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廉

何廉，1895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的硖石口村。14岁到长沙入读新式的邵阳中学，16岁考入有美国背景的雅礼中学。这同时打通了他的留学美国之路。21岁，也即1919年，何廉赴美留学。1926年6月，何廉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26年6月中旬，何廉在回国途中，接到了南开大学的聘请函，聘请他担任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开出的月薪为现洋180元。而在他离开美国之前曾接到暨南大学的邀请函，月薪300元。考虑之后，他决定舍弃高薪接受南开的聘请。他所看重的是京津地区相对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当时南开的大多数教员具有留美背景，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大家意气相投，关系融洽。第一年，何廉即开设了“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四门课程，每周要完成12个课时，工作相当繁重。何廉回忆说:“我们每个人确实都是以一种献身精神工作的，大家都全力以赴尽量当好年轻一代的师表。我们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学生身上，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南开校园，教授中没有一位到别处兼职。”翌年春末，北大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陶孟和高薪邀请他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社会研究部的研究导师，被他以兴趣在教学与研究的相辅相成婉拒。张伯苓了解有关情况后，决定减少何廉的授课时间，并拨出研究费用。对此，何廉建议设立一个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更名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校董会通过他的建议后，他的时间一分为二，教学和研究各占一半。他每周的课时由12个减到6个。何廉为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提出的研究任务是:“探讨和评价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存在的实际问题。”何廉在南开的最初课题是“中国物价统计研究”，在收集有关中国经济的文字材料，整理编撰成《南开中国经济文集》的基础上，对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统计资料重新分析计算出物价指数，于1927年夏完成发表。之后，他亲自走访商业区，收集各类商品的零售价格，综合编纂并发布“天津物价和生活指数”。这是国内第一次发布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地区性生活指数，何廉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吴大猷先生曾说:“何廉可能是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所编制的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发表以后，受到国内外社会的普遍重视。1928年末，何廉开始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进行研究。他确定以天津地区为考察对象，调查棉纺、缫丝、地毯、针织、面粉、制鞋业等各行业的经济状况。考虑到这方面的研究需要经济史专家或工业经济专家的专门指导，他向张伯苓校长推荐他的耶鲁同学和“最亲密的益友”经济史专家方显廷，担任研究委员会的研究主任。1929年初，在他的极力游说下，方显廷来到南开。以后的岁月里，尽管经费紧张时常出现，但他们仍通力合作，研究成果持续发表，为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有近半个世纪的缺席，何廉的开创性工作对于今天的南开仍不乏影响。从1928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对国立大学给予正常拨款，高等教育的状况有所好转。特别是清华大学，再加上有庚子赔款的资金来源，以高薪招引了不少名人大家。因此在1929年夏季，南开的蒋廷黻、萧公权等多人脱离私立的南开去了国立的清华。在这一波师资流失潮中，何廉难得地继续留了下来。同时，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南开有意淡化理科色彩，转向北大、清华尚未涉足的企业管理人才、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0年春天，张伯苓请求何廉在社会经济研究会之外，再主持商学院和文学院经济系的工作，何廉接受了聘请。1935年，南开经济研究所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等联合组成“华北农村协进会”，何廉任会长。该会与晏阳初等倡导的农村改良运动相配合，借助外国资金，发挥各校优势，合作培养各种人才，“充当农村合作、农业发展、乡村保健和卫生等方面的实际工作人员”。他们以山东济宁为基地进行农村建设的实验，其目的是“进行有关县政改革和农村建设的实验，并为大学应届毕业生和研究生提供实习基地”。抗战中，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南迁，更名“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何仍为会长。这位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者，在教学与研究中极为重视经济学的“中国化”。

回国之初，何廉先到北京、上海、南京三地，考察了北大、燕京、清华、金陵、复旦、沪江、圣约翰等十余所大学。他发现，当时“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的状况，特别是美国状况的材料……很少涉及中国的现实生活”。各大学经济学专业，甚至“连一门涉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组织情况，或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的课程都没有”。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师，应当能够胜任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掌握与他们的教学有关的中国材料。可是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一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能够胜任讲演美国的都市财政，比如马寅初教授曾写过论纽约市财政的学术论文，然而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对于中国的一个县政府的财政略知一二的”。他在1935年出版的教材《财政学》一书的引言中说:“社会科学之教本，欲期详明，贵能阐述理论之概要，而以实际事实印证之。考实际事实，各国不同，故教本之编著，亦贵能相体裁衣，具有国别。近十余年来，吾国社会科学，渐已发达，然国内各大学中，所采用之教科书，仍多为西籍，即有用中文本者，亦大都取材外国事实。夫采用外籍，固不足病，第以之为讲授之教本，则承学之士，所学与所见迥殊，结果思想易陷于分歧，而所学易感觉隔膜……习用外籍，因循不变，终难使吾国学术，脱附庸而进于独立。”正是通过此次考察，何廉决定改变当时国内已蔚为风气“照单全收”的教学方向，确立了“把西方经济学‘中国化’”的目标，即“将中国的材料与学科内容融合在一起，并且利用中国的素材来解释原理”。他明确地说:“如果一位教师在教课中不能探讨他执教的本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我觉得他最多不过是‘空谈’……首先要逐步了解中国的实际经济现状……其次还要使教科书中得出来的结论能被学生们应用。”是中国缺少经济方面的材料吗？回答是否定的，只不过“拿来”比“消化”简单得多，很少有人真的下功夫研究实际的问题。何廉在讲授财政学里的公共支出、公共收入时，就从财政总长手中收集到了中央政府各时期的支出资料，从海关总监以及税务官那里索取有关年报。为收集资料，他曾在商务印书馆发现了出版于民国初年一套二十卷的政府财政报告书。他以很便宜的价格购买了这套无人问津的书，对他来说这套书是“无价之宝”。与此同时，他还在京津地区收获了一系列研究资料，比如工厂和手工作坊的工资记录、学徒契约、租地契约，以及政府档案、农村租税簿。最令他兴奋的是，他为南开收集了一套完整的海关年报，使南开成为拥有该套年报的三家机构之一。以上所有收藏构成了南开中国经济藏书的主体，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这类书刊的总数已超过6000部。这些资料为何廉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吸收消化国内材料的基础上，何廉率先开始了经济学教材的“中国化”。他说:“我觉得绝对必要的是将中国的材料与学科内容融合在一起，并且利用中国的素材来解释原理，这样来使我的教学‘中国化’。”至1931年，何廉在助手的协助下，对自己开设的《经济学原理》、《财政学》、《统计学》等课程都编写了适用于中国大学的教材。《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道:何廉“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1936年6月末，何廉接到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的一封信。该信转达了行政院长蒋介石邀请何廉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愿望。当时中日战局已是箭在弦上，南开校舍更与日军司令部紧邻，张伯苓已考虑在重庆创设南开分校。他认为何廉从政对解决南开的困难会有所助益，因此建议何廉接受邀请。在此情况下，何廉于7月末走马上任。在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虽然身在政府，但一直担任重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在假所长”，这也为他抗战胜利后回归南开埋下了伏笔。1938年，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并入西南联大，而南开经济研究所为“就近何廉”居留重庆。他坚持每周到所问事，1941年后更是每周三天到所。1946年，何廉坚决离开政界。同年11月，他北上天津，面对一片废墟的南开校园，他深感南开复校艰难。

1948年8月，正在美国以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的经济与就业委员会和人口委员会中国代表身份考察的何廉受召回国，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当时，张伯苓已经接受考试院院长的任命。但他与蒋介石有一个默契，即仍担任南开大学校长。为此，何廉在上任前拜访了教育部长朱家骅。因为朱家骅认为，张伯苓既已担任考试院长，就不应再在教育部署下的国立南开大学任职。而何廉明白只要张伯苓不提出辞职，教育部是不可能发布新任命的。因此，何廉建议张伯苓在考试院长任期内，向南开大学请假缺勤，他自己以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身份代行校长职务。这样，既可以使教育部不发布新任命，又不违背政府人员不可另兼公职的规定，同时也照顾了张伯苓的个人意愿。对此，张伯苓很是赞同，而朱家骅只是默认。10月14日，何廉正式上任，张伯苓主持了他的就职仪式。可第二天一早，天津的报纸刊登的却是张伯苓辞职，何廉为代理校长的消息。这样的消息深深伤害了张伯苓，何廉愤怒地给朱家骅写了一封抗议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何廉上任仅仅一个多月，就挂职而去。

1949年1月，举家从香港转赴美国。3月，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口会议。6月，接受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任客座教授。1955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此后相继开设了“中国经济结构”、“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土地制度”和“日本的经济结构”等课程。1956年应历史学教授韦慕廷(C.Martin Wilbur)之邀，共同主持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工程（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1958一1976），先后联络采访了十六位民国名人政要，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研究资料。1961年因高血压症困扰而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1965年10月，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访谈，至1966年8月完成《何廉回忆录》。1975年7月，病逝于美国纽约。

《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中国六十年进出口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及物物交换指数（1867~1927）》《财政学》、《所得税比较论》、《何廉回忆录》等。

1927年创建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是中国高校最早构建的经济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机构。

1.何廉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始人，被后世学人称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人、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开创者、中国现代经济学史上很重要的人物。”

2.《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道:何廉“为中国的经济学教学指出了新的方向。”

妻子：余舜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