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唐代白居易诗作

《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一首七律。这首诗首联写人生不同时段的感受；颔联、颈联明写“醉听清吟”对饮的乐趣，暗含对政治上遭冷遇的不满；尾联紧扣题意，作者把眼前的聚会引向未来，把友情和诗意推向高峰。尾句的“一醉一陶然”，既表达了作者对挚友的深情厚谊，又表现出作者在现实面前的哀伤和愁苦。全诗言简意赅，语淡情深。

作品原文

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1

少时犹不忧生计2，老后谁能惜酒钱？

共把十千沽一斗3，相看七十欠三年4。

闲征雅令穷经史5，醉听清吟胜管弦6。

更待菊黄家酝熟7，共君一醉一陶然8。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白话译文

少年时尚不知为生计而忧虑，到老来谁还痛惜这几个酒钱？

你我争拿十千钱买一斗好酒，醉眼相看都已七十只差三年。

闲来征求酒令穷搜经书史籍，酒醉聆听吟咏胜过领略管弦。

待到菊花黄时自家的酒酿熟，我再与你一醉方休共乐陶然。

创作背景

作者白居易晚年和刘禹锡交往甚密，唱和齐名，世称“刘白”。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白居易和刘禹锡同在洛阳，刘任太子宾客分司，白任太子少傅，都是闲职。政治上共遭冷遇，使两位挚友更为心心相印。他们都阅尽了人世沧桑，饱经了政治忧患，在宦海中浮沉了几十年。如今年近古稀，相对痛饮，从老后的失意寂寞，联想到少时的“不忧生计”，不禁感慨万端。二人相约饮酒时白居易便创作了此诗。

作品鉴赏

整体赏析

此诗题中“闲饮”二字透露出诗人寂寞而又闲愁难遣的心境。

前两联，字面上是抒写诗友聚会时的兴奋，沽酒时的豪爽和闲饮时的欢乐，骨子里却包涵着极为凄凉沉痛的感情。从“少时”到“老后”，是诗人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不忧生计”与不“惜酒钱”，既是题中“沽酒”二字应有之义，又有政治抱负与身世之感隐含其中。“少时”二字体现出诗人少不更事时的稚气与“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豪气。“老后”却使读者联想到诗人那种阅尽世情冷暖、饱经政治沧桑而身心交瘁的暮气了。诗人回首平生，难免有“早岁那知世事艰”的感慨。“共把”一联承上启下，亦忧亦喜，写神情极妙。“十千沽一斗”是倾注豪情的夸张，一个“共”字体现出两位老友争相解囊、同沽美酒时真挚热烈的情景，也暗示两人有相同的处境，同病相怜，同样想以酒解闷。“相看”二字进而再现出坐定之后彼此端详的亲切动人场面。他们两人都生于同一年，已经快六十六岁，按虚岁来算快六十七岁了，亦即“七十欠三年”。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两张皱纹满面的老脸，面面相觑，彼此都感慨万千。朋友的衰颜老态，也就是他们自己的一面镜子，怜惜对方也就是怜惜他们自己。在这无言的凝视和含泪的微笑之中，包含着多少宦海浮沉、饱经忧患的复杂感情。

颈联，具体描写“闲饮”的细节和过程，将题中旨意写足。这里的“闲”是身闲而心未尝闲，借知识的游戏来怡情养性是假，排遣寂寞无聊才是真。虽有高雅芳洁的情怀、匡时救世的志向和满腹经纶的才学，却只能引经据史，行行酒令，虚掷时光，这正是仁人志士的不幸。这里的“醉”，似醉而非真醉；与其说是醉于“十千沽一斗”的美酒，不如说是醉于“胜管弦”的“清吟”，虽然美酒可以醉人，却不能醉心，一般的丝竹可以悦耳动听，却无法像知己的“清吟”那样奏出心灵的乐章，引起感情上的共鸣。这二句，把“闲饮”和内心的烦闷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尾联，诗人把眼前的聚会引向未来，把友情和诗意推向高峰。一个“更”字开拓出“更上一层楼”的意境，使时间延长了，主题扩大和深化了。此番“闲饮”，似乎犹未尽兴，于是二人又相约在重阳佳节时到家里再会饮，那时家酿的菊花酒已经熟了，它比市卖的酒更为醇美，也更能解愁。“共君一醉一陶然”，既表现了挚友间的深情厚谊，又流露出极为深重的哀伤和愁苦。只有在醉乡中才能求得“陶然”之趣，才能超脱于愁苦之外，这本身就是一种痛苦的表现。

这首诗诗题为“闲饮”，表面上抒写解囊沽酒、豪爽痛饮的旷达与闲适，深藏的却是闲而不适、醉而不能忘忧的复杂情感。蕴藏了他们对人生愁苦、世事艰难的深刻感受和体验，表现了这两位有着相同命运的诗人的深厚友情。此诗蕴藉深厚，句外有意，将深情以清语出之，把内心的痛苦忧烦用闲适语道出，加强了抒情效果。全诗言简意富，语淡情深，通篇用赋体却毫不平板呆滞，见出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

名家点评

宋代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其变不一。乐天所谓“闲征雅令穷经史”，韩退之“令征前事为”者，今犹有其遗习也。

清代黄叔灿《唐诗笺注》：诗境自然，不假雕镂，而写来总异凡俗。

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起得突兀老气，挥斥奇警，可比杜公矣。妙在第四句，自外来招之入伴，而融洽成一片，故妙。后半平衍而已，却本色。

作者简介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生于河南新郑，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贞元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初年任杭州刺史，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后官至刑部尚书。在文学上，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其诗语言通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和元稹并称“元白”，和刘禹锡并称“刘白”。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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