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

1911年在上海成立的女子社团组织

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于1911年林宗素在上海发起成立，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为宗旨。民国元年2月，上海妇女为要求中央政府给予女子参政权，集结力量，组成统一团体，由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和湖南长沙女国民会联合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筹备于上海，成立在南京)。

历史背景

上海被辟为商埠后，一部分城乡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接受学校教育，从而孕育了参政的一些条件,但是封建统治者仍然禁止妇女参政。

清末以后,上海先于全国形成了知识妇女和产业女工两大社会群体，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较早地参加了社团、党派或担任政府职务。

上海妇女参加社团、党派起始于清末(1905年前后)，先后参加的有光复会、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等。其中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有千人以上，她们中担任中共的中央、市、区、县各级领导职务有据可查的有72人。这类参政活动对辛亥革命、抗日救亡、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和妇女解放运动都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秋瑾、尹锐志、尹维俊、唐群英、向警予、杨之华、宋庆龄、史良、何香凝、邓颖超、蔡畅、帅孟奇等人，都因她们在上海和其他地区参政中的杰出表现，成为全国乃至国际有影响的妇女代表人物。

上海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诞生了第一个妇女团体——中国女学会起，到1949年5月解放前的52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建立了130个妇女(含以妇女为主体的)团体。戊戌变法前后的中国女学会、不缠足会等9个妇女团体，以争取、维护女权为主要活动。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子军事团、女子参政同盟会等30个妇女团体，以参加辛亥革命、要求参政、反帝爱国、兴办实业为主要活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到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等33个妇女团体，以投入“五四”反帝爱国斗争、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争取男女平等、慰劳北伐军等为主要活动。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等43个妇女团体，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主要活动。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妇女联谊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等15个妇女团体，以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促进和平民主运动，及迎接上海解放为主要活动。这些团体绝大多数为适应时代需要而建立,时间短,许多已难以查明停止活动的日期。

发展历史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上海各界妇女掀起了要求参政的运动。中国社会党女党员林宗素等人，在上海成立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提出要求临时政府准其会员在国会开会时出席旁听，国会成立后允许妇女团体选举议员等条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林宗素即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全体会员，携带会章到南京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异常欣慰，面允“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林宗素回上海后，将孙中山接见她的情况公诸报端，妇女界很受鼓舞，但却引起社会保守势力的不满和攻击。为此，林宗素发表宣言指出，妇女要求参政是男女平等思想传播和妇女参加革命运动的必然结果，对攻击者的言论加以驳斥，表示要坚持斗争直到妇女获得参政权。

民国元年2月，上海妇女为要求中央政府给予女子参政权，集结力量，组成统一团体，由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和湖南长沙女国民会联合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筹备于上海，成立在南京)。

该会成立大会上，通过十一条政纲：一、实行男女权利均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四、禁止买卖奴婢；五、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指以后自由结婚者)；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事业；九、实行强迫放脚；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该会成立后，即全力投入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首先要求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负责人唐群英等多次上书给孙中山和参议院，要求将女子与男子一律平等明确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当这一正当要求被否决后，唐群英等60余人于3月21日早晨带武器直入参议院，在受到守卫人员阻拦时，双方发生冲突。4月8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发表通电，表示对所有南京参议院颁布的《临时约法》，女界绝不承认。4月10日，又发表《宣言书》，表示要冲决网罗，扫除障碍，争得公民地位。孙中山辞职后，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妇女参政运动的中心随之转去北京，继续要求参政权，但均未获成功。

民国2年11月，女子参政同盟会等妇女参政运动团体被内务部勒令解散，妇女参政运动趋于沉寂。

轶事典故

武昌起义以后,尚在美国的孙中山四处游说,曾公开表示:“中国宣告民主后,中国妇女将得完全选举及被选举权,不特寻常议会可举妇女为议员,即上议院议员及总统等职,妇女均得有被选举权。”

林宗素两次留学日本, 并积极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1905年秋, 黄兴在横滨设立制造炸弹的机关, 林宗素与秋瑾、方君瑛等参加, 她被革命党人誉为“苏菲亚式女杰”。1905年12月16日, 林宗素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 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社会党”, 林宗素成为该党主要成员。不久, 她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 并任会长。

“女子参政同志会”发表《宣言书》, 向社会公开宣布:“共和后人民平等, 女子参予政事要求, 欧美已渐有效, 中国女子何能后人?”她们结社的宗旨是:“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 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 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 鲜明地表达了她们争取妇女参政的志向与热情。她们的活动办法, 最主要的除改良女子教育方法外, 就是“设立参政研究所, 聘请讲师补习政法;加入各种政治集会结社;呈请临时政府要求参政权;联络各国同志共为声援”等。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可算是求得女子参政权的最“速成”的办法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的第五天, 即1912年1月5日, 林宗素即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 来到南京临时大总统府, 访问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当面表达了女子要求参政的愿望。孙中山在当时的革命党与临时政府领导人中, 对男女平权的民主原则表现得最为理解与热情。他向林宗素表示:“男女原应一例平等参政。”林宗素大受鼓舞, 认为女子的参政权已得到孙中山与临时政府的确认, 就将她的访问记录公诸报端。

民国成立之初,林宗素面见孙中山,孙氏许诺“国会成立,女子有完全参政权”。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上书孙中山要求女子参政权,孙中山复书称:“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自共和民国成立,将合全国以一致进行。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不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必至。贵会员等才学优美,并不遽求参政,而谋联合全国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提倡实业,以协助国家进步,愿力宏大,志虑高远,深堪嘉尚。”

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的次日,特地到女子同盟会话别,“屡嘱该会极力振兴女学,以期与男子并驾争雄,共维持中国前途”。

当唐群英与沈佩贞谒见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孙中山只能以“事实上之困难”而婉言相劝。随后,孙中山又在给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复函中进一步说明:“男女平权一事,文极力鼓吹,而且率先实行。试观文到京以来,总统府公宴,皆女客列上位可证也。至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可能挽回,君等专以一、二理事人为难无益也。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未知诸君以为然否?更有一言奉献: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

孙中山的态度有一个从大言炎炎的宣言到谨慎的许诺以至表示爱莫能助的转变过程,这与他的政治地位和处境的变化有着微妙的关系。孙中山虽然公开表示支持与同情的态度,但他也非常清楚地表示了女子程度不够而只可“置为缓图”的思想认识,这与一般反对女子参政的理由是一样的。

当林宗素登报公布与孙中山的谈话时,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致函孙中山,对孙关于女子参政问题因“某女子以一语要求”便“片言许可”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不意孙中山竟回函表示:“前日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而即据以登报,谓如何赞成,此等处亦难于一一纠正。”对此,林宗素特发表谈话,对于孙以“毅然许可并允登报宣布当时问答之语”为“个人闲谈”,表示“不禁骇诧”,责问“该会指宗素为一女子谒见,孙总统亦谓为他人闲谈,将置全体会员公举代表名义于何地乎?”

事实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当时并不认为女子有参政的知识与能力,因而关于参政权问题只能是高悬理想而已。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不仅遭到袁世凯当权时期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否决,其实在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基本上由革命派控制的南京临时参议院也没有通过。

历史评价

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兴起,既是清末女权思潮发展的结果,也是反清革命胜利形势下政权转移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清末女权主义者认为,女子“改革时之尽义务既与男子等,他日之权利亦必与男子平”。武昌起义后,一些先进女性或组织女子北伐队,直接参加革命战争;或组织女子医疗队,参与战场救护工作;或组织女子后援会,为革命军队募捐筹饷,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辛亥前后参加各种革命活动的妇女,有姓名可查者约380多人,其中有54人参加了同盟会。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她们提出了女子参政权的要求。1911年底,革命战争方酣,原同盟会会员、中国社会党女性党员林宗素即发起成立第一个女子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志会,宣称该会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为宗旨。1912年1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林宗素便以女子参政同志会代表的身份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据说孙氏向林许诺“国会成立,女子有完全参政权”。消息公布,要求参政权的妇女深受鼓舞,纷纷成立女子参政团体。例如,吴木兰组织女子同盟会,沈佩贞组织男女平权维持会,张昭汉(默君)与伍廷芳夫人联合发起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上海女界组织中华女子竞进会,浙江女界组织女子策进社,湖南女界成立女国民会,广东女界组织女权研究社,等等。这些团体,多以争取女子参政权为首要目标。在此基础上,女界先进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等人拟联络全国女界,由各省女界公举代表到南京组织统一机关女界参政同盟会,向参议院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出请愿书,“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由此掀起了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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