注和孔传本流传，并立于学官。东晋末年，范宁对传授《尚书》起过很大作用，他讲授《尚书》基本依从郑注。到南朝齐时，孔传本也失传了。北朝只通行郑玄注。南朝梁时，伪孔传开始流传，蔡大宝、巢猗、费甝等，都为伪孔传作疏，有取代郑注之势。到陈朝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其中《尚书》的音注就采用伪孔传本为底本，同时附有马融、郑玄、王肃三家不同的文字。后来伪孔传传到北朝，有不少学者为之作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炫和刘焯，特别是刘炫的疏本，影响更大，到隋代广泛流行起来。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命颜师古考订五经，于贞观七年，公布新的定本，其中《尚书》则为刘炫编定的伪《古文尚书》本。后来孔颖达撰《尚书义疏》，就是以伪孔传为底本，抉择南北朝后期各家旧有疏本，如费甝、刘炫、刘焯等释义，加以综合发挥而成。从此，《尚书》伪孔传就流传下来了。唐玄宗天宝三年，又命卫包把伪《古文尚书》全部改成楷书。开成二年（837）又刻了一次石经，所用本子即卫包改写的楷体本。以后翻刻的本子大都以开成石经为根据，此本一直流传至今。宋代庆历新政后，经学进入史家所称的“变古时代”，出现了议经、疑经现象。南宋初年吴棫作《书裨传》，提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为伪造。朱熹亦疑之，但朱熹弟子蔡沈在朱熹授意下作的《书经集传》没有全从朱子之说。而朱子也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危微精一”等十六字定为圣人传授心法，写于《中庸》注中。元代吴澄作《书纂言》，继续对伪《古文尚书》提出质疑。明代学者梅鹫，提出许多证据，证明伪《古文尚书》为伪书。清代朴学盛行，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罗列128条例证，论伪《古文尚书》为伪作，于是阎氏之论成为定谳。尽管毛奇龄撰《古文尚书冤词》，为伪《古文尚书》辩护，也有某些地方击中阎文的不足之处，但终究未能证明伪《古文尚书》不伪。此后惠栋著《古文尚书考》，又提出不少证据，证明伪《古文尚书》25篇中某句抄自某书、某文，彻底暴露了伪《古文尚书》的作伪方法。此后王鸣盛、江声、戴震、段玉裁、孙星衍、焦循都支持阎若璩意见。清代今文学兴起，魏源作《书古微》，认为不仅阎若璩所攻击的《古文尚书》为伪作，就是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尚书》也不是孔安国真说。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把古文经典一概指为伪经，虽起到振聋发馈作用，但未免失之武断。

《书》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源头。历代统治者都从《书》中吸取思想精髓。儒家所鼓吹的二帝三王之治，大都来自《书经》之中，为历代帝王所效法。宋儒宣扬十六字心传，也来自《书经》，其心性之说，也从《书经》中寻求根据。所以它对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