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真相

墨白创作的中篇小说

《事实真相》，当代先锋小说家墨白创作的中篇小说。

内容简介

《事实真相》中来喜的悲剧似乎也是由于一系列的偶然造成的。来喜和一起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无意中看到了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一起凶杀案。几天之后，这个案子在城市传的沸沸扬扬的时候，作为目击者的他们并没有被众多的城市人所认同。而后，来喜由于包工头的赖账，愤怒之下偷了一些钢筋，而这些钢筋又成了包工头哥哥对他进行惩治，以及其他工人对他疏远的理由。无法忍受的来喜一时冲动，在他们乘坐的大巴车停下休息的时候，趁着夜色打死了他自以为是包工头哥哥的人。但是，又是一个偶然的错误，他打错了人。当他再看到包工头哥哥的时候，精神无法承受重负的来喜疯了。这些小说都是在描写底层。的确，墨白并没有强调底层生活的痛苦有多少的灾难和痛苦需要承受，而是强调了这种生活的脆弱性，一个偶然性的行动足以改变主人公其后的生命轨迹。

在墨白笔下，对民工生活刻划最为深刻的小说显然应该是《事实真相》和《寻找乐园》。在这些小说中，墨白逼真地刻划了民工生活最为本真的痛苦。进入城市的民工，虽然是抱着寻找乐园的态度来城市寻找，但是，等他们进入城市之后，他们遭遇到的却是城市的双重漠视：现实的物质压迫和精神的蔑视。《事实真相》中的来喜、黄狗、明哥这些人都是在乡下困窘生活的压力之下进城谋生的。他们不想在城市扎根，只是想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获得最为简单的生存资料。但是，就是这样简单的目的也难以达到。他们首先遇到的严峻问题就是他们的肉体生存根本被城市人忽视。由于种种原因，民工们无法从包工头那里拿到应有的工钱，这直接影响到来喜他们的生存，但是，对于这种对于民工生存权利的蔑视，并没有人出面制止，事实上，小说中来喜的饥渴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隐喻，它指向的是众多民工在社会的不平等之下的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但是，对于民工这样的生存的艰难，并没有声音出现进行干涉，换言之，虽然民工成为这个城市建设中众多苦活、累活的承担者，但是，这个城市中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们完全是被忽略的一群人。

小说《事实真相》显然是作家怀着直面现实的决心创作的一部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他不仅关注了一般民工的物质利益问题，而且还指向了对民工话语权的思考――他们是没有能力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人。民工来喜是一起谋杀案的目睹者，但是，奇怪的是，当这个谋杀案发生之后，当整个城市都在沸沸扬扬的谈论这个案子的时候，民工来喜，这个因为目睹整个事件而曾经被警察询问过的人突然成了一个局外人――没有人听他的关于这个谋杀案事实真相的诉说，连一个修鞋的老头也可以喋喋不休的诉说他想象中的或者道听途说来的谋杀现场的真相，偏偏他这个真正的目睹者被大家忽略了。小说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来喜的身份――他是一个民工。小说描述了一些细节：在公交车上，一个年轻人对他的女朋友夸夸其谈地谈论着轰动这个城市的那桩谋杀案，似乎他是目击证人一样，当来喜的伙伴黄狗纠正那个年轻人的错误的时候，小说这样描写道，“青年推了一下自己的眼镜，用嘲笑的口气说，好像你真的看见了，汽车？你知道蚂蚱从哪头放屁？”然后，黄狗的脸就红了。显然，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实生活中，民工根本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认真听他们的谈话。这种存在的被忽视一方面带给他们精神的压抑，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也许就是因为他们是民工，所以他们的劳动果实才可以被包工头克扣而他们没有任何能力对此发出反抗的声音。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从来就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在我们社会日益现代化的今天，农民、民工的话语权问题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在这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他们熟悉的乡土进入城市，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精神考验。因为在乡村，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他们可以凭借经验而保持日常生活的平和性。但是进入城市之后，他们传统的经验已经无法帮助他们面对这个世界，解决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这个时候，由于他们独特的地位，他们已经被城市事实上隔离在了城市生活之外，他们被剥夺了话语权力。

作者简介

1984年开始在《收获》《钟山》《花城》《大家》《人民文学》《山花》《十月》《上海文学》等刊开始发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失踪》、《灰色时光》、《街道》、《夏日往事》、《秋日辉煌》、《某种自杀的方法》、《最后一节车厢》、《阳光下的海摊》、《一个做梦的人》等一百多篇；中篇小说《黑房间》《告密者》《讨债者》《风车》《白色病室》《光荣院》等四十余部；出版长篇小说《梦游症患者》《映在镜子里的时光》《裸奔的年代》等六部；随笔《〈洛丽塔〉的灵与肉》、《三个内容相关的梦境》、《博尔赫斯的宫殿》、访谈录《有一个叫颍河镇的地方》、《以梦境颠覆现实》等七十余篇；出版中短小说集《孤独者》《油菜花飘香的季节》《爱情的面孔》《重访锦城》《事实真相》《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墨白作品精选》《霍乱》等多种；创作电视剧、电影《船家现代情仇录》《特警110》《特案A组》《当家人》《家园》《天河之恋》等多部；总计七百多万字。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日文等、曾获第2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中篇奖、第2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

相关评论

寻找“事实真相”

贺玉高

我时常觉得大学校园是一个虚拟空间，在这里面呆久了，会渐渐失去现实感。我清楚地记得，读大学时，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都睡到快八点才匆忙起来跑着去上课。就在我们的宿舍楼下，一个老妇人正在用手在掏下水道里我们在涮碗时倒掉的米饭。我同屋的同学边跑边对我说，这些人，也不知道冷。在这时，这个老妇人在我们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我在校园里也常常会见到一些民工，不仅他们的褴褛衣衫与大学环境明显的不和谐，而且他们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你走过他们的身边，只有二米远，他们却从不看你，当然，大多数的老师同学也根本不会去看他们。他们坐在教学楼的一处台阶边独自吃着饭，任旁边美丽的姑娘们鱼儿一样游来游去。此时不管是他们对于世界还是世界对于他们都不存在了。这真是一种可怕的隔离状态。

其实，人有些东西的进化是相当慢的，只是时代的话语（通过每天的媒体神话）给了我们一个错觉，以为人也会像科技一样飞速向前。这当然是一种假象。世界在缩小，但等级和隔离这些野蛮现象的心理基础似乎并没有太多减少。

而我们此刻的问题是，这些人在我们眼里为什么就成了怪物或者根本不存在？墨白的小说《事实真相》就讲了这样一个关于“不存在”的故事。

来喜是一个来到郑州打工的农民，他像许多打工者一样干活却拿不到工钱。来喜气不过，就在工地上偷了些不值几个钱的钢筋带回家。在车上被人发现后，他不但受到了同伴的白眼，而且包工头的弟弟三圣以此为由威胁不给他工钱。他再也忍耐不住了，用一根钢筋袭击了三圣并以为将他打死了。其实，他打的是另外一个车上的旅客，所以当三圣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崩溃了，疯了。

表面上看，来喜的发疯好像是因为一个误会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个误会不过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羽毛。他在郑州市打工的这半年是可怕的半年，不光是没有拿到工资，他处处受歧视，没有任何作为人的尊严，甚至被降低到了不存在的程度。他曾亲眼目睹一起杀人案，一个男人在大白天把一个女人给杀掉了。但作为事件的目击证人，却没有人愿意听他的。所有不在场的人好像都知道事情的真相，都能道出许多细节，只有他来喜，一个亲历者，却无人相信他的话。这是个多么奇怪的世界啊！在这个世界中，任何处在来喜位置上的人，都会发疯的，因为他无法确认自己，无法确认世界和自己感觉的真实性。看来，在这个世界上惟一能使你不疯并感到安全的东西是拥有发言权。

其实，农民在话语中历来都是不存在的，而为何在今天，它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成为农民处境的一个缩影？答案就在我们这变动的时代里。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着我们这片土地上和我们民族的历史中最重大的变动。不管这个过程被冷冰冰地叫做现代化、工业化，还是城市化，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是，数以计亿的农民要改变已存在了几千年的生存方式，进入象征人类文明的城市。但他们却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充满敌意和被忽略的世界，他们面临着比乡村更野蛮的生存处境。因为在乡村，即使问题丛生，靠着家族，靠着代代相传的生存经验和熟悉的环境，他们在精神上还可以从容应对。可在城里，突然之间，这一切都变得毫无用处了，就像我在大学校园里看到的民工一样，他们处在一种可怕的隔绝状态之中。如果说在国际公约中已把隔离视为一种酷刑而禁止用之于战俘，那么来喜在都市人群中的生活正是处于一种不被看见和不被听见的隐匿的隔绝状态。

人不想被贬低为物，不想被贬低为不存在，不管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的。你不让他正面表现出来，他就反面表现。他们被极度压抑，他们没有任何的解释权，他们没有真实，他们的真实不被人承认，他们说话却不被当成是话。他们永远被剥夺了说出真相的权力。在被排除出了话语之后，我想唯一的结果必然是人的绝对野蛮化，就如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处境，他们认为既然别人不听他们说的话，他们就用极端的方式来提醒别人他们存在。来喜也是这样，变成了一个杀人犯，并最后发了疯，成了一个真正不存在的人。

在《事实真相》中，小说如果只一般地写来喜的劳动的艰苦，经济的困难，环境的严酷，那么它就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可是它从全新的角度揭示了一种新的存在，或者说一种新的不存在——话语上的存在和话语上的不存在。如果在学界，在政治领域，人们还玩得起这种话语的游戏的话（对他们来说也确实就是一种游戏），那么对于最底层的人物来说这已经是一种致命的资源了，一种让人还保持为人的最低保障了。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展现了在一个没有宗教，没有同情，动荡变化，狂暴无情的世界里，被抛到命运底层的人所面对的无法承受之轻。这是真正的轻，轻到了毫不存在。因为你无法想象有什么比不存在更轻。就像《百年孤独》里的不存在的镇压，不存在的香蕉园；在《理水》中被证明只是一条虫的大禹一样。

谁对真实有最终的发言权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谁知道事实真相，谁有权判断什么是事实真相？这是事实真相一书从头到尾都在探讨的一个问题。《事实真相》这个名字在此也就成为了一个象征，一个隐喻，一个嘲讽，嘲笑着人们自认为正在“合理化”的世界所用的话语的虚假性，和这个以权力为支撑的所谓“事实真相”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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