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桢

中共山西原特委书记、烈士

任国桢（1898－1931），原名任鸿锡，字子卿，又作子清，曾用名任国藩，化名刘子厚，辽宁丹东人。

人物生平

1898年12月23日生于辽宁省安东县（今丹东市）帽盔山下的一个农民家庭。任国桢幼年时就显现了独特的性格，既承袭了父亲的聪颖倔强，又如其母沉稳善良，深得父母偏爱。

任国桢8岁（1906年）入私塾馆读书，虽“每日披星戴月，往返走读，跣足涉河，异常困苦”，但他从不懈怠，其顽强的学习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在私塾馆里，他受到进步老师的影响，不仅在学业上有独到见解，且在内心深处埋下了爱国爱民的种子。他曾在作文时表述心迹，“家之所赖者国也。……为国民一分子，即尽国民一部分，乃至国势强大，而无侮我国者，又谁侮我家哉！”

1914年，任国桢以优异成绩考入安东县里中学。由于校长李献廷思想较开朗，使得校内新思潮较为活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任国桢经常与同学们一起品评时政，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古之所谓英雄豪杰之士，艰险有所不避，利害有所弗计，而克为国家某治安，为人民造幸福，以创古今未有之奇局，虽捐躯陨首而不怨。”“今袁氏早死，张氏已逃，当轴诸公，复不以国事为急务，而又南北互争，戈操同室，不知道国家之危亡，将所以救之哉？”12月的一天，安东商团的武装警察借故殴打学生，任国桢挺身而出，组织学生们罢课游行，以示抗议。这次行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为正义而战的火焰却在任国桢的心中燃烧起来。

1918年8月，任国桢考入北京大学俄文系。其间，他很注意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认真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聆听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新青年》创办者陈独秀、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一批提倡民主、科学、具有新思想的学者、专家、教授的讲演。特别是李大钊的文章和讲演最使任国桢激动不已，他由此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听到了新世纪的钟声。在俄文教授亚力克塞·伊万诺夫的帮助下，任国桢顶着各种压力，投稿于苏联的《真理报》和塔斯社，介绍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探索救国之路。

1919年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任国桢义无反顾，积极投身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讲演、游行或到总统府请愿，阵阵当先。五四打曹一役，子卿一马当先，首先闯进；六三一役，子卿自报奋勇，第一天即参加小组出校活动”，始终站在爱国反帝斗争的第一线。五四运动以后，任国桢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任国桢与在校兼课的鲁迅先生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他翻译的《苏联的文艺论战》一书，经鲁迅先生校订并撰写《前记》，于1925年8月出版。在与鲁迅先生交往过程中，任国桢没有忘记自己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他曾拟了一个关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书目寄与鲁迅，其中几部著作经鲁迅先生翻译后，由上海水津书店出版。由于任国桢工作地点的不断变换，1930年以后，他们之间的联系中断。

在奉天的工作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人民首先举行游行示威，开始进行罢工、罢课、罢市。国内其他城市也先后进行了“三罢”，掀起了全国规模的革命风暴。为了加强在东北地区的工作，任国桢受中共北方区委员会派遣，离开北平，奔赴东北重镇奉天（今沈阳），开辟党的地下工作。

在奉天，一些进步社团如“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启明学社”、“木铎社”、“白杨社”、“文学研究会”等已相继建立，不断活动。任国桢从学生运动入手，通过进步知识分子苏子元等人展开了工作。

1925年6月10日，奉天学生为声援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而罢课、游行、请愿，掀起了著名“六·十”运动。任国桢参加了这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

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尽快建立组织，在任国桢的帮助下，“奉天学生联合会”于6月中旬成立。“学联”成立后，出版了会刊《奉天学生》，发表了《英日惨杀同胞泣告东三省同胞书》，号召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此后，任国桢以“基督教青年会”作掩护，开办“暑期大学”，亲自讲授“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课程，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暑期大学”结束后，又组织了“同学会”（同志会）。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些思想进步的学员加入共产党或共青团，并建立了党小组。9月，奉天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立，任国桢任书记。

奉天支部的建立，为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党员不断增加，组织不断壮大，斗争日益深入。

1927年5月，党支部得知奉天制麻会社的中国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的消息后，立即派党员杨志云等人与工人代表一起制定正确的斗争方案，带领工人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从此，奉天工人运动便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自觉的政治斗争。事后，敌人侦知罢工与任国桢等人有关，“奉天附属地日本警察署于6月29日在奉天春日町十三番地将杨志云、任国桢逮捕”，奉天党支部遭到严重破坏。任国桢被捕后，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敌人找不到任何治罪的凭证，只好把他释放了。

在哈尔滨的工作

任国桢曾于1925年秋被派到哈尔滨，以编辑《东北早报》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加强哈尔滨党组织的力量。1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正酣，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在前线倒戈，得到第一次合作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任国桢按照我党的指示，为策应郭松龄反奉，奔波于哈尔滨、奉天之间，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郭松龄部失败。任国桢因在《东北早报》发表过郭松龄倒戈的消息而入狱。在狱中，任国桢坚持看书学习，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出狱后，他置身体虚弱于不顾，只匆匆写下“二哥，我被事，在吉林呆了11个月，现已被释放了”几个字捎与家人，便奉命到春天，复任奉天市党支部书记。

1928年9月，任国桢再次来到哈尔滨。10月，奉满洲省委之命，改组了哈尔滨县委，担任了县委书记，使那里党的工作重新开展起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推行其殖民政策，向我国提出所谓满洲新五路权的要求，要加修、加长吉会、长大、吉五、延海、洮索5条铁路，进一步侵夺我国主权。由此，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共满洲省委阻止日本侵略者罪恶行径的号召和县委的具体领导下，哈尔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和工人及各界群众一起，于11月9日举行了抗议示威。由于反动军阀的镇压，游行学生140多人受伤。此次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影响深远。

任国桢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特别注意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据1929年4月统计，哈尔滨县委共有11个支部，87名党员”。1929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任国桢任满洲省委候补委员；6月，任委员、候补常委；7月，任哈尔滨市委书记；8月，赴沈阳任满洲省委临时常委。同年9月，省委为加强哈尔滨市党的领导和正确指导中东路工人的斗争；又一次派任国桢到哈尔滨整顿组织。新市委成立后，任国桢任宣传部长。他起草了《告冯庸大学义勇队及哈市学生群众书》，说明“中东路事件”的真相，揭露了国民党的欺骗行径，号召同学、民众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进行斗争。

12月，任国祯被满洲省委派往上海，参加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

在山东的工作

1930年3月，山东党组织虽然建立较早，但屡遭破坏。1930年3月，任国桢受党中央派遣，赴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在青岛，他巡视了各中心产业支部，使四方机厂、沧口、钟渊、宝来纱厂等支部得以恢复和建立；在潍县，改组了县委，制定了工作计划。与此同时，任国桢还做了许多党员的思想工作，使他们重新振奋革命精神，投入了新的战斗。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任国桢就山东的革命形势向中央作了报告。总结了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工作路线和斗争策略提出了正确的意见。由于任国桢能够从实际出发，对工作倾注全力，因此，山东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进展较快。6月，中共山东省委成立，任国桢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在恢复建立党组织、发展群众组织的同时，任国桢还注意做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使工人斗争日趋活跃。青岛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后，任国桢租了一辆人力车自己拉，以便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情况，指导、帮助工人运动。这次震动全省的人力车夫大罢工坚持了7天，虽未获全胜，郑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者，使工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1930年，“立三路线”统治全党。在复杂的情况下，任国桢仍能从实际出发，“注意工人的切身利益，把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联系到政治要求”，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山东省委。省委领导的“纪念苏维埃运动日飞行集会”，使山东省委和青岛市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是年12月，任国桢被北方局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并当选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

北平党组织由于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损失惨重，不少党员情绪消沉，斗争难以开展。经过缜密思考，任国桢采取了如下措施：1.营救被捕同志，发展革命力量。2.恢复和巩固原有的党组织，发展创建新的组织。3.对情绪低落的党员进行说服教育。经过努力，北平的斗争形势有了好转。

1931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在清华大学召开党代表会议，主要议程是总结反“立三路线”的经验教训，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与会者形成两派，斗争激烈。在北平党组织面临分裂的危机时刻，任国桢坚定地表示，要在保证党的团结的原则下进行斗争，反对分裂党的活动。因此，被污为“右倾机会主义”、“调和派”，被迫离开了北平市委的领导岗位。

此后的一段时间，任国桢的处境非常艰难，“经济断绝，贷借无门，以典当衣服度日”。尽管如此，他仍坚定地表示：“只要党内团结，革命成功，我虽然受些冤枉和打击，也绝不会报怨我党。……”可见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

在山西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古城太原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1931年10月，任国桢作为河北省委（河北省委当时负责领导山西、北平等地的工作）驻山西的特派员，带着恢复、健全党组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使命，一到任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阎锡山为了巩固其在山西的反动统治，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镇压革命运动。任国桢到太原后不久，敌特从邮检中发现了我党的秘件，几天后，设在典膳所18号的中共山西特委秘书处被敌人包围，任国桢等人被捕。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很快得知了任国桢的身份，对其施以各种酷刑。但他毫不畏惧，任凭严刑拷打，始终严守党的秘密，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可贵品质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

1931年11月13日，任国桢被害于山西省太原市小东门外。时年33岁。

“慷慨捐躯求人类解放，从容就义争世界和平”，这正是任国桢烈士内心的写照。带着这种“求人类解放”、“争世界和平”的理想和信念，任国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留下了他那开拓者坚实的足迹，他事业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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