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汪菊士论诗

清代何绍基创作的论文

《与汪菊士论诗》是清代何绍基写的一篇论文。

正文

凡学诗者，无不知要有真性情，却不知真性情者，非到做诗时方去打算也。平日明理养气，于孝悌忠信大节，从日用起居及外间应务，平平实实，自家体贴得真性情，时时培护，时时持守，不为外物摇夺。久之，则真性情方才固结到身心上，即一言语，一文字，这个真性情时刻流露出来。然虽时刻流露，以之作诗作文，尚不能就算成家者。以此真性情虽偶然流露，而不能处处发现，因作诗文自有多少法度，多少工夫，方能将真性情搬运到笔墨上。又性情是浑然之物，若到文与诗上头，便要有声情气韵，波澜推荡，方得真性情发现充满，使天下后世见其所作，如见其人，如见其性情。若平日知持养，临提笔时要他有真性情，何尝没得几句惊心动魄的，可知道这性情不是暂时撑支门面的，就是从人借来的，算不得自己真性情岜。

诗是自家做的，便要说自家的话，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话头，都与自己无涉。如说山水，便有高深的闲话；说古迹，便有感慨陈迹的闲话；说朋友，便有投分相思惜别的闲话，尔也用得，我也用得，其实大家用不着。疑者曰：“焉知彼此不同要说这句话？”岂知偶然间同一句两句，是不能无的，然合上下看来，总要各出各意，句同意必不同，才是各人自家的话，断无公共用得的。我常教子弟以不诚无物，若不是自家实心做出来，即入孝出悌，只算应酬。若是实心出来，即作揖问候，亦是自家的实事。试看诚心恭敬的君子，其作揖问候，气象亦与人不同，况语言文字乎！

落笔要面面圆，字字圆。所谓圆者，非专讲格调也，一在理，一在气。理何以圆？文以载道，或大悖于理，或微碍于理，便于理不圆。读书人落笔，谓其悖理碍理，似未必有其事，岂知动笔用心，稍偏即理不圆，稍隔即理不圆，此病作家中尚时时有之，况初学乎？试言其略：如方仕进，向上动辄云归隐；本事未必能应变，动辄见危难而作旁观之太息；居亲丧而吟咏，赋悼亡而过伤。此悖与碍也。悼亡既如此痛，则以不续弦为是。泛泛友朋，即作挚交语，则除此友朋外，更不相与他人为是。以此类推，要理圆是极难了，非平日平心积理，凡事到前铢两斟酌，下笔时又铢两斟酌，安得理无滞碍乎？气何以圆？用笔如铸元精，耿耿贯当中，直起直落可也，旁起旁落可也，千回万折可也，一戛即止可也，气贯其中则圆。如写字用中锋然，一笔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安得不韵，安得不雄浑，安得不淡远？这事切要握笔时提起丹田，高着眼光，盘曲纵送，自运神明，方得此气。当真圆，大难大难。

余尝谓山谷云：“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此说“不俗”两字最精确。“俗”，不是坏字眼，流俗污世，到处相习成风，谓之“俗”。人如此，我亦如此，不能离开一步，谓之“俗”。做人如此，焉能临大节而不夺乎？现在做何事，便尽现在之理，故预先筹画到大节的，往往临时不济；惟素位而行者，利害私见，本不存于中，临大节也只是素位而行，如何可夺。行文之理，与做人一样，不粘皮带肉则洁，不强加粉饰则健，不设心好名则朴，不横使才气则定。要起就起，要住就住，不依傍前人，不将就俗目。有时遇题即有诗则做，有时遇题而无诗则且不做。然道理熟，功夫熟，未有遇题而无诗者。道一本而万殊，遇题无诗，到底是理之万殊者，未看得博、想得穿耳。古诗家、书家能不俗者，都是此法。惟山谷此语说得确，惟余体会山谷此语到文字上见得通透，是否，是否？

昔人云：诗必有为而作，方为不苟。此语不易解。如遇忠孝节烈有关风教者，乐得做一篇，然此等题，作者或百人，佳篇不得三四，除此三四篇外，虽有为而作，仍无关系了。有时小题乘兴、而所见者远大，则不必有为而作，而理足词文，字句之外，大有关系。故大家之集，题目大小杂出，而未有无正经性情道理寄托者，此之谓有为而作，非必尽要在重正大题也。惟冶游之题，必无有关系语，古人亦有存者，偶不经意，非后人所当效也。且诗文先要使子弟看得去，为要做诗方读书，如何来得及，然细心打量，亦无来不及者。人可一日不读书乎！当读者何书？经史而已。六经之义，高大如天，方广如地，潜心玩索，极意考究，性道处固启发性灵，即器数文物，那一件不从大本原出来。考据之学、往往于文笔有妨，因不从道理识见上用心，而徒务钩稽琐碎，索前人瘢垢，用心既隘且刻，则圣贤真意不出，自家灵光亦闭矣。故读经不可不考据，而门径宜自审处。恃孔、贾之符，倚程、朱之势，互相诽薄者，皆无与于圣经者也。子史百家皆以博其识而长其气，但论古人宜宽厚，不宜刻责，非故为仁慈也、养此胸中春气，方能含孕太和。若论史务刻，则读经书难得力.盖圣人用心，未有不从其厚者。知此意则经寞之学可做成一贯矣。积理养气，皆从此为依据。至于作诗，则吾尝谓天下吝啬人、刻薄人、狭隘人、粘滞人俱不会作诗，由先不会读书也。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无佳句则馨逸之致不出；然务求佳句，尚非诗之正路。诗以意为主，韵为辅。句之佳者，乃时至气化，自然流出；若勉强求之，则往往有椎凿痕迹。如草木气茂，开出好花，诚为可观；亦有枝干节叶勃勃有致而不开花者，其劲气秀色，自不可掩也。

今人通籍或成人后，即不肯高声读书，此最是大病。古人之书固以义理为主，然非文章无以发之，非音节无以醒之。即六经之文，童年诵习时，知道什么文字，壮后见道有得，再一吟讽，神理音节之妙，可以涵养性情，振荡血气，心头领会，舌底回甘，有许多消受。至于二史诸子百家集，本是做出底文章，若不高声读之，如何能得其推敲激昂之势？至古人作诗，原为被之管弦，播之乐府，后来乐府与诗家分路，然试取两京、六朝、唐、宋大家诗篇读之，无不音节同足，声情茂美；间有近于木拙者，然细绎低讽之，亦自有朱弦三叹之妙。近代诗家，每一大集中，可以击节高歌者，不得几篇。渔洋、竹垞诗无可读，以有藻色无精意，一读则浅；愚山、荔裳有边幅无雄气，一读则窘；梅村歌行兼学少陵、香山，然杜、白之作，愈唱愈高，而梅村愈唱愈低，徒觉词烦而不杀，以无真理真识真气也。顾亭林诗多可读，经史味深也；高江村诗多可诵，儒雅道在也；然顾、高之诗，罕有人传者，由今人不肯高声渎前人之诗，故黑白不分耳。至于自家作诗，必须高声读之。理不足读不下去，气不盛读不下去，情不真读不下去，词不雅读不下去，起处无用意渎不起来，篇终不混茫渎不了结。真个可读，即可管弦乐府矣，可管弦乐府方是诗：略举一二。要之本朝诗可击节读者极少，仲则、心馀可矣而少馀昧，简斋浅，梦楼陋，覃溪拙，稚存、船山客气。

正经用功，只有闭户之一法。逢人开口谈学问，其学问可知；逢人开口谈诗文，其诗文可知。今人但求人知，不务自家心得，有人夸他是名士，是才子，便宠耀十分，真是可鄙。对客挥亳，动辄累纸，间出奇语，喧然传诵，比如飞蚊一响，岂百年安身立命之地乎。苦吟一宵，难得佳篇，即前人大家集中，罕有百篇杰出者，咄嗟而办，果谁欺耶！况功夫内敛，则愈做愈深。道理静求，则愈挥愈密。世间居积致富者，终年营营筹算，暗布潜谋，唯恐妻子知觉，一旦成就，则买田开市，气象勃然，而此本人仍然朴陋如窭人子，如此方是真致富人。此法甚佳，学者当效之。

地盘最要打得大，如有一块大地，则室屋楼台，听其所为，若先只方丈地，则一亭已无可布置矣。苟且之见，动云学陶、韦，不知陶、韦胸中多少道理，人品多少高冷，而果能陶、韦乎？好高者动云两京，不知两京时所见所闻皆周、秦，家世传衍皆周、秦，其人并不必为诗也，一篇一句，偶然传后，而吾乃以多篇多句者效之，与《法言》文中僭拟圣经何异？即使真肖，亦优孟衣冠耳。做人要做今日当做之人，即做诗要做今日当做之诗，必须书卷议论，山水色相，聚之务多，贯之务通，恢之务广，炼之务重，卓之务特，宽作丈量，坚作筑畚，使此中无所不有，而以大气力包而举之。然未尝无短篇也，尺幅千里矣；未尝无淡旨也，清潭百丈矣。譬如一所大院，正房客屋，幽亭曲榭，林鸟池鱼，茂草荒林，要无所不有，才好才好。

是道理精神都从天地到人身上，此身一日不与天地之气相通，其身必病；此心一日不与天地之气相通，其心独无病乎？病其身则知之，病其心则不知，由私意物欲蒙蔽所致耳。今想不受其蒙蔽，除却明理，更无别说。虽然，亦有二说焉：读书阅事，看到事物之所以然与天地相通，是一境；清明之气，生于寂处，心光一片，自然照澈通明，亦是一境。此二境者，相为表里。离此二境，非静非动时，但提起此心，要它刻刻与天地通尤要。请问谈诗何为谈到这里？曰：此正是谈诗。

圣人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说《三百篇》也。学诗不学《三百篇》可乎？作诗不可以兴观群怨可乎？兴观群怨四字，蕴藉深厚之至矣，犹曰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者，圣人之深于诗也。“不学诗，无以言。”

自《易》、《书》、《礼》，圣人所以教世型后者，无不至矣。所以弥缝缺漏，长善救失，在于无形，而《诗》作焉。故《诗》者，圣人教人尽头方法也。《诗》所不能救，而《春秋》作焉，圣人所大不得已也。圣人务在教人为良民，为贤士臣，《春秋》诛赏，非所愿笔之于书也。千万世来，所以防民情伪者，法无不具，其实惟诗教为多，但人不觉耳。《春秋》经之支流，遂为编年纪事。历代之史，徒冗且杂，有关惩劝者亦仅矣，而诗歌亦因之衰敝，此则圣人所不及料也。学诗者不可不知此意。

诗贵有奇趣，却不是说怪话。正须得至理，理到至处，发以仄径，乃成奇趣。诗贵有闲情，不是懒散。心会不可言传，又意境到那里，不肯使人不知，又不肯使人遽知，故有此闲情。

圣人且说“好古敏以求之”，后人敢说不师古。然试看圣人学古是怎样学的，学一个人罢了，乃合尧、舜、禹、文、周公、老彭、左丘明、郯子、师襄而无不学之，可见圣人学古，直以自己本事贯道三古，看是因，全是创也。后儒去圣人远矣，其学古也，奈何曰与圣人一样。何也？学周公像周公，学老子像老子，无论必无此事，即有之，亦优孟而已。学诗要学古大家，只是借为入手，到得独出手眼时，须当与古人并驱。若生在老杜前，老杜还当学我。此狂论乎？曰：非也。松柏之下，其草不植，小草为大树所掩也，不能与天地气相通也；否则小草与松柏各自有立命处，岂假生气之于松柏乎？记得随园有云：“与其做总督衙门的门上，自然不如典史衙门的官主。”此语却有理，只是小小官主，也不是容易做的。古人诗文集，往往从其子弟门人辑录传世，然如杜、韩、权、陆等巨集，岂能徒靠他人存录乎？盖虽手自存稿而不肯明言，即自命必传，到此时便亦自有蕴藉含蓄之法，所以养文章之福，存羞耻之界也。《三百篇》何尝自著姓名乎？两京、六朝始有最录之集，然零星坠散，亦赖后人收拾。唐人存集，亦不矜矜自鸣，必须传后。白香山自藏诗本于庐山，乃偶然别致事，如羊叔子沉碑之意，只是风雅佳话耳。宋人多自定集，去古远矣。元、明以来，乃有年年订集，每数十百篇即题一集名，势不能不缀辑凑衍充其篇幅，又动辄要人作序，要人题词夸诩。呜呼！廉耻道丧，尚云诗乎！愿与学者共戒之也。

凡事看立志何如，若所志不过眼前名士，当世诗翁，借图声誉，则但取古诗唐诗选本，揣摩几篇，近人诗集，涉猎几部，只要肯做，不怕不翁。若要自走一路，自名一家，或冷淡，或兀傲，或博雅，或风韵秀婉，或山水模写清妙，须自己要学这一路，看这一路，不杂不间，是不容易的。若想做个一代有数的诗人之诗，则砥行积学，兼该众理，任重致远，充扩性情之量，则天地古今相际。而用笔之法，行气之准，如何得厚得重得空得实得精得大。此志最高，能到不能到，自有气数管着；而真立此志者，盖亦不多也。

天天起来题图和韵，诚属无味。然作家又有一种习气，说生平不喜题图，不爱次韵，如此便算高乎？诗人不诗人，全不在此：只是题图，看是什么图，有故实有道理，可借以发摅自己才情见识，才好与它题；若人人想的行乐图，其人不自亮，我又从而文采之，岂不增丑？和韵至坡、谷为极盛，然如和陶诗，许多理趣，山谷和韵，奇致层出，何曾不自见胸次，无庸高论也。

立身应世为学大要，不外一藏字，于诗道尤要尤要。说不尽，写不尽，时时领略此理而已。

凡做一事，必兼做别事，此一事方得好。专做诗，诗不能工也。随时随事都不是诗，都是诗之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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