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杂组》是明代文人谢肇淛撰写的一本书。“组”又作“俎”。分为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共十六卷。因全书由五部组成，故“五杂组”。《五杂组》在清乾隆年间、文字狱最盛之时被列为禁书，全国收缴并“全毁”，其主要原因是言辞大胆触到了清统治者的痛处：关于“夷夏”的议论。谢肇淛学贯古今，有着清醒的头脑，对历史和时局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明朝尚且强盛的时候，就看到了边界最大的隐患——正悄然发展起来的“蛮夷之族”女真。
作者介绍
谢肇淛（1567～1624）明代诗作家，字在杭，长乐（今属福建）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他先在湖州作官，因为人正直，仗义执言不徇私与当地仕绅关系处得很不好，曾想过辞官不做。但当时朝廷认为他办事果断有能力，不准他辞官，改派东昌。他曾作过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管理河流。在做兵部郎中期间，他详细记载了河流的原委及历代治河利弊，著有《北河记》八卷。《纪余》四卷，内容翔实，数据精确具有很高文献价值。他本人也因政绩卓著升为云南参政，历任广西按察使，廷布政使。
谢肇淛为人豁达，学问渊博，好发议论。他把自己的书斋取名“小草斋”，政事之余就在书斋里广博群书，勤于著述。除《北河记》、《纪余》外，他尚著有《小草斋集》六十卷，《史■》十七卷，《滇略》十卷、《方广岩志》四卷、《长溪琐语》一卷，而最为广泛地记述了明代的社会生活（包括明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一向为研究者所重视的。则是后来遭到“全毁”命运的十六卷稿《五杂组》。
谢肇淛以史为鉴，把宋朝的兴衰作为时局的“前车之鉴”在《地部》（二）中，他说“宋之盛时，已日与契丹元昊构隙，而燕云不复，偏安忍耻，仅扶遗其半，蒙古凶其终，其视汉唐规模固已不逮，而其受害之惨，使天地反复，日月无光。”他并没有停留在追悼历史、痛骂夷族的层次上，而是清醒地指出了为什么国家会受异族欺凌，百姓沦为胡虏的真正原因，就是中国社会本身的“治日常少，乱日常多”，内部的动荡衰败给了外部势力可乘之机。而“国势日弱”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他指出，原因有二，一是王朝频繁更替，人心动荡，边境将领调动频仍，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来保卫边境；二是夷族的不断侵扰，朝廷对抗无力。
鉴于宋朝的历史，谢肇淛呼吁明政府加强边防，扼制女真的发展。他说：“三皇五帝之人民土地，一旦沦于夷狄，亦宇宙未有之事也……女真至于蒙古是一大劫，中国之人无复孑遗矣”。他指出，最需重视的，是在那些“震邻可畏”的“夷狄诸国”中“时时有侵中国之心”的日益强盛的“建酋”。“建酋”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谢肇淛如此明确地将清朝的建国之始令人震惧的清太祖树为明朝的第一号敌手，能不引起清统治者的极大反感吗？”
不但如此，谢肇淛早在万历年间就已提出了制服夷狄的策略，就是“以夷攻夷”离间他们，防止他们联合。他分析，“建酋”之所以暂时未暇“窥辽左”，是由于有西夏、蒙古为其腹背之患，尚有内顾之忧。因此，就要利用西夏、蒙古与女真族的矛盾，想办法让他们互相猜忌。谢肇淛认为，这是边城守将制服强悍善战的“夷族”最好的策略，即“以智谋胜人”。他强调一定要让西夏、蒙古、西夏们保持均势，并且要严防他们联合。这样，他们就各自保境无暇，没有心思来侵略中国了。否则，他们一旦联合，或者有其中一个强大后并吞其余，中国就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中，离虎狼之口不远了。
要说，仅此条条有理地论述制服女真之策，就已够清统治者咬牙切齿了，何况谢肇淛还有更大胆的关于人性、人欲的言论呢，更是触了外严内淫的统治者的霉头，真是非禁不可，请看：他在卷八《人部》中说，古人对妇节是不重视的，不仅普遍百姓如此，连皇帝也不在乎：胡嬴是贵为公主的人，她起先嫁给了晋太子重耳的弟弟，被其抛弃后，又改嫁重耳，重耳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有德有道的之君，却对自己夫人的这段历史并不忌讳；齐襄公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文姜出嫁后，襄公竟然把她接回与自己同居；卫国的宣姜与公子顽也并且结发夫妻却也出入相从。谢肇淛认为，一国之君尚且如此，足可见古人“父母只有一个，丈夫可以不只一个”是视为很正常的了，没什么不对。这显然与宋儒理学唱对台戏了。
谢肇淛之所以存在这种看法，是因为他正是从尊重人本性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人的本性的，对人的情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情欲是人人都有的，没必要谈之色变，应当象对待吃饭、睡觉那样顺其自然。他认为，有人虽然去限制别人，自己也是不能免的。他拿妒妇作比方。他说有些妇女管丈夫，不让其在外放纵情欲，表面上是让丈夫动心忍性，作个“正人君子”，其实是让丈夫不仅在思想上对其忠贞，身体上也要对其“专一”，就象人饲养六畜，白天去喂养它，夜里用栅栏保护它，实际上是为了充自己口腹之欲一样。（见卷八《人部》）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后，他说，既然情欲人人不能免，就应当对其持宽容态度，不应该把妇女的贞操问题看得那么重，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太残忍也太灭绝人性了。
谢肇淛发问，为什么烈女就一定要“早寡守志及临难捐躯”呢？男子们是不是个个都是
龙逢比干呢？为什么对男子宽容对女子却那么严格呢？为什么古代皇帝都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今人却把妇女节操看得那么重呢？他认为，宋儒们标榜烈女，诋毁才女卓文君，是十分不应该的事。因此，谢肇淛评论，明朝不禁止妇女改嫁，有私情且严重的女人也仅用杖刑，是顺应人情的，是一种进步。谢肇淛不仅肯定人的情欲，也肯定了人们对享乐生活的追求。他说“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盖其繁华佳丽，自六朝已然矣。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夫国之兴亡，岂关游人歌妓哉？”这仿佛空谷发音，震人发耳。
自古，所谓的正人君子们将女人视为“祸水”，认为强盛的周朝、唐朝都是因褒姒、杨玉环而或亡国或国势中落的。“姑
褒姒，幽王燃烽火”“唐宗重色思倾国”，其罪不在君王，在于美色——倾国。谢肇淛毫不留情地撕下了这层历史的遮羞布，肯定享乐、肯定人情，他说：“六朝以盘乐亡，而东汉以节义亡，宋人以理学亡，亦卒归于亡耳。但使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亦是妆点太平，良胜悲苦之音也。”虽然，谢肇淛的观点不尽完全，（如将东汉归于“节义亡”），使从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思想是与宋儒理学把美味都当做罪恶的“克己复礼”思想完全是对抗性质的。
清朝自从统一全国以来。就把儒家经典，程朱理学做为治国之策，加以愚民。上自朝廷的经筵讲章，下至学子们的诵读范本，无不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之类，非议程朱，就是与朝廷对抗。因此，谢肇淛的尊重人性的思想无疑就成了清的肉中之芒，是必须剃除的。
统治者愚民的方式通常有二，一是箝制思想，压抑人性，二是使其迷信鬼、神，认为很多苦难是命中注定的，使百姓认为他们的统治是天命赋予的，心甘情愿的接受压迫。在此方面，谢肇淛又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谢肇淛在多年的生活、治学中培养出了对“天”的科学的认识：他认为天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东西，是由“气”凝聚而成的，而“气”是客观世界最基本的元素，因此，天是一定物质的实体，它有生有灭，有着“消长盈虚”的变化，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
因此，他反对宋儒的“天理说”。宋儒认为“理即是天”，他认为恰恰相反，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他看来，“理”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是后于天而存在的，因此，言理即是天，就否认了“天”先于“理”存在的客观真理，是不正确的。“理者虚位，天者定体，天有毁坏，理无生灭”，不能将二者混淆。他举了个例子说，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如果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又怎么能看，怎么能听呢？看和听也就都不存在了。所以，他评论说言天“不得专言理”。（见卷一《天部》一）
正因为他广学博识，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因此，他对天感应、轮回报应、阴阳禄命都采取否定态度。迷信的人通常认为，人若被雷电击中说明他做了坏事，遭了天的报应，他认为雷电击人，不过是雷电起伏不定，人不幸遇上罢了。他凭自己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缜密的分析，推断“雷之蛰伏似有定所”，这种非常科学的结论并不是凭空而来——他曾细致地观察发现家门前的乌桕树每年初春都要被雷电击中，因此得出雷电击物击人是有规律的这一结论。因此他许，如果说老天有眼，雷电击人是有心的，那么枯树畜产也会被雷电击到，难道它们也做了什么错事，因而遭报应吗？”
因此谢肇淛大胆地批驳传统因果报应思想，他说，灾祥的降临都不是上天有意的，有人遇灾反而得福，有人遇福反而遭祸，也有同样遇到灾祸或者同样遇到好事，但两者结果却不相同，这其间并没有什么规律，如果有人硬要去牵强附会，找寻其中的缘故，就十分滑稽可笑了。
传统的天命论者都把上天的降灾看成是对人的示惩，也常说某某皇帝出世时有很多吉兆，因此是“真命天子”，宋代大儒二程也把地震说成是天的遣告（《二程遣书》）并因此而惴惴不安，谢肇淛的观点无疑是对正统观念的有力冲击。清朝大兴“文字狱”，借编撰《四库全书》的名义全国大肆搜敛图书，并将有问题的书或抽毁，或全毁，其目的就是愚民，箝制思想。谢肇淛《五杂组》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性的肯定对天理的质疑无疑会启发读书人，向往科学，自然会遭到统制者的敌视。更何况他对时局的分析、对女真族对努尔哈赤的不敬之辞，遭到全毁，在所难免。
社会影响
但是，统治者的淫威镇压不了民众的反抗，控制不了对真理对科学的向往，《五杂组》最早的版本——明万历末年新安如韦轩刻本被人们偷偷地保存起来，并流传至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重印了《五杂组》，使之得见世人。今人王利器曾编《历代笑话集》，认为“事部”卷四都是一些可资解颐的笑话集，从中收录了十六则。看来，《五杂组》的幽默赏鉴价值，我们也不能忽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