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

学术名词

中国考古学，是在中国领土和领海范困内，以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通过实施考古调查、发掘，以及运用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探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及其文化内涵和社会发展脉络的科学。它起源于中国的金石学传统，又受到西方考古学的影响，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与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

定义

中国考古学，是在中国领土和领海范困内，以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通过实施考古调查、发掘，以及运用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探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及其文化内涵和社会发展脉络的科学。

建立背景

中国在北宋以来就形成了对古代遗物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的金石学传统，它对于中国考古学，就象西方古物学对于近代考古学一样,是一个积淀丰厚的历史的基础，也是一个源源不断的知识与智慧的源泉。但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出现，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与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

历史基础

公元前4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朦胧地懂得收藏古物的价值，甚至在当时东周京都洛阳建起了一个类似现代博物馆的“守藏室”。至公元10世纪的宋代，中国金石学研究颇为发达，有志者开始编纂专注出版。例如：北宋元祐七年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既绘有器形图，还记录了每器的尺寸、名闻和出土地点。它比起1842年丹麦青年考古学家沃尔索（worssae）所著的《丹麦早期古物》（The Prime Ual Anfig uifes of Denmark）一书足足早了11个世纪。

此后，又有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欧阳修的《集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等等，不胜枚举。清代一来，分门别类的著作如雨后春笋，除继北宋以来的金石著作外，又增添了钱币、玉器、陶瓷器、碑刻......等等，其中古文字研究成果尤为突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是世界上建立博物馆最早、出版古物研究专著最早、萌发考古思想最早的国家。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这一切努力并不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考古学，至多只能说为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转变

20世纪初期，自北宋以来形成的金石学开始向古器物学发生转变，中国考古学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开始萌芽。促使中国考古学萌芽的因素主要有个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实证史学是以新发现的文字资料结合古代文献记载以研究、证实古代的史实。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西域汉晋简牍的出土等，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1917年王国维同时撞开甲骨学和商史大门，宣告中国实证史学的创立。

第二个方面，是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西方考古学思想传入中国有三种形式。一是中国学者介绍西方考古学。如199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首次介绍西方考古学家进行史前时期研究的情况，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介绍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期。二是西方各种形式的探险家、学者潜入中国西北、东北等地的考察并掠夺珍贵文物。西方探险考察队掠夺大量珍贵文物的行径，引发中国学者的强烈不满与愤慨，激发他们积极吸取西方考古学思想。后来梁启超更是要求其次子梁思永远赴美国学习考古学。三是西方学者或是独立、或是代表中国有关机构在中国内地开展考古工作，使得西方考古学思想在中国得已传播。

第三个方面，是以1919年五四文化运动爆发为标志的追求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学术发展予以极大的推进。其中提倡“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介绍和发展各门科学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鼓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结合实践的科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传播，野外考察的地质学得到快速发展，后在历史学中还产生了批判旧史学的古史辩学派，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催发考古学的兴起。

发展历史

起步与形成

1921年，在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的支持下，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和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发掘，以及对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的调查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起步。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组建考古学组，开始进行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初创而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中国研究机构与有关学者开展的考古工作及其收获，最为重要的以下四项：安特生对对以仰韶遗址、罗汉堂遗址、朱家寨遗址等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探索，北京人的发现和北京人遗址的最初大规模的发掘，中国学者主持的探索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来源及其与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进行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国瑞典西北联合考察团在内蒙古、甘肃和新疆地区进行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多学科综合考察时的重大发现。其中，1926年李济和袁复礼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并运用探沟、探方发掘与纵、横、深三点记录出土物的方法。

初步发展期

中国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以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李济主持考古学组开始正规考古发掘殷墟并创办《安阳发掘报告》、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组建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古生物和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为开始的标志。又以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29~1937年，先后成立或组建了众多考古或与考古有关的工作机构与组织，如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国营造学社、山东古迹研究会、河南古迹研究会、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陕西考古会等。取得的重要考古成果包括：安阳殷墟的连续发掘，裴文中负责的周口店遗址发掘工作，城子崖遗址与两城镇遗址的发掘和龙山文化的确立，河南浚县、淇县、汲县、辉县等地的周代考古，宝鸡斗鸡台遗址等关中地区周秦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杭州湾良渚遗址的发掘。

1937~1949年，中国考古学工作重点主要在云南、四川、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重要成果包括：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考古调查和发掘，川康考古调查和发掘、王建墓发掘、甘肃地区史前至隋唐时期的遗址考察与发掘。

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基本队伍形成，探索对象十分清晰，研究方法逐步改进并不断完善，并创办了学科刊物《田野考古报告》（后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和《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专刊，公布研究成果。

全面发展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得到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立了国家文物局，并颁发了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多年的考古发掘；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置考古专业；各省区市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和清理发掘工作。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发掘水平得到提高。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考古工作者对史前时期的半坡、北首岭、庙底沟、屈家岭、北阴阳营等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对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郑州、丰镐等遗址和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及其他重要遗址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首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受到西方考古学家的赞誉。

这期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田野考古专业人才，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又相继设立考古专业，开始招收全日制大学本科生。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三大杂志”的《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刊的。

繁荣发展期

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走向繁荣。1979年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其后一些省区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考古学会及相关的研究会；考古学得到迅速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引进科技手段，开拓了水下考古和航空摄影考古领域；大遗址考古发掘得到加强，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尤多，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西南边疆、北方大漠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对考古学的支持与投入，社会公众对考古学的关注与参与，多学科参与的现代考古发掘研究的深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加强，公众考古的开展，国家级概论编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兴建，尤其是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手段不断丰奋，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正在迎来黄金时代。

田野考古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全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整体规划，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对那些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根据现存的古建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清理大型墓葬时，妥善处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得到较好保存；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矿场、作坊、窑址、工场和沉船、桥梁等。

中国考古工作者积极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过程，为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对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揭示出了一二百万年以来直立人、早期智人至晚期智人在中国境内的进化过程及其生存活动情况；对中国农业起源的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距今1万年以上；理清了广阔地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建立了史前文化的系列和编年框架，提出了区、系类型的考古学理论；随着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史前村落的揭露，对聚落形态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获得重大成果，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关注；在豫西及晋南地区对夏文化进行了连续、深入的探索，找到了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郑州地区发现了二里岗文化遗存，从而确认了早商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和其他重要遗址、墓葬的发掘也获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甲骨、简牍、帛书等文献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重要史料。

学术出发点

中国考古的出发点是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一方面是认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以考古成果来证实中国历史之为信史，祛除中国历史在近代受到的全面怀疑。另一方面是认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博大精深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深刻的文明原理，即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可大可久之道”，从而坚定文化自信。这一自信完全是建立在历史认识基础上的自信，是理性认识尤其是历史理性认识之后的自信。这是一种高度理性的自信，而这一来自历史的自信不同于西方的宗教。中国历史书写所具有的丰富性、完整性与通贯性，与中国考古发现的丰富性，可谓交相辉映。

学术风格

考古学目的是为了认识历史，补历史文献之不足，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问，有其独有的学问方式，其地下考古形成的地下实物的新材料、新证据与历史书写形成的纸上的证据形成了王国维所说的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中国一百年来的地下考古的丰厚经验累积正形成考古学中国学派。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1年提出建立考古学的中国学派的问题，他的弟子俞伟超当时总结考古学中国学派有三个特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区系类型理论；再就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学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它搞清楚。”三个特征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国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指导思想，第二个特征则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自身独有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学派的任务与使命则是中国学派的第三个特征，即搞清楚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代表刊物

《文物》：1950年创办《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更名。

《考古》：1955年创办《考古通讯》，1959年更名。

《考古学报》：1953年由原《中国考古学报》更名。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979年创办《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更名更名为《中国历史文物》，2011年，更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人类学学报》：1982年创办。

《文物春秋》：1989年创办。

《文物季刊》：1989年创办。

《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办。

《北方文物》：1981年创办。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89年创办。

《福建文博》：1979年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