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两利政策

1947-1952年内蒙古自治区的民主改革政策

三不两利政策，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1947至1952年在畜牧业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时实行的政策的简称。具体内容是：“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废除封建特权，改革旧的“苏鲁克”制度；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放牧自由，扶助贫困牧民发展生产。

内容简介

和农业区的土地改革相比，牧业区的民主改革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牧业经济与农业经济不同，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牲畜群内部也有结构要求，畜牧业具有更大的分散性、脆弱性，经不起严重的自然灾害袭击和人为破坏。牧主对牧民的剥削，既有浓厚的封建性又带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色彩。牧主既有剥削行为，也有经营和管理畜牧业的经验；牧民在经济上是被剥削者，在人身上还对牧主有一定的依附关系。这些都是牧业区民主改革必须重视的特点。所以，在牧业区推行民主改革更需谨慎行事，必须从畜牧业生产的特点出发，采取适合牧业区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既要废除封建特权、改革牧业区的生产关系，又要十分注意遵从客观规律、以防生产力遭到破坏。

鉴于此，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明确提出在牧业区的一切工作都必须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都要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牧民的生活为出发点。

1946年8月1日，乌兰夫就内蒙古土地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畜牧区不进行分配土地”，并于8月10日得到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根据牧业区的经济特点，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于1947年10月10日颁布了《内蒙古土地制度改革法令》，规定：“内蒙古畜牧区内实行放牧自由，按照盟旗行政区域的划分，在该区域内的草原、牧场上一切牧人均有放牧自由”。11月，乌兰夫在兴安盟群众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农业区要组织力量，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在游牧区也要消灭封建势力，但在消灭封建势力工作中要有一个准备的时期”。同月，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决定在牧业区进行民主改革并制定了牧业区民主改革的基本政策：承认内蒙古的牧场为蒙古族所公有，废除封建的牧场所有制；废除封建阶级的一切特权，废除奴隶制度；保护牧民群众、保护牧场、放牧自由，在牧民和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地改善牧民的经济生活，发展畜牧业。

在牧业区的民主改革开展之初，由于忽视了畜牧业经济的特点，一些地区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很好地掌握方针政策，而是照搬农业区土地改革的方法，根据农业区土地改革中的“耕者有其田”方针，提出了“牧者有其畜”“彻底消灭封建”“黑黄封建一齐消灭”等一些“左”的口号，根据占有牲畜、财产的数量在牧民中划分了阶级，还出现了错划的现象，部分基本群众被划为牧主、富牧。对牧主的牲畜和其他财产采取了一律没收并平均分配的办法，有些地区在发动对牧主的斗争时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现象。一些地区还将寺庙的牲畜、财产没收充公或平分，毁坏寺庙并且斗争喇嘛。

由于采取了不切实际的“左”的做法，牧业区出现了畜群结构被破坏的问题，还出现了不正常的宰杀、转移、出卖牲畜等问题，很多牧业区的牲畜数量急剧下降，牧业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例如，昭乌达盟1946年全盟牲畜总数为143万头（只），到1948年下降为93万头（只），损失近三分之一；又如在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没收牧主的牲畜分到户后，打破放’苏鲁克’的传统习惯，使很多牲畜无人放养管理，造成牲畜死亡和大量宰杀，使畜牧业减产”。

牧业区民主改革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及其消极影响，引起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高度重视。东北局负责人对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处理问题要慎重、工作要踏实，必须团结蒙古族的大多数，必须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要求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赶快派人去检查牧业区出现的问题。东北局指出，《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可用，但要从内蒙古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斗争形式不能照搬，政策要好好掌握，不慎重可能造成失败。

针对牧业区民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开始着手纠偏。1948年3月，乌兰夫主持召开了由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内蒙古自治政府主要领导人参加的兴安盟地区群众工作团团长会议。会议听取了工作团的汇报，总结了各地发生“左”的偏向的教训，初步确定了稳定形势、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本方针，提出在牧业区不采取农业区土地改革方式，对牧主不斗、对牧主的部分财产不分，以提高牧民劳动所得的方法保障广大贫苦牧民的利益。会后，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政府向各盟发出指示，要求立即撤回部分工作团和工作队，停止斗争牧主、平分牲畜和其他过火行为，使牧业区民主改革中“左”的偏向逐步得到了遏制。

1948年7月，内蒙古干部会议围绕牧业区的民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部分地区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在会上汇报了工作情况，对“左”的偏向进行了检讨。会议通过对牧业经济发展历史和实际特点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民主改革的任务和步骤。乌兰夫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肯定了牧业区民主改革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错误：“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游牧经济的特殊性与游牧区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了一九四八年在游牧区消灭封建的方针，这是错误的，助长了下面工作中’左’的倾向。至于有些游牧区平分牲畜，破坏了牧区经济基础，则更是错误的”。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乌兰夫提出要在农业区、牧业区和半农半牧区采取不同的改革方针和政策。乌兰夫指出，今后牧业区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是：“废除封建特权，适当提高牧工工资，改善放牧制度。在牧民与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发展畜牧业，改善牧民生活。”“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经盟以上政府批准，可以没收其牲畜、财产由政府处理，一般大牧主一律不斗不分。”“实行民主改革，有步骤地建立民主政权，发展游牧区经济。”这是对“三不两利”政策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的表述。

内蒙古干部会议后，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发出指示，要求从事牧业区工作的干部认真调查研究牧业区的阶级状况和经济特点等，切实贯彻“三不两利”政策，制定适合实际情况的具体办法，纠正错误，推动牧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三不两利”作为牧业区民主改革的基本政策，为内蒙古地区牧业区的民主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使牧业区的民主改革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在不断深入的牧业区民主改革实践中，“三不两利”政策也不断发展完善，逐步形成了以“牧场公有、放牧自由”“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政策。“牧场公有、放牧自由”是“三不两利”政策的基本内容，打破了数百年来王公贵族和牧主霸占大面积优良牧场的封建特权，使牧民有了在划定区域内自由放牧的权利，进而使广大牧民群众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压迫和束缚；“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则以一种比较特殊的和缓方式打破了牧业区落后的生产关系，既限制了牧主的封建剥削，又提高了牧工的收入、改善了牧工的生活，同时也适当地照顾了牧主的利益，调动了牧工和牧主双方的生产积极性。

主要影响

在“三不两利”政策指引下，各盟、旗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对旧的牧业生产关系进行了变革，普遍实行了新“苏鲁克”方式。牧主同牧民协商确定畜群经营的劳动报酬、收益分配标准等，地方人民政府进行监督，改变了过去由牧主单方面决定的状况。新“苏鲁克”方式的实行大大减轻了牧主对牧民的剥削，提高了牧民的劳动报酬，也保障了牧主的应得利益，受到了牧业区各阶层的广泛拥护。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封建特权逐步被废除，广大牧民特别是贫苦牧民逐步摆脱了封建剥削压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获得了解放，生活逐步改善，进而迸发出巨大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这就大大解放了被禁锢的社会生产力，使牧业经济得到了显著恢复和发展。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内蒙古地区新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新解放区的牧业区民主改革也都是以“三不两利”政策为遵循逐步推进和完成的。

“三不两利”政策的成功实施，不仅“保证了牧区民主改革的顺利平稳进行，充分调动起了各阶层的积极性，在创建内蒙古自治区和支援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全国其他牧业区开展民主改革提供了重要示范和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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