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征之国

明朝初年的外交和朝贡体系下的重要政策

不征之国，是明朝初年明太祖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不以武力而以“德”怀柔万国，近则确定15个不征之国，远则继续发展与亚、非等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这一基本原则，为有明一代所遵守。

历史背景

明代中国是东亚大国，明初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走势和郑和七下印度洋形成的国际秩序，从明太祖的外交诏令中可以看到，“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理念体现得非常普遍。一般来说，征服和扩张是帝国的特质，发展到明代初年，以明太祖的“不征”国策为标志，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

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在奉天门召集臣僚，郑重地阐述过他的外交和国际秩序理念。他首先举出海外国家有为患于中国的，中国不可以不征讨；但不为患中国的，中国则不可轻易兴兵，引用古人的话说：“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接着他列举了隋炀帝征讨的例子，说出了他的对外关系理念：“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评价隋炀帝妄自兴师征伐失败的结果，是“载诸史册，为后世讥”。这是明太祖首次全面论述王朝的对外政策，充分反映出其个人的现实主义思想，实际上否定了帝国对外扩张倾向，在总结前朝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基点明确放在保境安民上。

洪武二十三年，海外诸蕃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诸国凡十：曰马八儿，曰须门那，曰僧急里，曰南无力，曰马兰丹，曰那旺，曰丁呵儿，曰来来，曰急兰亦曈，曰苏木都剌，皆遣使贡方物。

洪武二十九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时方议征爪哇，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与史弼、高兴并为平章。诏军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谕之曰：“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汝等留彼，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徕之。彼若纳款，皆汝等之力也。”军次占城，先遣郝成、刘渊谕降南巫里、速木都剌、不鲁不都、八剌剌诸小国。

洪武三十年，攻葛郎国，降其主合只葛当。又遣郑珪招谕木来由诸小国，皆遣其子弟来降。

发展过程

朝鲜归附

元朝当时几乎在东亚、东南亚都有属国，对于这样的庞大势力常人早就臣服投降了。

高丽归服明朝后不久，朱元璋对来明的高丽使臣张子温等说：“昔日荒淫无度君王如隋炀帝者，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话他。我心里最嫌。把我这说的话带给你们的国王，让他明白。”后来他又谈到，“曩者中国历代，数曾统驭，然兴彼当时之人，皆有始有终，得失载于方册，朕所见焉。所以前者命绝往来，使自为声教，以妥三韩。”至于如何处理好与高丽的关系，朱元璋同样吸取了以往的历史经验。他认为，“若汉、唐之夷彼，隋君之伐东，在朕之今日，非诈侮于我，安敢违上帝而劳扰生民者乎?”因此他想仿效上古之君“自甸侯绥服之外不治，令土人主之”，自己“虽不才”，但能察“圣人之心”，欲体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不劳夷民。关于这点，朱元璋在后来与高丽的实际交往中，确实也履行了。洪武十九年（辛禑王十三年）五月，朱元璋与高丽使者说到：

可见，朱元璋从以往经验中得到启发，不想直接介入高丽内部事务，而想“丽人治丽”，最终两国关系稳定，百姓相安。

然而，在这问题上尽管朱元璋显示出极大的善意，也没能让高丽完全断绝与北元的关系，一心一意地归服明朝。这是朱元璋所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高丽杀明使、刺探军情等一系列做法让朱元璋极为愤怒。在给高丽的国书中，朱元璋明确表达了他的想法：

朱元璋在与高丽的交往中自己得出了历代君王征伐高丽（朝鲜半岛）的原因，他认为是高丽君臣不怀思，广诈交而构祸，一切皆为高丽之自取，而不是中国帝王好吞土地。这显然只是朱元璋从自己的角度来说的，但也确实反映了他“善意”得不到回报时的气愤与归服高丽的决心。同时，朱元璋还总结了以往汉唐征高丽失败的原因，并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十分自信，目的是想告诉高丽国王：并非明朝没有力量攻打高丽，只是他不想这样做而劳扰生民。为了强调这点，朱元璋还曾对高丽国王说：

朱元璋向高丽国王提征云南之事，是想说明征伐之事既无益于中国，也有损于对方，他本身并不愿意兴师征讨，只要高丽依守本分，至诚事大，则两国相安。

面对形势的变化，高丽也不得不断绝了与北元的关系，重新恢复与明朝的友好关系。

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告诫其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其后又在他颁列的十五不征之国中，把高丽放在最先。

日本臣服

元朝初期，忽必烈曾经发兵征伐日本，导致日本念念不忘，于是终元之世，日本不与中国同好。“祖训、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就派使臣持国书去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意思是宣告：元朝已经灭亡，现是大明王朝，海外诸国赶紧奉大明为“正朔”来朝贡。高丽、安南、占城三国都很顺从，立刻遣使赴明称臣朝贺，惟独日本没有任何反应。令朱元璋更为恼火的是，不但日本人不来朝称臣，而且“乘中国未定，日本率以零服寇掠沿海”。同时，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明珍等残部多逃亡海上，占据岛屿，勾引倭寇出没海上掳掠财货，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地，无岁不受其害”。面对倭寇的骚扰，明朝的海防政策的基础是1372年发布的禁止海上贸易的命令。皇帝之所以实行这种种政策，是因为他害怕他的臣民会勾结中国以外的人民来向他的统治挑战。他相信，室利佛逝国曾派遣间谍来到中国，所以就把它在朝贡名单中勾销。这种禁令由市舶司所实施的管制办法来加以贯彻。

朱元璋又说道：“朕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历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灵，诸将用命，收海内之群雄，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尝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即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既而，西域诸种番王各献良马来朝，俯伏听命;北夷远遁沙漠，将及万里，特遣征虏大将军率马步八十万出塞，追获歼厥渠魁，大统已定。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

最终确立

朱元璋虽然一生以军事和政治作为自己的“主业”。但他似乎特别谨慎用兵。洪武二十年十月。在与诸将论及兵政时，朱元璋这般说道：“国家用兵，犹如医生用药。开了大堆的药，目的是要治病，不能没什么病就吃吃药，那可要吃坏的!治国也如此，国家不太平，用兵来勘定祸乱。等天下太平了，只需整修甲兵．操练士卒，备作国防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应该要知道：用兵能消除祸乱，但也能招致祸乱，倘若恃富逞强，好大喜功，惹是生非，就会结怨挑衅，这不恰恰招惹了祸乱!正如医生乱开瞑眩之药，强迫无病之人服用，虽然不至于造成身体残疾或送命，但足以大伤元气!所以为国当政者应该常讲军事，但千万不能穷兵黩武!”（《明太祖实录》卷186）

一生讲究“洪武”、“尚武”的朱元璋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到的顿悟。他在南京明皇宫奉天门给各部大臣做了这番告谕：“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指漠北蒙古），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明太祖实录》）

洪武晚年，老朱皇帝生怕子孙后代狂妄、轻浮、率意用兵，从而招惹祸害，特地将自己的谨慎对外用兵之国策写入了《皇明祖训》之中：“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皇明祖训·祖训首章》）接着朱元璋开列了15个亚洲邻国为大明的“不征之国”。即规定子孙后代不得无故去侵犯。

涉及国家

这15个国家是：朝鲜国（今朝鲜和韩国）、日本国（日本）、大琉球国（今冲绳地区）、小琉球国、安南国（今越南北部）、真腊国（今柬埔寨）、暹罗国（今泰国）、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后被安南灭国）、苏门答剌（今苏门答腊岛八昔）、西洋国（今科罗曼德尔海岸）、爪洼国（今爪哇岛）、湓亨国（今马来半岛）、白花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三弗齐国（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渤泥国（文莱）。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在明朝人认为的东洋范围，即当下的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除了西洋国在今天的南亚）。明太祖当时把这些国家都作为要与之交往、但是不可出兵征伐的“不征之国”。由此奠定了和平外交的基调。

史书记载

高皇帝在处理藩属关系上，有很强的华夷区隔的观念。洪武十四年版的《祖训录》说：

可见他认为这些地方不仅人口构成上就是“夷国”，且地理偏僻，不能给“中国”带来实利，他打你之后你可以反击，但不可主动攻打。洪武二十八年版的《皇明祖训》也延续了这一点，更具体地规定了15个“不征之国”。这种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褒华贬夷思想在汉官与汉化官员思想也可以看见。《元史·列传》：“三屿国，近琉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选人招诱之。平章政事伯颜等言：“臣等与识者议，此国之民不及二百户，时有至泉州为商贾者。去年入琉求，军船过其国，国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无它志也。乞不遣使。”帝从之。”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对明代华夷基调：一要奉行不直属，二则厉行海禁。奉行和平外交是华夏天朝传统的“怀柔远人”之道的延续，也是对蒙元统治者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否定。

社会评价

从实践上看，确实终明太祖一朝30年，从未发兵征伐外国，说明明太祖时奠定的明朝与周边国家以及海外国家的和平外交基调，无论在理念还是在现实上，都是能够成立的。即使是与日本的不和谐，明朝也绝没有主动征伐之举。在明太祖之后，除了永乐年间曾征安南是个例外，在其它时期明朝都与上述国家维持着和平关系。

进一步说，明初“不征”外交模式的出现，成为古代中外关系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拐点。重要的是，表明了蒙元王朝崩溃后明朝人致力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明初外交“不征”的基础之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互动关系与秩序。

“锐意通四夷”，明代实际上起了一种区域整合作用，把东北亚、东南亚乃至东非、欧洲等地连成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

不征之国是一种正常的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和贸易网络的形成，对这个区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区域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更推动了多元文明的交流全面走向繁盛。

重要影响

明初自洪武年间全方位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永乐、宣德年间，国际交往在空间上有一个极大的拓展，这就是郑和七下印度洋。经过明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王朝日益强盛，永乐帝（1403-1424年在位）积极推行了一种“锐意通四夷”的外交政策，宣称“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

永乐三年（1405年）颁发诏书，永乐帝派遣郑和下西洋，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向海外，成就了史无前例的海上交往壮举。他在位期间，除了派遣郑和六下西洋，还筹划派遣大量使团出使海外，开辟海道，招徕海外各国来华交往。

周边国家的朝贡，一方面满足了朱元璋“万国来朝 ”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保持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畅通。但后期，因为防范倭寇，朱元璋实行了的海禁政策，主要是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朝贡等政治活动除外）。海上丝绸之路受阻，对沿海民众的生计以及明朝的经济影响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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