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日报

1938年田汉创刊于长沙的刊物

湖南出版的小型进步报纸。1938年1月28日在长沙创刊。是在周恩来的安排布置下由田汉邀集进步人士以私人集股的方式创办起来的,并得到当时主持中共湖南党的工作的徐特立的直接领导与大力支持。社长田汉,总编辑廖沫沙,编辑有罗全平、黄仁宇、安炳武 (朝鲜爱国青年) 等,经理方面主要由蒋寿世、田洪、田沅负责。主要撰稿人郭沫若、徐特立、沈从文、王鲁彦、黄芝冈、孙伏园、许杰和日本友人鹿地亘等。《创刊词》中声明它的宗旨是“团结各方面力量,特别是文化界的力量,援助政府抗战”; 并声明它是《救亡日报》的姊妹刊。该报从形式到内容、风格,都与《救亡日报》相似。4开4版,没有广告,文章占了两版,新闻版中还有社论、短评、专论等。该报坚持抗战,为民喉舌批判，国民党内在抗战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论调,揭露国民党当局在兵役、伤兵、难民等项工作中的黑幕,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1939年6月15日该报被迫停刊。

报刊历史

《抗战日报》创刊于民国27年(1938)1月23日，创刊词中声明它是《救亡日报》的姊妹刊。宗旨是“团结各方面力量，特别是文化界的力量，援助政府抗战”。风格也相似：4开小型报，没有广告，文章占一半以上，常有名家的作品。

田汉任社长，廖沫沙任总编辑，编辑有黄芝冈，王鲁彦，罗全平、黄仁宇(后定居美国，明史专家)、安炳武(朝鲜爱国青年)等。据廖沫沙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田汉约他同去武汉，会见周恩来、董必武。旋回长沙会见徐特立，就办起报来，徐亲自为该报撰写了许多文章。7月底因故停刊。长沙“文夕大火”后，周恩来把廖沫沙，周立波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调来主持该报，在沅陵复刊。在沅陵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作家欧阳山、草明等。民国28年6月15日，被迫停刊，前后出版1年左右。

民国27年(1938)4月27日，《抗战日报》发表署名辅臣的《几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一文，批判易君左关于“一个信仰、一个组织、一个领袖”的谬论，并利用蒋介石，汪精卫给张君劢承认国家社会党的复信，质问易君左：“假如中国只有一个主义，那就除开三民主义之外不许更有所谓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假如中国只有一个党，那就除开国民党之外不许更有所谓‘国家社会党’。如果他们‘要求几个组织和几个党派并存，那便是别有企图、别有阴谋’。然而蒋、汪分明承认他们的存在。这是易先生主张错了呢?还是蒋，汪错了呢?”

汪精卫公开降敌后，国民党遮遮掩掩，后来不得不由吴稚晖出面，写了一篇《为<举一个例>进一解》的长文章，敷衍一阵。《抗战日报》于是发表一篇《读吴稚晖的进一解》，指斥国民党内为汪精卫辩护的三种论调：一、认为汪逆是“老成谋国”，他的投降论“不失为一种救国意见”，二，认为汪逆只是矗书生气太重”，对汪的批判是“过激”，三、国民党开除汪逆的党籍只是暂时的。这一揭露，刺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痛处。

省立常德中学曾编印一种政治讲义，其中“两大战线”、“托派汉奸”、“国际形势”3篇，引述周佛海(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已投敌)，蒋廷黻(曾任中国驻苏大使)的文章和易君左的《百感茫茫》，·有许多不利于抗战的内容，引起该校同学的不满，致信《抗战日报》加以揭露。该校教导部函报社申辩，并要求“将投稿者真实姓名见示”。《抗战日报》编辑部于民国28年3月23日公布学校来信并予以驳斥：“据来信称，贵校所印发之精神训练的教材中，有周佛海先生著的《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一文。周佛海目前之行动与言论，先生当已知之。为忠为奸，决非偶然，正与汪精卫有以前之言论、而有今日之行动相同。该文恐亦多少含有危险‘意味’。”

徐特立在长沙时，曾为《抗战日报》写过许多文章，他的文章言简意赅，对群众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他还就张国焘的叛逃发表声明，但被新闻检查所全文删去。《抗战日报》误刊一篇《晚会之歌》，因沿用过时的口号，造成严重错误。徐特立立即写信指出，明确划分敌我界线，指出在抗战中地主阶级也是团结的对象。

“文夕大火”前，长沙是重要的后方，兵役、伤兵、难民三者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抗战日报》就此连续发表社论和读者来信。它所揭发的黑幕，触目惊心。

民国27年4月，常德封闭4家进步书店，衡阳也发生类似事件，《抗战日报》为此连续发表读者来信和文章，予以揭露和批评。

中共湖南省委于民国27年(1933)9月在邵阳农村举办新型学校塘田战时讲学院，由吕振羽等负责。仅仅8个多月，就被国民党强制解散。《抗战日报》在《年轻的学校》中介绍了该学院的学习与生活。《写在塘田解散以后》一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并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对于学院有三点怀疑：一、“为什么一个青年，甚至以前不太懂事的青年，在塘田读了一个学期，就知道了那么多的事，懂得许多理论，在工作上出得许多花样?”二、“塘田的教授，大都是著作家，大学教授，他们往常可以弄到几百元一月，可是在塘田，四块大洋，或许仅仅多一点，他们难道都是傻瓜呀?”三、“注重社会科学，而没有普通学校的物理化学”。文章根据吕振羽的讲话，对三点都加以有力的批驳。

《抗战日报》有各种专刊，在长沙时有《抗战工人》、《抗战青年》、《抗战妇女》、《抗战儿童》，《抗战教育》、《戏剧与电影》、《诗歌战线》，都是周刊。在沅陵时，有副刊《民众》及专刊；《抗战文艺》、《抗战职工》、《抗战戏剧》、《青年列车》、《动向》等。这些专刊多由抗战群众团体主编，如《抗战儿童》、《抗战戏剧》、《抗战文艺》，即分别由育英儿童剧团、一致剧社、银行界的行余周刊社主编。专刊中，文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戏剧和戏剧评论。如田汉的《新雁门荃》(京剧)，唐纳的国防三幕剧《中国万岁》，宋之的的独幕剧《旧关之战》以及儿童短剧等。像这样大量刊登戏剧的报纸，当时是少有的。《抗战日报》对于文艺的评论也很重视。如黄芝冈的《旧戏中的汉奸意识问题》，易庸(即廖沫沙)的《艺术如何救国?》两文，都提出了改造旧戏以适应抗战要求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抗战日报》在迁沅陵之后，曾转载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两文，以及《新华日报》社论，还曾连载外国记者访问陕北的长篇通讯。连与《观察日报》一样，暴露了自己。不久廖沫沙、周立波等主要干部转移，报纸也被迫停刊。停刊时，发表长篇工作总结，历述迁沅后的工作艰辛，感谢读者的热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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