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姓渔户

封建时代终生船居在富春江、新安江、兰江上乃至江山港、常山港、衢江、桐江一带的一个特殊群体

“九姓渔户”，亦称“船上九姓人”、“江山船户”等，是封建时代终生船居在富春江、新安江、兰江上乃至江山港、常山港、衢江、桐江一带的一个特殊群体。据晚清时不确切的资料记载，该群体人数最多时拥有大小船只两千余，人数约八千左右，除陈、钱、林、李、袁、孙、叶、何、许“九姓”之外，尚有江、唐、胡、徐、施、季、潘、鲁、方、张、王、吴等其他一些姓氏，有人猜测可能是“九姓赘婿”。

简史

“九姓渔户”最初以捕鱼、水运为业，由于官府压迫、社会歧视和经济贫困等原因，其中大部分家庭逐渐被迫为娼，人称“江山船妓”，仍操旧业者则被称为“柯鱼佬”。与粤闽“疍户”、浙东“堕民”、金华“小姓”相似，他们艰苦地挣扎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受到不准上岸定居、不准穿长衫和鞋子、不准读书应试、不得与岸上居民通婚等人身限制，甚至连乞丐和“堕民”亦得对他们在岸上的行动任意干涉，因为后者尚以允许居住陆地而自认为比他们还“高贵”一些。在漫长的水际漂泊生涯中，这个境遇悲惨的特殊群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语词、规矩、风俗、禁忌、信仰，流风遗韵，延及近世，有人因此称他们为“水上吉普赛人”

建国后，随着阶级压迫和陋俗偏见的彻底铲除，“九姓渔户”已完全融入了社会大家庭，其独特的风俗文化则成为民俗学界关注与研究的对象。在研究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涌现出不少令人难解的谜团，比如当你试图追溯这一特殊群体的来源时，各种各样的说法会令你有置身于扑朔迷离之中的感觉，很难理清头绪。

南宋遗民说。《建德县志》称，南宋亡国后，一些士大夫因仰慕严陵山水之清丽，遂携族人眷属到此隐居，并以捕鱼为生。他们效法历史上的伯夷、叔齐，不肯舍舟登陆，也不与岸上居民通婚，以此表示不践元土、誓不投降。

内容

徽州土著说

民间传说，“九姓渔户”本为徽州居民。元朝末年朱元璋派徐达率义军进攻徽州，他们却协助官军拼死防守，双方苦战三月，伤亡极大。其后义军靠地道战术，终克徽州。元军或被歼，或逃跑，这些世代居住徽州的民众成了替罪羊，被朱元璋贬为除名于“编户”之外的贱民，世代居住水上，不准上岸。因此缘故，“九姓渔户”也从来不拜祀朱元璋为阵亡将士建筑的“五神庙”。有人认为，不管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如何，“九姓渔户”根在徽州的讲法似有其可信性，根据有二：一，徽州方言有许多语词与严州、桐庐一带的方言相同或类似；二，这两个地方的人，包括“九姓渔户”在内，都有用“炒米茶”招待客人的习俗。

陈友谅部属说

《浙江通志稿》称，“九姓渔户”的祖先是陈友谅的水军统领。明初，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陈友谅被流矢射穿眼额，殁于阵上，其水军将帅及部属被朱元璋贬为贱民，世代舟居，以渔为业。

江山歌伎说

民间传说，明代时，江山富户蓄养歌伎，夸富斗艳。后来此辈破产，生活无着的歌伎只好与父兄们流落水上，借画舫接客，从此沦为贱籍。但有人指出，“江山船伎”与“九姓渔户”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江山船伎”和“九姓船伎”虽然同为江山船上的伎女，但所受待遇不同，县官可以批准江山籍伎女从良，而来自“九姓渔户”的伎女是绝对不许从良的。

桐、严居民说

此说与徽州居民说相似，实际上是从地域角度为“九姓渔户”寻根。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云：“江山船妇曰‘同年嫂’，女曰‘同年妹’，向不解其义，询之舟人，曰：‘凡业此者，皆桐庐、严州人，故名桐严曰同年，字之讹也。”’但也有人指出此说似是而非，盖当地方言“年”与“严”有区别。住在陆上的当地人，即使生活在桐庐、严州交界处，也不互称“桐严(同年)”。还有一说，方言“年”、“验”音同，“同年”应作“同验”，意思是大家同被政府验明身分成了贱民。起初是几个人之间的戏语，后来范围扩大，最后成为全体“九姓”人的日常用语。

亡户舟居说

此说认为，远自唐代起，长江中下游一带就出现了以船为家的特殊人群。大约自南宋以来，由于陆上生存环境的逐步恶化，一些人遂流落钱塘江上，沦为“水族”，借助水面生态资源，聊以为活，此即“九姓渔户”的最初源头。宋元时代，这些水居之人尚较为自由，后因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他们逐渐受到普遍的歧视。入明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明太祖在大力推行户籍政策的同时，既因袭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出于社会稳定、政府赋税的考虑，遂将“九姓渔户”列入另籍，贬为“贱民”，在政治文化上予以极端歧视，由于生存环境的严重僵化，他们最终成为内部异常稳定的一类区域人群(赖青寿《九姓渔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主要影响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知，有关“九姓渔户”的文字记载，基本上限于明、清以来的地方志乘、稗史笔记，而民间传说的起始则不可溯，后起学人的见解，又是推理多于实证，故“九姓渔户”的渊源问题迄今难作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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