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

中国古代“两税”

古代指唐起开始在夏和秋征收的两次土地税。

唐朝后期

唐朝后期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安史之乱以后，赋税制度非常混乱。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大历十四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即位。宰相杨炎跪在皇帝面前磕着头据理讲道：“赋税财收是国家根本大事，就像是活人的喉咙，天下的治与乱、国家的强与弱都由它决定。”随后提出两税法。

两税法将过去的租庸调和户税、地税及各项杂征合并，统一征收，以户税、地税为基础，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既不分主户客户，也不分定居或行商，所有居民一律在所居之地征纳两税。

其征收原则是“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废除以前的租庸和杂税。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从理论上，这种计资而税的制度，较按人丁平均摊派的旧制度合理得多。对无地少产的民户较为公平。

因此，两税法在课税标准上的变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赋税史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世影响颇大。且纳税时间上规定“各有不便者正之”，体现出灵活性，还特允“其鳏寡孤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

宋至明中叶

宋至明中叶所实行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土地税。宋承唐制，两税按纳税时间分为夏税和秋税。夏税主要有丝、绵、丝织品、大小麦、钱币等，秋税征收稻、粟、豆类、草等。南方和北方农作物品种的不同，也造成了税物品种的不同。在南方，夏税以税钱折纳税物的情况较为普遍，而北方一般没有夏税钱。在纳税前两个月，官府向纳税户分别发放“由子”之类的通知单，上面开列本户的两税额。人户缴纳两税后，官府颁发税钞，上面盖印，以作缴纳的凭证。税钞上的印每个仓库各不相同，只能行用于一次税收，用完即销毁。宋代以平均每亩地纳税一斗，作为天下的通法，但各地一般都依田地的肥瘠，将两税分成若干等级。很多地区分为上、中、下三等，谓之三则法。北宋初，福州无上田，则分为两等﹐中田每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税米八升，下田每亩夏税钱三文七分，秋税米七升四勺。除了个别地区外，每亩田地的两税额并不算重。但是，官府却用各种名义，如沿纳、支移、折变、脚钱（运输费）、加耗（以税物损耗为名的加税）、预借、重催（纳税后重叠催税）、义仓、大斗、大斛、斗面、斛面（纳税时，税粮高出斗面斛面的堆尖部分）、呈样（以官员检查税物样品为名的加税）等等，进行加税，使两税成为很重的负担。官僚、地主又千方百计进行逃税、漏税和抗税，而将两税转嫁给广大农民。宋代还有包揽赋税输纳的“揽户”，他们与官吏相勾结，对纳税者进行中间剥削，更加重了农民的两税负担。

金代

金循宋制，民田征收两税（唯猛安谋克户只征牛头税）。夏税每亩三合，秋税每亩五升，又纳秸一束（十五斤）。缴纳期限，夏税以六、七、八月，秋税以十、十一、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三百里以外展限一月。泰和五年（1205），秋税改以十一月为初限，寒冷地区夏税改以七月为初限。输纳粟麦，每三百里减免百分之五；输秸，自百里至三百里，减免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

元代

元代税粮制度南北不同，江南地区沿用宋制征夏、秋两税（见税粮）。明代全国田赋通行两税制，夏税征米、麦、钱、钞、绢，秋税征米、钱、钞、绢。大抵以米麦为主，丝绢及钞次之。万历时推行一条鞭法，赋税制度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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