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报

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

《民主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1946年2月创刊于重庆；第二年，1947年2月被迫停刊，存在仅一年。

【民主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1946年2月1日在重庆创刊，日报。发行人是张澜，社长是罗隆基，总编是马哲民。社论委员有郭沫若、马寅初、张申府、陶行知等。辟有社论、要闻、专论、时事分析、经济评论等栏目。报纸积极宣传民主，反对内战，要求进步，反对倒退。1947年2月被迫停刊。

1945年秋，抗战结束，人民热切希望国家从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重庆是当时国民党陪都时期的政治中心，因而也成了蒋管区的民主运动的中心。周总理、南方局驻在重庆；党的白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一些民主党派总部都在重庆活动。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在重庆的政治、文化、新闻等各个方面尖锐地存在和发展。

为了增强民主的舆论，配合《新华日报》战斗，特别是为了适应在1946年1月开幕的旧政协的形势，民主同盟总部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创办《民主报》。当时，财力、物力都很艰难，也估计到反动派必然会施加重重阻力、压力，但大家根据革命需要，突破层层障碍，在党的直接关怀和扶助下，经过短期筹备，就在1946年2月1日正式发刊，在民生路17号租了几间房子作为社址（这个房子，今天犹在，面貌依旧）。印刷是托外面代印，编辑部同志晚上就借印刷厂里一角工作。报社出面负责的，是民盟总部一些老同志，具体担负编辑、经理工作的多是些年青人。工作条件差，担子重，远说不上工资待遇，但一股革命激情鼓舞着积极工作。报纸初出，每天只四开一张。由于旗帜鲜明，言论公正，群众反映热烈，很快就打开销路，取得了生存的社会基础。

《民主报》发刊前20天，举国瞩目的旧政协在重庆开幕。1946年1月10日，《新华日报》在报道会议的要闻版上，刊发了一则框边消息，标题是：《民主号角》，“民主报日内发刊”，“社长决定为罗隆基，社论委员会由罗隆基、章伯钧、梁漱溟、郭沫若、马寅初、陶行知、邓初民等担任。”——《新华日报》的报道，是在为《民主报》的出场鸣锣开道。

《民主报》在问世第一天的发刊词中，公开表明：它是“民主同盟的言论机关……但不限于只发表民盟这一政团的意见……是一切民主信徒的工具”。

《民主报》在其短短存在的一年中，没有一天背离过这一宗旨：宣传民主，反对专制；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要求进步，反对倒退。态度十分明朗。它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也就必然引起反动派的咬牙切齿。

在《民主报》发刊第一天的头版上，我们就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民盟代表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消息，第三版上登了茅盾的《祝民主》的六点希望：（1）不做凋和派，（2）明辨真假民主，（3）开放读者信箱，（4）文字语体浅近，（5）少登大人先生官样文章，（6）副刊不怕曲高和寡。—这些宝贵意见，我们都奉为报纸的编辑原则。

当时，在蒋管区，政治上暗无天日，经济上民不聊生。官僚资本横行，以民为食，《民主报》正面提出了打倒官僚资本的口号，发表《打倒官僚资本》的社论（1946年2月6日）。这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重庆，成了轰动一时的话题。接着，较场口事件发生。《民主报》立场明确，指出这是反动派讨民主的进攻，对旧政协决议的血洗。截止发稿日（2008-02-26）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即前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第一部分二室，还展出有1946年2月10日的《民主报》号外一张，大标题是：《今晨较场口庆祝会上暴徒捣乱演成血案》；眉题是：“政协成功，人民无庆祝自由”；副杯题是：“强占会场、殴打主席团，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罗隆基、施复亮、章乃器及群众多人受重伤”。第二天的《民主报》头版头条新闻标题是：“野鲁横行，蹂躏人权、昨晨庆祝政协会上暴徒惨演血案”，并发表了《民主的耻辱》的社论。随后，又大量报道了各方对郭沫若等的慰问、声援，驳斥了中央社及其他反动报刊的造谣诬蔑，并连续写了《要求真实，不许歪曲》等评沦。

在较场口事件发生的那些乌云滚滚的日子，《新华日报》和《民主报》成了蒋管区真正的人民的喉舌，正义的标识。人民抢著买这两张报纸，反动派则不择手段企图扑灭真理的声音。

于是，我们接受了第一次血的考脸。1946年2月22日，也就是我们报纸刚发刊的第22天，国民觉反动派指使特务暴徒捣毁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他们以为这祥一来至少暂时扼杀我们的声音。但是革命是不会在任何横暴面前退缩。就在被打的当天，《民主报》仍千方百计照常出版，并大字刊登了民主同盟张澜主席要求“严惩较场口血案及捣毁本报与《新华日报》的主使人，并解散特务组织”的公开信，中共代表团吴玉章、《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来《民主报》慰问，我们也在报上发表了中共代表团的慰问信（1946年2月26日）。

党的支持、人民的支援，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在今天还可查到的一些残存的《民主报》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对反动统治针锋相对的揭露：

“西安已成鬼蜮世界！陕西当局准备大规模屠杀民盟人员，退役军人、教师、学生、新闻记者等均被列入暗杀黑名单”（1946年5月28日）。

“南京发生血案！较场口事件复演，马叙伦等赴京呼吁和平竟被特务暴徒殴打……重庆新闻记者胡作霖、胡甫珊、周亚君、姚江屏、杨钟帕、唐弘仁、李康、舒军等63人致电慰问血案受伤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1946年6月25日）。

随着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的高潮掀起，国民党反动派撕下面纱，一面向解放区大肆进攻，挑起全面内战；一面对蒋管区民主运动进行残酷镇压。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同志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全国震惊。当时的重庆，也是黑浪滔滔，杀机四伏。一些特务报纸，如《新华时报》、《民主日报》，每天对我们进行诬蔑、威胁，说要“斩断这根共产党的尾巴，砸烂这个共产党的工具”。而《民主报》一如既往，巍然不动。公朴同志遇难的第二天，7月13日，我们发表了《抗议！抗议！抗议》的社论。12日深夜，叶丁易同志把草稿写好，拿来和我商量，我同意一字不改，全文发表。我打电话给《新华日报》经理于刚同志，他支持我们的决定。7月巧日，闻一多同志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声中，我们和《新华日报》大量报道了血案的真相和人民的愤怒、控诉、申斥、哀思，并连续发表了社论：《杀的教育》（7月17日）、《血债！》（7月18日），《最严重的关头》（7月19日）和屈楚同志的专稿：《国疡》（7月28日）。在那些风雨如磐的黑夜，同志们聚集在编辑部那间小屋子里，满腔悲愤，走笔疾书，大家考虑的，不是一身安危，而是国家命运和人民意愿。那种慷慨陈词、坚贞不屈的精神，至今想来，犹历历在目，令人气壮。

行动，是我们对反动派挑衅的回答。1946年8月1日，《民主报》扩版，由原来的每天四开一张扩大为对开一张。

扩版，在当时已很险恶的处境中，不能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果敢的决定。为了扩版，大家在物力、人力上又需要跑多少路，花多少心血！首先，得有个自己的印刷厂，否则处处受制，要办厂，一要钱，二要人，三要房子，我们却一样也没有。但有党关怀我们，读者鼓励我们，意志支持我们。经过大家的努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我们终于办起了印刷厂。于刚同志为我们筹划，地下党派吴子良同志来厂里具体负责，盟内史良、邓初民、刘王立明，鲜特生、胡克林、赵一明、敬树诚、杨复全等同志尽了很多力量，特别是邓初民、鲜特老、胡克林同志花的气力更多。为了印刷厂在牛角沱的一处厂址，沈衡老还出面在上清寺一家抗战初期迁来的北方饭馆“老魁顺”请过一次客。李公朴同志也参加了那次聚会，为报社同志们打气。那是他去昆明前不久的事，也是我们见到公朴同志的最后一面，之后就是我们来为他的惨烈牺牲开追悼会了。

在扩版第一天的《民主报》上，我们在一则启事中说：“本刊创刊半年，备荷读者爱护，惟以版面狭小，内容不克增强。……兹应各方瞩望，经同人于万端困难中，艰辛筹备两月，完成印厂设备，于8月1日改出对开大张，仍本人民立场，推进和平民主。”这些话，不是虚谦之词，而是事实之书。

扩版的第三天，1946年8月3日，《民主报》在头版登了《威武不屈，富贵不移》的社论，痛斥国民党对民盟的威胁打击与利诱分化。接着，又写了：《联合政府如何成立》（8月5日）、《内战决无出路》（s月11日）等社论，义正词严，语铮意切。8月18日，民盟张澜主席在成都主持李、闻追悼大会，甫出会场，即遭特务突然袭击，横加殴辱。同时，大会筹备负责人、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张松涛同志亦遭特务围打，身受重伤。《民主报》在第二天，8月19日发表了《还像不像一个政府？》的社论和《我们要质问政府，究竟还有没有法纪？还要不要法纪》的文章。

1946年秋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已不顾一切，决心大打。我们针锋相对，口诛笔伐。《不要把人民做炮灰》（9月8日）、《战场火炽，谈判无声》（9月21日）、《政府决心要打》（9月20日）、《拿出人民的力量，制止祸国殃民的内战》（9月28日）、《法统与地盘》（12月2日）等文章都是那段时间内在《民主报》上发表的颇得读者好评的社论和专论。这些言论发出在反动派白色恐怖统治中心的重庆，同志们是作了甘冒一切牺牲的准备的，有的同志也确实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我们通过报纸搞民主宣传，也利用报馆搞民主活动。当时，重庆新闻界壁垒分明，一边是以《新华日报》为首，包括《民主报》和《大公报》、《新民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中的一群进步记者；一边是《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以及《新华时报》、《民主日报》这样一些特务报纸中的一伙反动分子。斗争是十分激烈、毫不含糊的。我们这一边，中心在《新华日报》；而更多的场合，是借用《民主报》碰头研究，组织分工。有时，我们举起《新华日报》这面大旗；有时，则由《民主报》出面；有时，有些报道又先通过当时较中立的《大公报》、《新民报》这些渠道，大家配合作战。而且，不断扩大营垒，共同为了一个目标：把要求和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反对专制的信息，更有力地传递给人民，从而为解放战争造了舆论。记得当时《民主报》的经理部、编辑部都是重庆进步新闻记者经常的过从之所。《新华日报》的石西民、田伯萍、邵子南、谢韬、王城；《大公报》的高集、曾敏之、张学孔、刘克林；《新民报》的浦熙修、周亚君、姚江屏、杨钟帕；《国民公报》的温田丰、甘露、李光儒、李忠禄、胡甫珊、冯克熙、胡北淇；《西南日报》的韩劲风、胡甫祥；《商务日报》的梁柯平、张孟恢、王坷琳和成都《工商导报》的龚思雪等同志，都是我们的座中客。

我们不仅在新闻界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签名、声援、抗议、请愿等活动，也在文艺界、戏剧界、出版界开展了不少的工作。由熊佛西、陈白尘同志支持，具体由屈楚、周特生、刘沧浪等同志负责的新中国剧社，郭沫若同志主持，具体由屈楚、刘盛亚、刘川、吉少甫和我负责的群益出版社，由重庆一批进步新闻记者发起组织的文群通讯社，都是当时《民主报》在各个文化领域的同盟军，都为民主革命起到了值得称道的作用，都是那段时期值得回忆的史迹。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疯狂镇压，我们的处境日益困难。反动派把我们和共产党一样视为眼中钉，从打报童、撕报纸到盯梢、监听，无所不用其极。截止发稿日（2008-02-26）重庆“美蒋罪行展览馆”内，就展出有国民党反动派监视《民主报》活动的材料。

在这个展览馆第一部分二室的一个玻璃橱内，陈列有3份“中共代表团电话动态”。

其中一件内容是特二组，原报人，江隆，7月26日（按：指1946年）电情字36号①7月26日下午，《民主报》易德俗打给冯克熙：“冯经理吗？印报的纸没有了，派人送来。”“好，马上送来。”② 3160报（按：3160可能为特务编号）《民主报》（按：指《民主报》印刷厂）打给冯克熙：“白报纸没有了，怎么办？”“上清寺买一下，没有，就暂时用毛边纸，我跟倒想办法。”

另一件“中共代表团电话动态”是“特二组，原报人，江隆，7月29日，电情字41号①下午4时30分，3160报，张明发（按：应为张明泛，《民主报》印刷厂负责人之一）找冯克熙：“钱，请你快送来，截止发稿日（2008-02-26），伙食钱都没有了。”“好，我马上派人送来。”②下午5时40分，《民族报》杨x找《民主报》叶正畏（按：应为叶丁易，《民主报》总编辑、党员）“你会到冯克熙没有？”“下午一点钟会到的。”“他同你谈了些什么？《大公报》副总编辑叶x到重庆来了，想在贵报负责点编译工作，你同冯谈一下。”

第三件也是“中共代表团电话动态”，依然是3160报，日期，编号看不清了。内容是：冯克熙打给300号（按：指当时重庆国府路300号，原为民盟总部，后为《民主报》编辑部）“名单出来没有？”“出来了。”“史大姐的名字要排在前面。”“好。”

在同玻璃橱内，还展出有同类“电话情报”数张，其中有监听周公馆的（按：即曾家岩，周总理办公处），跟踪郭沫若同志在百龄餐厅的。

这几个材料说明：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报》和党“一视同仁”，对《民主报》的监视、监听，甚至纳人了“中共代表团电话动态”的范围之内。从《民主报》的所言所行，也说明它在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是严肃尖锐的面对面斗争。终于随着《新华日报》的被查封，《民主报》也被捣毁。《民主报》主要工作同志一部分被抓进了“渣滓洞集中营”，一部分间道去香港，一部分转人地下，在地下党领导下坚持战斗，迎接解放。

《民主报》存在仅一年，短促的生命，艰苦的历程，民主的号角，正义的呼声；它在民主革命年代所起的作用，是党和人民都看到的。

胡耀邦同志在1980年春节民盟中央茶会上说：“民盟同中国人民、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奋斗了几十年，有一个光荣的传统。”

李维汉同志也说：“民盟有40年的光荣历史，这40年的道路是曲折的，而它的历史是光荣的。”

在民盟的光荣传统和历史中，《民主报》有其一定的位置。

当然，《民主报》的生存和作用，首先是和共产党的始终如一的关怀、扶持不可分的。《民主报》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党对民主革命具体领导的一段历史。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民主报》是诞生在周恩来总理和参加旧政协的中共代表团同志的倡议和赞助之下。后来，又在政治上、经济上、人力上给予大力的帮助，《民主报》总编辑叶丁易同志是党推介来的。我们的言论、编辑方针经常向党汇报，征求意见。在紧跟党的部署这一点上，《民主报》是认真做到了的。总理和代表团离开重庆后，我们和中共四川省委吴玉老、张友渔以及《新华日报》于刚、田伯萍、邵子南等同志继续密切联系；同时，和川东地下党刘国锰、吴宇同、黄可等同志紧密合作，《民主报》的有些社论就是中共代表团、《新华日报》同志帮我们写的。后来重庆的前《新华日报》采访部负责人之一的田伯萍同志在写《新华日报》史料时，还和我谈起这件事。他从《新华日报》的角度说：“《新华日报》不是孤军作战，有友军配合，《民主报》就是主要的一支。而从《民主报》角度看，我们所起的一点一滴作用，都是和党的领导、关怀分不开。在那些艰险，也是火热的日子，党在政治上给我们指引，工作上给我们启迪，生活上给我们照顾。《新华日报》内的许多集会，从听报告到扭秧歌，我们都是参加了的。在《民主报》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张友渔、于刚同志不止一次找我去问，要不要党资助？我说：‘党也需钱，我们怎么能向党伸手？纵有困难，自己克服。’后来，吴春选同志告诉我，在《民主报》最后阶段，经费实在无法，仍在吴玉章、张友渔同志处拿了几笔钱，是他和邓初老一道去拿的。”

民盟的许多同志，从张澜主席开始，沈衡老、邓初老、史大姐、李公朴、周新民、梁漱溟、鲜特生、潘大逮等同志都为报纸的开创筹划和坚持，费了许多心血。罗隆基是报社第一任社长。他去南京后，由鲜特老接任。经理，最初是罗子为，以后是我和周特生，最后是吴春选。总编辑，首任马哲民，后来是叶丁易；丁易去解放区后，我推介吴汉家同志负责。他在成都搞《工商导报》分不了身，编辑部的担子就落在唐弘仁、舒军、李康、张真民、阳明、魏宇平等几位同志身上。当时，民盟重庆市支部赵一明、汤逊安、李正清、杨复全等同志都直接、间接参加了《民主报》不少活动，做了不少工作。

谈《民主报》不能不谈一下“中国青年民主社”，因为，青民社的人相当部分参与了《民主报》工作，而且担负了一些主要责任。青民社，是一个在党的领导下活动在民主革命时代的进步青年组织。抗战结束，各民主党派总部相继东下，南方局青委负责人刘光、朱语今、张黎群、周力行等同志先后向青民社同志谈起，由于这个组织的当地人多，知识分子多，又在文教、工商各方面有一定关系和影响，希望抽出一些人参加民主党派工作，接替几个总部东迁后留下的任务，青民社本身组织仍旧保留。这样，青民社决定派一些同志参加民盟，一些同志参加民建。民盟总部东迁后改选的民盟重庆市支部中，赵一明、吴春选和我都担任委员并分别兼管组织、秘书、宣传。在罗隆基、罗子为离渝后，《民主报》需人负责，也是在同周力行、徐淡芦和地下党刘国鋕、黄可等同志的研究下，经民盟总部同意，由胡克林出任《民主报》秘书长，实际上代行社长职务，我任经理，周特生任副经理，魏宇平任资料室主任，谢继明任发行主任，杜皋翰任广告主任。我后来专搞民盟宣传，经理改由吴春选担任，胡克林则负责到《民主报》的最后时间。《民主报》的大部分经费是他通过张表老、邓初老的一些关系向刘文辉、龙云、胡子昂先生等处募集而来，青民社里有民盟、民建的同志，也有党的同志。川东和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刘兆丰和廖伯康、刘国鋕、黄可、吴宇同等同志都是青民社的领导成员。青民社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民主党派，接办和创办《民主报》、新中国剧社、群益出版社、文群通讯社、适存高商校、民建中学，在民主革命中起过一定作用。解放后，鉴于历史任务已了，仿救国会前例，宣告解散。解散会上，刘兆丰同志曾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出席讲话，对青民社的历史作用作了应有的肯定和评价。

除了上面提到的党的、民盟的、青民社的一些同志外，还有不少盟内、盟外的同志曾为《民主报》尽过心，出过力。如：朱蕴山、施复亮、陈铭枢、胡子昂、徐崇林、刘昆水。甘祠森、陈新桂、谢公望、吴汉家、张松涛、屈楚、刘盛亚、汪子美、鲜恒、胡作霖、程谦谋、赵友农、王鸿贤、胡夏畦、胡正莺、丁荣灿……对在那个严峻、险恶的时刻同战斗、共命运的同志，和给过我们以支持的朋友，《民主报》人都不会忘记。

不能强调个人在《民主报》中的作用，但直接、间接参加和支持过《民主报》工作的每个同志，都确是这个事业的不同程度的构造者，《民主报》的历史应该联系着他们的辛劳，特别是其中一些同志已为革命壮烈捐躯，如刘国？、胡作霖、程谦谋；另一些先后永别我们而去，如：邓初老、鲜特老、叶丁易、吴子良；还有一些同志在1957年和以后的折腾中委曲而死，如舒军、李康、刘盛亚。尚存的我们，能不在追忆《民主报》这段往事的时候，满怀对他们的哀思和感激吗？

长时期来的“左”的错误影响，在我们国家造成了全局性的灾难。十年浩劫，更是登峰造极，恶浪汹汹，黑白倒置，统一战线被说为投降主义，民主党派都成了牛鬼蛇神。为了交待《民主报》的“反动历史”，我不止一次地受过刑讯。“四人帮”粉碎了，噩梦过去了；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更在路线上和“左”的错误完全决裂。拨开迷雾—历史有幸开始一段新的进程，在这样庄严的时刻，正本清源，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过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成了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毕竟，人民都是一定时期的历史的见证者。

几十年弹指过去。堪告慰的，是当年大家用血来追求的理想，在经过不少曲折之后，终于逐渐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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