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札记

《前线》杂志开辟的专栏

“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而开辟的一个专栏。

简介

其“三家村”一词出自苏东坡《用旧韵送鲁元翰知洛州》一诗，其本意为偏僻的小山村，虽是自谦之词，但亦有《汉书.艺文志》所言的“一言可采……不废刍言狂夫之议”。不想文革初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成为“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文革结束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杂文集《三家村札记》。收杂文六十五篇。

栏目由来

1961年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请邓拓开辟一个杂文专栏，邓拓约历史学家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轮流撰稿，合署笔名“吴南星”。栏目定为《三家村札记》。《三家村札记》介绍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等方面的历史知识，以针砭现实生活中的弊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启迪性，对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

主要作者

“三家村札记”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该专栏邀请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三人其时皆为北京政府各机构官员。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文革遭遇

1966年5月“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又称该专栏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他们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被迫对“三家村”进行批判。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浪潮，成为“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

作品评价

这束《三家村札记》，被林彪、“四人帮”诬为毒草，打入十八层地狱，已经十多个年头。今天，它又重新回到人间，显示出它的倔强的生命，决不是几个流氓痞子的谎言咒语能将它绞杀的。

现在，这本书摆在我们面前，每一个有头脑的心地正常的读者都可以看到：这里面无非是三位作者用杂文的形式，介绍了一些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等各方面的经验得失；针砭了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倾向和作风；赞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新事；还介绍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各种知识……这样的书，虽然不是巨火熊焰，却有着智慧的闪光，能帮助读者开扩眼界，增长知识，提高识别事物的能力。一句话，使人变得聪明一些而已。但正因此就触怒了黑暗和愚昧的制造者们，他们动员了自己的一伙，施用栽赃、歪曲、断章取义、指白为黑等手法来围攻这本书，而姚文元则集一切鬼蜮伎俩之大成。只有最卑鄙最无耻的文痞恶棍，才有本事把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生拉硬扯在一起，穿凿附会地给这本书扣上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从围剿《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开始，黑暗就笼罩了整个文坛，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文字狱遍于国中，正直的作家和进步的作品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进了他们张设的网罗。

古人有言：尧舜无权，管不了三户人；桀纣有权，却可以乱天下。林彪、“四人帮”是深得此中三昧的，所以，他们拚命地抓权。他们做梦也喊着：权、权、权，有了权就有一切！围攻《海瑞罢官》和围攻“三家村”，正是这伙野心家整个篡党夺权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听听姚文元是怎么叫喊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部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还要挖出什么“最深的根子”。他们的矛头指向什么人，不是很清楚吗？他们的气焰何等嚣张啊！从此以后，林彪、“四人帮”就展开了全面夺权的疯狂活动，真正大乱了天下，把我们的国家拖到几乎毁灭的边缘。

但是，这些人被野心弄昏了头脑，他们竟不知道权能夺得，也能失掉。要不然，一切专制王朝真可以万世长存，桀纣就用不着“出奔”和“自焚”了；人类社会也永远不会前进了。曾几何时，那些曾在他们制造的黑暗里发出狂笑的鬼蜮们，或者折戟沉沙，或者死有遗臭，或者只落得向隅而泣。这是人民和历史给予他们的应得的“报应”。而被他们打下地狱的《三家村札记》却终于复活，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因为它不仅对当时有益处，对今天有益处，对将来也还有益处，为千千万万读者所需要。

《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都是我所认识和尊敬的。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的功绩是抹煞不了的。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邓拓、吴晗同志早已饮恨死去，剩下廖沫沙同志也受到严重的摧残，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会上，宣布邓拓同志的死耗时我心头感到的伤痛，而林彪、陈伯达和那个“顾问”脸上，却露出了冷酷的狞笑。解放以前，我和沫沙同志曾在重庆、香港等地一起工作过，在十分艰难的生活中，他的虽遭严酷打击而坚韧不拔的精神，谁也不能不感动。前几年，我们被“四人帮”放逐到一个地方，相距咫尺，却无法见面，只能在心里暗祝他身体健康。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有可能活着重逢。令人高兴的，是他刚毅倔强的性格依然如昔。我们相约：要追回被“四人帮”糟踏的光阴，更加勤奋地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当然，这也是对“四人帮”的一种报复。

(原载《作品》1979年第4期)《三家村札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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