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一代
经历过上海世博会洗礼的一代
新的一代登台了。全球化、市场化、网络生存、独生子女……多重坐标勾勒出他们的诸多特质。高度竞争的功利社会也许更多地遮蔽了他们的本真。 即便如此，当与大事件相逢时，他们也会爆发出接近崇高、追求人全面发展的渴望和冲动。在上海世博会志愿服务活动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爆发”。 爆发终将归于平静，但肯定也会在他们的血液里留下“基因”，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效果。经历过上海世博会洗礼的一代，已经与众不同，他们被称为“世博一代”。
第一感受
2010年10月16日早晨9点整，当密密麻麻的游客冲进世博园，在世博轴6号安检口边上服务的志愿者徐艺“震惊”
？不可能！你当我们傻啊？”
“你真的是自愿的吗？还是学校要求的？是不是做志愿者能加学分？”“在外国做志愿者都是自带干粮的，你们还发餐券、酸奶、巧克力，这哪叫志愿者？”
志愿者中一些平日的“娇娇女”被骂哭了：“你们把中国馆预约券都留给了外国人，傻瓜、狐狸精……”试运营5天，赵强每天给志愿者开会，开会前总是给他们“12分钟的发泄时间”，让他们尽情地说出委屈，甚至大哭。
对志愿者，人们的称呼也五花八门：“服务员”、“师傅”、“小姐”、“小雷锋”、“绿衣服”、“小白兔”，还有“哎”、“喂喂”。还有人会冷不丁戳一下或者揪一下志愿者，算是打招呼。
正式开园后，“小白菜”这个称谓流传开来。关于这个称谓的诞生，流传这样一个版本。
园区试运营第一天，开园前1小时，中国馆的177名志愿者身穿白绿相间的制服，抓紧时间拍了一张集体照。负责拍照的复旦大学带队老师在镜头一看，惊呼道：“怎么一锅白菜汤？”
“小白菜”称呼从此不胫而走。起初，它还单指外形，试运营后，大家都理解了“小白菜”的另一层含义，在“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民间故事里，“小白菜”是个受尽委屈的角色。
试运营期间，复旦大学钱琲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日志，其中提到：我们，就是那批天天被骂脑残的“90后”；我们，就是那批被说娇生惯养垮掉的一代；我们，就是认认真真服务，还被那些工作人员、安保，甚至游客指着说“老实、傻”的“小白菜”……
“好在这样的情况并没持续多久，正式开园后对志愿者的正面评价就接踵而至。”夏科家介绍说，到开园1个月时，“小白菜”已誉满天下。有人说“志愿者是世博园里活着的展品”，“比《清明上河图》印象更深的是志愿者的笑脸”，“智利的国家形象在地下700米矿井里，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上海世博会的志愿者身上”。
世博局定期对10类工作人员开展公众测评，志愿者的得分每次都遥遥领先，“地位不可动摇”。亲历多次世博会的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感慨，游客与志愿者的接触，已经成为“游客体验上海世博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钱琲再看当初的委屈，恍若隔世。
回应时代诉求
“80后”王雯婧是欧洲片区的长期志愿者，一个深受“小白菜”欢迎的“菜头”。她曾是云南一家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是见了刘德华就尖叫的“追星族”。但见的名人越多、收入越高、名气越大，她觉得“心里越空”。汶川特大地震后，她泪流满面地看着电视上那些活跃着的志愿者，自己也想做点什么。
“当时经济条件和心情都很适合，于是空出了半年时间来当世博志愿者。”王雯婧说。
上海人刘志东理解这种心情。他是当地一个草根社团——“黑蝙蝠”车队的队长。“黑蝙蝠”迷恋一款古董级的三轮摩托车，喜欢戴着墨镜，穿着黑衣黑裤，身上叮当哐啷地挂着金属配饰，在马路上飞驰而过，很酷，很“拉风”。
刘志东说，最初大家是“同类相吸”，一块喝酒、打架、游山玩水，时间一长，一些人不满足于此。5年前的一次旅途中，“黑蝙蝠”资助了一所深山里的小学，“从不流泪”的车友被孩子们感激的眼神所打动，突然发现“帮助别人的感觉这样好”。
他们参与了许多公益项目，在上海世博会期间，“黑蝙蝠”用摩托车接送上海世博会的“小白菜”和物资，因此被人们称为浇灌“小白菜”的“小水滴”、“志愿者的平方”。
此举的代价是车队的分化，一些年轻的成员退出。也有一些人，走了又回来。刘志东对记者说：“你不开垦荒地种粮食，它就会长草。人的思想也是这样。”
相比“黑蝙蝠”，上海白领王诗敏的志愿生活更为平常。和很多20多岁的女孩子一样，王诗敏爱时尚、爱逛街。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爱做手语志愿者。说起自己学手语的经历，她有点儿不好意思：这可真是追时尚的结果。
2006年，正值东方卫视的草根选秀节目“加油！好男儿”热播，聋哑少年宋晓波以一首《感恩的心》打动了无数人。追时尚的王诗敏开始学习这门“语言”。
时间长了，她发现手语可以帮助很多人。一打听，有这样想法的还不少，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便组建了“天使之翼”手语团。这是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大家业余把《阳光总在风雨后》、《祈祷》等励志歌曲编成手语，教给义工和一些团体，让更多的人学习手语。
加入手语团后，王诗敏找到了组织：团队有更广泛的信息渠道，可以找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上海世博会期间，王诗敏的业余活动就是陪聋哑孩子参观世博园。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徐中振担任一个公益创投项目的评委，他常常被那些“求着别人做公益”的年轻人感动：“有的在自闭症孩子中建乐团，有的无偿‘快乐三点半’——为困难家庭接孩子。”
他注意到，近年来，社会的公益活动显著增多，“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个人‘仓廪实而知礼节’，一方面，社会自身也在修复。前些年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过度消解已引起普遍不满，时代呼唤对个体工具主义的超越以及产生新的团结合作机制。”
“上海世博会回应了这个时代呼唤，也在回应这个时代呼唤中相逢了志愿者服务的诉求。”徐中振说。
我付出缘于我愿意
2010年10月16日是诞生纪录的一天。103.27万名游客涌入上海世博园，形成世博史上单日最高客流。上海交通大学的当期志愿者第二天将离岗。
很多人愿意把这一天称作“一生最美好的一天”。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天“约有141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少于园区人数”，“这一天见到的美女比一辈子见到的都多”，还因为“这一天被需要的感觉最强烈”——
每走半米，世博轴的志愿者就要发出10份地图。每3秒钟，交通点的志愿者就要重复一句“请不要拥挤”——嗓子哑了，每人用完了3只“小蜜蜂”对讲机的电池，还被数不清的人头包围。
在中国馆为游客盖章的维吾尔族女大学生米日姑·亚森说，自己每秒钟要盖3个章，像一个机器人。
每批“小白菜”即将离岗的时刻，休息室比平日显得空旷。他们希望时间能更长些，“哪怕多服务一分钟、多服务一名游客”。
有位拍纪录片的导演不解地问“小白菜”：“你为什么要做志愿者？”
一名“小白菜”这样回答：“因为我这几天看到的笑脸、听到的谢谢，比我18岁之前看到的、听到的都多。”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徐菁的一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我不计较在这件事上付出的时间、精力和爱心，我付出的一切缘于‘我愿意’。”
徐中振1998年曾做过一项调查，超过70%%的青年自称是利己主义的。“也许，高度竞争的功利性社会把这一代人的精神追求遮蔽得格外厉害，但即便这样，人的本真追求最终是阻挡不住的。”徐中振说，“这一代人是有终极关怀的，他们等待的，只是与大事件的交汇。”
2005年4月，上海发生民间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事件，让人惊讶的是，事件的主力竟是年轻白领。徐中振开了几个座谈会，发现骨干成员不乏年薪数十万元、衣食无忧的外企高管。“好几个是奥迪车友会的成员。”近些年，从抗议南海撞机到护卫奥运火炬，几乎都是平时看上去庸庸碌碌、斤斤计较、不问天下事的“80后”。
世博志愿行动是最新的一次爆发。“这是我们自己内心驱动的选择。”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朱啸天说，“这次志愿者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微笑。在这样苦和累的状态之下还保持微笑，我相信他们都是发自真心的，因为这样他们能得到一种幸福。”
朱啸天谈到了他当志愿者的初衷：“首先，这是国家非常大的活动，能够参与其中，就是幸运；第二，我本身读新闻专业，以后也将走上媒体的职位。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实习机会，千载难逢；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觉得奉献、付出，自己得到的是快乐、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与‘学雷锋’的利他主义有所区别，在公益的同时也有自益。”徐中振说，这就不难解释“小白菜”的许多“怪异”的举动。
在世博园，岗位差异很大，有的是“黑暗岗”，因为光线暗，常常被人忽视；有的是“沉默岗”，“小白菜”一天说不上一句话；而中国馆的VIP通道岗，每天可以见到很多名人，连战、王力宏、于丹等，距离“小白菜”仅半米。
中国馆志愿者实行轮岗制。钱琲轮了一圈岗，最后说：“我不要B2的休息室，不要VIP接待，我只要属于我的南广场”，因为南广场“被需要的感觉最强烈”。
相比南广场的“阅人无数”，复旦大学的吕爽面对的只是一台咖啡机。最忙时，她一天要在新闻中心煮600杯咖啡。即便如此机械、乏味，她还是深爱自己的岗位，她把刚换上的第三台咖啡机称作与她并肩作战的“新型武器战友”。
“如果说，世博是一部电视剧，我在剧中的角色就是一个小配角，台词就只有一句：‘直走右转’，虽然简单，但对需要的人可是非常重要的。”一名志愿者说。
最后一天服务世博园，沈雨潇把所有的徽章别在志愿者胸带子上，像个将军一样出征。
他以自己的方式结束在“白菜地”的日子。在园区，他装扮成钉子游客，用各种问题“刁难”下一批接班的“小白菜”。
钱琲也患上了“白菜综合征”。她已经习惯对人鞠躬微笑，有一次换掉“白菜服”回到学校后，看见宿舍门口站着一位家长，她条件反射地走过去对他鞠躬微笑说，“您好！先生，请走这边，有座位。”对方愣住的表情，让钱琲意识到她“穿越角色”了。“我们已经爱上这种‘白菜’生活，突然要离开了，心里很舍不得。我们‘小白菜’不是怕苦怕累，只是怕被遗忘。”
在园区，“小白菜”变得格外易感动，游客一个小小感谢的举动都能弄哭她们。南广场上，一位外国游客走到烈日下的一名“小白菜”面前，拿出防晒霜挤在她的手心里，说“SPF60，防晒效果很好”。这名“小白菜”当时就“石化”了，感动得一塌糊涂。
一位女游客很满意志愿者的服务，送给“小白菜”一枚徽章，那是她的祖国巴巴多斯的国徽。国徽上刻着：自豪与勤勉。这位游客指着“小白菜”胸前的志愿者牌子说：这几个字说的就是你们呀。
一名“小白菜”写道：在太阳的照耀下放出大片大片的氧气，我是一棵快乐的白菜。
别给下定义
沈佳敏对课本里雷锋的记忆远不如周立波相声里解构的雷锋形象深刻。周立波嘲笑人们学雷锋，一拨人帮老奶奶从街这头送到那头，下一拨又从那头送到这头，周而复始，老奶奶在“雷锋”的帮助下“永远回不了家”。
在他眼里，运动式的学雷锋是功利的，而真雷锋是纯粹的，“小白菜”就是新时代的“真雷锋”。
“菜农”袁秀雅负责世博园C片区的志愿者管理工作，她认可沈佳敏的看法。世博会184天，她近距离认识了“雷宝一代”的矛盾和复杂。
这些平日里把个人利益算得很清楚的“AA族”，会随身带着药品、电池、零食等供游人应急。有游客病了，平时粗心的小伙子也会细心地让游客先吃点食物，再服药。
袁秀雅还见过很多染着五颜六色头发、扎着小辫子、看起来自由散漫的艺术系男生。但当他们穿上“白菜皮”，一下子就进入了“为人民服务”的角色。
这些讨厌形式主义的大学生，不辞辛劳地做内心喜欢的事情。在校时，他们可能有时会逃课，来到世博园却没有一个逃兵，甚至有的怕影响志愿服务，把手术时间推后。让人惊讶的是，尽管这帮孩子平时非常散漫，可世博期间没有一辆巴士因为志愿者的迟到而延误。
“小白菜”可以容忍游客的不理解，始终保持微笑，却不能容忍工作人员对他们一点点的“不尊重”。他们常问“菜农”：我们到底与工作人员有什么区别，比他们低吗？
这些独生子女可以自费进园服务，却对下一个“小白菜”接班时迟到耿耿于怀。一名男生这样向上级投诉：“我看好表了，3点30分交接班，他们3点31分了还没来。”
“我自己的事要做到最好，不属于我的事情，我一分钟不能等。”有人对袁秀雅说。
他们拥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世博园的徽章，很多是学生自己做的。天热晒黑了，姑娘们别上“求美白”的徽章；男生被孩子们叫叔叔，他们怕显老，就在胸前别上“叫哥哥”的徽章；有的“寂寞岗”，游客少，工作清闲，就别上“求搭讪”、“求调戏”；还有人更“赤裸裸”，不被别人表扬，就自我表扬：戴上“人见人爱”徽章。
徽章甚至成了“硬通货”。复旦大学团委设计的“团团”徽章能换5张预约券，9枚加拿大枫叶徽章，15枚红十字会徽章，99枚泰国徽章……有经济头脑的“小白菜”成了“徽章达人”。一位欧洲人很满意“小白菜”的服务，愿意拿相机甚至300欧元，换一枚志愿者基础章。在网上，有人为它开出的价格是1万元人民币。
在“菜农”看来，他们连解压的方式都那么“90后”。“团团”是复旦大学设计的卡通形象，身子圆，没有手，像是上海人吃的青团。“小白菜”在回校的路上给“团团热线”打电话。“团团，你是美女吗？你的男朋友是圆圆吗？”“团团，你眼睛这么大，戴美瞳了吧？”
休息时，他们会上网“偷菜”，弹吉他，说“打鸡血”、“淡定”、“霸气”、“好雷人”这些他们自己的语言。在黑板上，他们把每天听到的游客提的雷人问题画成“礮”字，一个问题画一笔，最后“礮”最多者胜出。
他们在休息室的墙壁上涂鸦，从屋内到走廊、到楼梯，除了电梯按钮、消防栓，到处都涂满了志愿者的画和文字，那里“人人都是梵高，人人都自由作文”。墙上有做体操减肥的胖海宝——那是上海体育学院的学生画的，也有戴着老账房先生的圆眼镜、手里拨拉着金算盘的海宝——不消说，这是上海财经大学学生留下的财迷海宝。
夕阳下，“雷宝爸爸”沈佳敏突然眼睛发亮，指着徽章上“雷宝”蓝蓝的手腕说：“对啊，为什么我不给雷锋海宝带上手表呢，那不更贴近时代，更潮吗？”
“上海的发展比上海人的发展要快。”一位老外的这句话曾让马春雷很受伤。他说，世博志愿者让上海在“人的现代化，精神现代化”路上，迈出了一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是楼高了，花草多了，最生动的是“人让生活更美好”。
“是人。人！”在一间空旷的会议室，他用力地咬着这几个字眼。
10多公里之外，最后一批“小白菜”上岗的交接仪式，在世博园非洲联合馆褐色的大石头阵前举行。有人说：“等我们老了，社会有很多志愿者，我们被别人服务时，就是对我们今天做‘小白菜’最好的回报。”
沈佳敏摸着他的“雷宝”徽章，眼望黄浦江，悠悠地说：请别给我们这一代人定义！
徐中振没有在厚厚的书稿里定义这代人，他在等待。他说，志愿者精神这次大爆发后，不会消失，而是留在这代青年的血液里，也许我们等候10年，就会看到当时基因发挥的作用，这就是“世博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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