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法

文学术语

元明清的古文领域，如一潭死水，无重大突破。文化上独尊程朱理学，文字狱日益严苛，八股文风盛行。文人们不得不在这样严酷的文化专制下，战战兢兢地挥动手中那支脆弱的笔杆。而时至清中期，桐城派占领文坛几百年，时有“桐城文章甲天下”之美誉。自先秦诸子至唐宋八家，谁都没有在为文时一个明确的理论依据。而桐城派却高举“义法”旗帜，大行其道，为清代文坛注入一股新鲜的气息。而提出做文章所要遵循的“义法”理论第一人乃属桐城鼻祖方苞。

起源

最善于从归有光的创作境界中提炼古文艺术法则的，则以方苞最具理论深度——“义法”。

方苞(1668-1749)字凤九,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望溪先生,清江南安庆桐城县人。方苞早年以文名著称于时,受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获罪后,因“学问天下莫不闻”幸被康熙帝宽宥。后世尊其为桐城派三祖之一。所谓“义法”，在他看来，“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1]。

而“义法”一词也并非方苞首创，最早提出“义法”这一概念的可追溯到《易经》。但“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非命》：“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2]

此处“义法”即标准，可见“义法”本义中就已有规范准则之意。桐城派文人姚永朴在他的《文学研究法》一书的序言中对“义法”一词的渊源作过较为详细的说明：“《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艮六五又曰:‘言有序’。物,即义也；序,即法也。[3]

《书·毕命》曰：‘辞尚体要’。要,即义也；体,即法也。[4]

《礼记·表记》曰：‘情欲信，辞欲巧’。信,即义也;巧,即法也。”[5]

这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义”是指就文学作品的内容而言，“法”是指文学作品谋篇布局的形式和方法。后司马迁又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之哀之获麟。约其文辞，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6]

内涵

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也曾对“道”与“法”进行一番阐释，他说“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7]

他所谓的道是儒家之道，尤其是程朱理学之道。由此看来“义法说”带有浓厚的道学意味，而其思想内核便是程朱理学。 “义法”理论在后代桐城文人中又逐渐发展。最为典型的要属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理论了，他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四者乃“文之精也”，后四者乃“文之粗也”。

抽象的前四者要通过具体的后四者体现和把握。方姚理论仍是一脉相承的，写文章时，切忌假空大，文章结构要有理有据。此外，方苞又倡导文风需“雅洁”。方东树评方苞之文“先生则袭于程朱道学已之后，力求充其知而务固防焉，不放肆，故议论愈密，而措辞矜慎，文气转拘束，不能宏放也。”[9]

方苞文章的雅正，几乎是后世所公认的。他曾这样来阐述“雅洁”：“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10]

由此可以看出，文章要“雅洁”，便不可用语录之语，骈文之语，诗赋之语。而方苞所倡导的“雅洁”文风，不仅要求文章的语言要典雅简洁，而且在文章的内容及结构上也要做到简洁明了。这些在他的经典著作《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中有很好的诠释。由于桐城文人倡导“雅洁”文风，古文醇雅文风在此后作文是甚是流行。对当今文坛也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评价

本文围绕左光斗与史可法的关系，通过京畿视学、狱中训史、史可法治兵三个动人事迹，多侧面地表现了左光斗识才、选才、惜才的崇高品格，刻画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刚毅正直、临危不惧、锄奸救国、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所谓“言有物”，要求文章充实而又饱满。但“雅洁”有要求文章选材不可杂乱语言不可浮华做作。本文选取的都是一些典型事列，每个事例的描述，又都言简意赅。例如“（左公）即解貂覆生，为掩户。”简短八个字就刻画出左公惜才爱才的情态，添不得一字，少不得一字。精妙之处，溢于言表。

本文最精彩的一段叙述要数狱中训史一段。

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吾今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11]

语言简洁明了，读起来朗朗上口，所选事例典型有度，很好的体现左公的英雄形象。并且感人颇深。言辞虽没有引经据典，但流露的情感却一样能打动人心。“义法”理论在人物传记中有很好的运用，在景色描写中同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姚鼐的代表作《登泰山记》中有段对泰山景色的描写“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12]

没有用任何的骈文词句，也没有任何典故，三言两语却勾勒出了泰山日出时的瑰丽景象。不可不为“雅”“洁”。桐城派的文章也很讲究“考据”，即每写的一段话都要有史料来源，要有据可考，不可凭空捏造。在《左忠毅公逸事》一文的最后“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13]很好的证明了文章所述之事的真实性。

提出者

方苞（1668年5月25日——1749年9月29日），字灵皋，一字凤九，晚年号望溪，汉族，安徽桐城人，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清代散文家，是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与姚鼐、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

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为人刚直，好当面斥责人之过错，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挤。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在《史记评语》里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　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等。

全国各地天气预报查询

上海市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

云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