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绪宝

物理教育家

丁绪宝，物理教育家。专长于实验物理教育。毕生努力于因陋就简地创制物理仪器和教学器具。为推广和普及大、中学校物理实验、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做出了积极贡献。

人物生平

丁绪宝，1894年生于安徽省阜阳县城，有兄弟姐妹6人。祖父曾以教书为业。父亲在衙门以文牍抄写的微薄收入养家?口。母亲以发豆芽、磨面粉，补贴家用。在读了几年私塾后，13岁（1906年）的丁绪宝随兄丁绪贤赴南京入小学，一年半后转入中等商业学堂。16岁时又上南京高等学堂（相当于高中）。

从阜阳到南京，见闻随之增长。革命党人的报纸《神州日报》、《时报》在南京秘密发行，反清思想在学校中传播。他不仅爱读这些报纸，而且节衣缩食购买《民呼报》、《民立报》等报刊。年轻的丁绪宝深受革命浪潮的冲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一天，他在校园中愤然剪去长辫，成为学校中第一个“叛逆少年”。当1911年武昌起义震动全国之时，年方17岁的丁绪宝毅然投笔从戎，应募加入了革命军。他在军队里上书都督，要求军人习武，而不单只是练习徒手操。由于战事严峻，不久汉阳失守，革命军溃散，丁绪宝含泪步行回故里。

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灭亡。丁绪宝继续求学。1912年秋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3年进理科物理学门，1916年毕业。他和孙国封等人是中国历史上首届大学物理学本科毕业生。这4年的大学岁月，正值袁世凯称帝、国难深重的时候。丁绪宝目睹穷人分抢饭店的泔水，国势衰微，民众贫弱，给了他巨大的刺激。反复辟与继续革命的潮流在校园内也反应强烈，各种思潮在师生中传播。丁绪宝偷偷地阅读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粹言》，曾寄望于社会主义。但科学救国的思想激励他出国留学、报效祖国。北京大学毕业后一年多，他曾应聘赴奉天（辽宁）省立中学教化学，又在其母校任物理学助教。1918年夏，他终于获得机会，通过教育部留美学生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

1922年丁绪宝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然后又继续半工半读，先在克拉克大学研究声学一年，后在哈佛大学研究物理学，直到1925年夏回国。他在美国7年间，正是中国人国难与国耻交加、国际声望极端低落的年代。虽在美国学习条件甚好，又能与许多物理大师交流，但这位赤子的拳拳之心却一时也没离开祖国。

1920年，中国遭受特大水灾。留美学生总会发起募捐运动，丁绪宝任会计。中国留学生缩衣节食将捐款火速汇寄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当时腐败透顶的权势们，将这笔救灾款贪污。直到两年后，留学生得悉此事，无不愤然。作为会计的丁绪宝，内心更加痛苦。他曾希望通过控诉会、发传单，敦促国内权势追回捐款，惩办贪污犯。这件事不仅给丁绪宝以极大教育，也白白地耗费他不少精力。

在康乃尔大学的一次中国留学生的夏令会上，曾任中国政府顾问的瓦特耳说：“中国人贪污成性，不能治理中国，最好由美国将军代管若干年才能治好。丁绪宝当即起立反驳。他要求以国语发音，又被大会执行主席制止。在座的一些留学生还不以丁绪宝为然。类似的侮华言论，使丁绪宝无法忍受，更伤心自己同胞中某些人的无动于衷。留学的自然环境与政情背景反差太大，致使丁绪宝认为，与其在国外受欺凌地学习，不如回国培养几个好青年学生。

1925年，应东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孙国封之请，丁绪宝动身回国，任物理系教授。当时，张学良一心要把东北大学办成国内第一流大学，因此经费比较充裕；孙国封也为办好这个大学雄心勃勃。加之，兼任校长的奉天省省长王永江能尊重教师，提供优厚待遇和生活条件，于是，丁绪宝一心投入教学，主讲普通物理学、力学、电学、热学等课程。1926年，又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聘为东北大学讲座教授。这是他第一次感到踌躇满志、才智发挥的时候。

然而，几年之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侵略打破了丁绪宝专心教学的梦。1931年爆发了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9月20日，丁绪宝携同家眷逃出沈阳，随难民车进入北京。

鉴于国土沦丧，东北大学暂时不能开课，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下，丁绪宝于1932年1月再度赴美，到罗切斯特应用光学研究院进修光学设计，以便学习制造望远镜、显微镜和军用光学仪器，既可装备物理实验室，又可以为抗击日本侵略军服务。在美国一年又九个月，他日夜攻读，收集有关文献资料，甚至借阅并抄录导师的有关讲稿，照相复制了大量的有关光学设备和物理馆资料。1933年11月，他满载书籍资料归国。

丁绪宝不仅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也是一个实干家。一旦有了某种想法，他会始终如一付之行动。在美国，为了教学和抗击日军的需要，他和何增禄、吴学周、袁翰青、郑衍芬、周同庆、刘云浦等人筹建“中国铁社”，准备将工资的1/3到1/2捐助并鼓励军工留学生，寄希望于他们学好本领、卫国保家。但后来“中国铁社”因故未成立。他和何增禄又制订了一个“中国科学仪器厂计划书”，希望能立足国内，自行制造仪器，并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和中国科学社在美国的分会、分社联合年会上宣告了他们的计划。

1934年1月丁绪宝回国，历任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校物理教授，实践他的实验物理教学的生涯。

教学内容简介

丁绪宝认为，物理学是实验科学，应以实验为基础，并深刻认识到物理实验在教学中的功用。通过实验可以加深理解物理理论，理论基础和实验手段的结合可以造就一代崭新的物理人才。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他形成了自己的物理教学思想。

当他在早期的北京大学学习时，实验课内容较少，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才第一次系统地做实验。他在芝加哥大学物理实验室，曾遇到一位高工毕业又有几年教龄的日本青年，此人自带车床为实验室制作仪器的情形给丁绪宝留下深刻印象。1932年第二次赴美学习期间，他特地参观了美国许多著名院校的物理馆和实验室；照相复制了哥伦比亚大学物理馆的全部仪器设计资料和图片；多方搜集应用光学仪器的整件及单件的规格图样。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演示物理实验室，室内布置了100个实验，参观者交纳一定实验费用后即可自行动手做任何实验。丁绪宝在此以一周时间将这100个实验全部做完。芝加哥大学博览会的科学馆也令他流连忘返，因为那里也有许多设计巧妙而又精彩的演示实验。这一切，激励着他回国后献身于仪器制作和物理实验工作的决心。

在中央大学，丁绪宝先任一年物理教授，后任物理系主任（1935—1937），主讲普通物理学和光学等课程，并与助教方竑合作编写了《实验光学讲义》。他改进了德国蔡司工厂生产的幻灯机。原机功率小，换片速度慢，而且白昼放映效果差。他在幻灯机上加装卷片机，又自制白昼用屏幕，加上配合使用留声机，效果极佳。还给学生表演他研制成功的粘合物镜的消色差和光干涉。后来，他将这些仪器用作科普宣传，在南京夫子庙表演并讲解科普知识，其热闹与动人情景当可想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公众科学文化活动。1936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物理学年会上，丁绪宝又用他的这套改进的仪器进行表演，其昼用屏幕颇受赏识。

1937年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公立。丁绪宝于当年7月以教育部督学身分协助萨本栋到厦门接收厦门大学。当他完成任务回到南京时，国民政府已开始西迁。他不得不身背行装，拖儿带女，避难于广西桂林。此时正值广西省教育厅征聘中学物理教师，丁绪宝以拨给物理实验设备费用为条件被聘用。在他看来，实验的事业是第一位的，职位的改变是无关紧要的。于是，从1938年2月开始，曾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的丁绪宝便应聘为桂林高中教师。他从此开辟了从事中学物理实验和大班物理教学的新局面。

战争的环境是恶劣的，人民的生活动荡不安。1938年秋冬之际，武汉失守，长沙大火，难民云集桂林。日本侵略军飞机狂轰滥炸。和其他大学一样，桂林中学也被迫停课。住房拥挤，疾病感染，物价上涨，生活无着。往往有学者闻名欧美而不得温饱之事。丁绪宝一家，为了生活和儿女上学，曾经变卖衣物和书籍。届至1943年，夫人患病，儿女失学，生活更为艰难。夫人带病开小饭铺，不图挣钱，只是利用菜汤以改善全家膳食。当时情景，后人实难想象。

起初，桂林中学的工作条件还算“优越”。人事、经费和课题全由丁绪宝自行安排。他聘请了中央大学的助教方竑、东北大学时的学生冯钟泰当助手，还有一些金、木工师傅，在他主持下，开始了中学物理仪器和实验设备的制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桂林中学大班用示教仪器、幻灯教室、二人一组的高中物理实验仪器全部制齐。实验讲义也在丁绪宝指导下由方竑写成并印刷完毕。

丁绪宝指导中学生的物理实验别开生面，趣味盎然。第一个实验要学生利用木工工具制三角板和直尺；第二个实验做杆秤，以最简陋的木棍、铁皮、铁块或螺钉制成准确的中国秤，实践杠杆定律；还有，利用被日本侵略军炸毁的窗玻璃制备小平面镜、玻璃砖，并利用劳作成果实验反射和折射定律。丁绪宝还要求学生将各种光学实验仪器装进一个自制的小木盒中，以便储藏和携带。他指导学生做了许多从未有过的光学实验，引起学生对物理学和物理实验的极大兴趣。

在这个中学里，丁绪宝还创制了水棱镜和光迹仪。自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携带玻璃棱镜进入中国后，棱镜及其色散现象曾成为中国学子感兴趣的知识。在战争年代，要购买棱镜给中学生作实验又谈何容易。难题终于被丁绪宝克服了。以一容器盛满水，将一片玻璃与水平面成θ角插入水中，此时，玻片与水平面间的水形成为一个水棱镜（光劈）。太阳光在适当角度射入水中，经水面的两次折射和镜面的反射，就可以形成彩色光谱并投射到附近墙上。他又用一个六面体玻璃容器，在其内装满水制成水棱镜。当来自容器一侧的物体C的光线以62°角射入容器时，光线在容器内水中会以49°角射向水表面，并在水内部发生全反射，该反射光线在玻璃容器的另一侧也以62°角出射。这时，在出射方向上就可以看见盛水玻璃容器另一侧的物体C。这两个实验真是因陋就简、方法简便、构思巧妙。为此，丁绪宝还写了两篇论文，其一是在1948年才发表于《美国物理学报》的《光学演示用的水棱镜和光迹仪》；其二是1941年发表于《建设研究》杂志的《普通物理教学之方法与设备》。这二文对于他在此期间的工作做了很好的总结。

1939年，广西省政府委托中央研究院留桂林人员筹办桂林科学实验馆，丁绪宝被聘为该馆研究员兼任秘书。在他努力下，该馆开展仿制中小学物理仪器的工作。他在此4年间还磨制了400多个放大镜和十余副立体镜。他还试制了某些化学药品，供抗战、医院之所需。

1943年新成立贵州大学，丁绪宝又被聘为物理系主任，开始创建该校物理实验室。在物价暴涨，经费紧缺的情况下，他从兵工厂借来电动磨玻璃机，自己动手制作实验设备，一年时间已准备就绪多个实验，达到开课的要求。

1944年秋，丁绪宝应浙江大学之聘，任浙江大学物理学教授，负责在永兴分部的普通物理教学。他曾考虑从学生实际出发，改革教材，加强实验，但当时正处战事极端困难的条件，永兴无实验工场，工作进展不大。直到抗战胜利，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情况才略有好转。他在浙江大学迁回杭州的几年期间，制作了一批灵巧而简单的实验小设备。其中有综合演示阿基米德原理和帕斯卡定律的大、中、小型浮沉子，演示光直线行进的针孔成像筒，表演衍射实验的衍射片，以及验阻筷、谐振转针片等等。几年间，他动手做了二三百套简易实验仪器。不仅满足了学生人人动手做实验的要求，也实现他的多年愿望，为浙江大学物理实验室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晚年生活

1948年淮海战役时，丁绪宝与邻居卢鹤绂成为秘密收听解放区广播的收听户。1949年初，他在上海邀集了吴有训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在其内弟家中集会，谈论国事，认定留在大陆跟随共产党走是唯一出路。5月3日杭州解放，他还和年轻人一起，兴致勃勃地练习秧歌舞。他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1950年底，他将4个儿女中的3个送去参军。1951年，他又将平时节衣缩食而积存的6钱黄金、人民币115万元（旧币）全部献给国家。

1951年8月，丁绪宝作为杭州区代表，出席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他携带了一米多高的大浮沉子和大衍射盘，几千件各类实验仪器，自费运到北京会场。在宣读了《关于群众化的物理演示实验》之后，他当场演示并请全体代表和来宾做实验。会后又在北京、青岛、上海向高等学校教师、学生和军委技术干部数千人作讲演并表演实验。他提倡群众化物理实验并身体力行的举动，得到与会学者和领导的高度赞赏，并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鼓励。

1952年院系调整后，丁绪宝先后在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机械系任教授。多少年来，他一直盼望在一些大城市中建立科学技术馆，附设物理演示实验室，为学生和民众提供探讨和了解科学的场所。1956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备科技博物馆，丁绪宝欣然应邀赴京。此时他已过花甲之年。他和北京天文馆馆长陈遵妫教授全心全意为科学普及效力，为办好其中的物理实验室，他走访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和不少中学，以便博采诸校之长。在北京天文馆物理实验室，他不断学习新技术，也向馆内同事和参观者介绍当时新技术、新实验和新方法。1957年以后，科技馆搁浅，他于1959年调任国家科委计量局（后为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光学组教授。1966年76岁时退休。“文化大革命”后，丁绪宝已是80余岁的耄耋之年，他仍想着群众化物理实验，以提高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他准备用退休金去购买仪器，将自己的书房改作实验室，让周围青少年来做实验。他忙于到各大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查阅资料，整理文稿，一直坚持到年过90，双目几近失明为止。

1991年丁绪宝与世长辞。他平凡的一生、伟大的人格，矢志不渝的信念和事业心，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简历

1894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阜阳县。

1912—1916年在北京大学预科、本科学习。

1917—1918年任北京大学理科物理教师。

1918—1925年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克拉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学习，并于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

1925—1926年任东北大学物理系教授。

1926—1931年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和东北大学合聘为物理学讲座教授。

1932—1933年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应用光学研究院进修。

1934—1937年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1938—1940年任广西桂林高中教师兼广西教育厅督学。

1939—1943年任桂林科学实验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