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端礼

南宋宰相

余端礼（1135-1201年），字处恭，衢州龙游县（今属浙江省龙游县）人。南宋宰相。

人物生平

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余端礼考中进士，赴任乌程（今湖州市）知县。到任后，他发现当地的赋税苛重，老百姓受到层层盘剥，生活难以为继。余端礼立即将此事报到县府，又亲自赶赴中书省向中央大员申诉，使县里每年减免60000贯钱赋（1000个方孔钱穿在绳子上方为1贯）。食禄者不与民争利，余端礼深谙这条儒家治国智慧，此举顿时为老百姓减轻了不少负担。

余端礼的果敢和悲悯得到上级赏识，一纸诏令下来，他被调到杭州京都。当时，宋孝宗希望恢复疆土，召见余端礼策对。余端礼就军事策略问题陈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南宋对金的情势比喻成春秋时越国对吴国，认为敌强我弱，应外修盟好，内修武备，观察时变伺机恢复。

孝宗听完之后，对余端礼大为赞赏，立即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升大理少卿，转太常少卿，代理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

在积重难返的南宋后期，余端礼游宦40余年，历经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皇帝，见过太多的朝廷变故，人事代谢。孝宗帝死后，光宗继位，余端礼升任吏部尚书，知枢密院事。当时，四川军政统帅吴挺病死了，他的儿子吴曦便被朝廷任命为建康都统制，开始执掌兵权。余端礼婉转地将“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复令承袭，将为后患”的忧虑禀告了光宗。光宗并未在意，结果被余端礼不幸言中，后来吴曦果然占据蜀地叛乱。

绍熙五年（1194），光宗病重不能主事，一时人情汹汹，局势动荡不安。余端礼为天下社稷，竭力拥戴太子赵扩为帝。太子因光宗帝在世，不肯登位。余端礼便以“不思国家之大计，是守匹夫之小节，而昧天子之大孝”竭力劝谏，情之切切，言之凿凿，感动朝廷上下。第二年，赵扩继位，号宁宗，余端礼升为参知政事。

彼时，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有“翼戴之功”的韩侂胄拥功自大，在朝堂中倾轧宰相赵汝愚，令其客死他乡。韩侂胄还将一大批对他有意见的人排斥出庙堂，权势日重之后，更是专权误国，处处倒行逆施。一向以“善意扶人最重贤良”的余端礼，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竭尽所能，但因韩侂胄一手遮天，终究无济于事。眼见朝纲已紊，祸根已滋，余端礼这时有心灰意冷之意，所以强烈要求辞职，但宋宁宗不答应，还升任他为左丞相，成了朝臣中的首相。

按理说，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是辅助国君打理政务的最高官职。但位至巅峰的余端礼却丝毫感受不到踌躇满志。朝纲已乱，议事不成体统。皇帝昏庸无能，朝廷岌岌可危。余端礼也受到韩侂胄掣肘，孤掌难鸣，回天无力，他只能再次向皇帝称疾求退。

在韩侂胄的唆使之下，皇帝任命余端礼为潭州和庆元知州。当时潭州（今湖南湘潭）局势不安，民风强捍，余端礼到那里主事，很久都打不开局面，疲于奔命，首尾难以相顾。嘉泰元年（1201年），余端礼病逝于潭州，时年六十六，被追授“少师”、“郇国公”，谥“忠肃”。

人物评价

《宋史》：余端礼平时论议剀正，及为相，受制于韩侂胄，虽有志扶掖善类，而不得以直，遂颇不免君子之论。

亲属成员

曾祖：余庆，蜀国公

祖父：余铎，益国公

父亲：余绘，赠太师、蜀国公

母亲：虞氏，赠燕国夫人

夫人：叶氏，福国夫人七子

儿子：余岘、余峄、余嵘、余峻、余𡺽、余岠、余岗

参见《宋故少保左丞相观文殿大学士赠少师郇国余公墓志铭》

史料记载

第进士，知湖州乌程县。民间赋丁绢钱，率三氓出一缣，不输绢而折其估，一缣千钱，后增至五千，民不胜病。端礼以告于府，事得上闻，又自诣中书陈便宜，岁蠲缗钱六万。

召对，时孝宗志在恢复，端礼言：

谋敌决胜之道，有声有实。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詟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汉武乘匈奴之困，亲行边陲，威震朔方，而漠南无王庭者，詟其气而服之，所谓先声而后实也。越谋吴则不然，外讲盟好，内修武备，阳行成以种、蠡，阴结援于齐、晋，教习之士益精，而献遗之礼益密，用能一战而霸者，伺其机而图之，所谓先实而后声也。今日之事异于汉而与越相若。愿阴设其备，而密为之谋，观变察时，则机可投矣。

古之投机者有四：有投隙之机，有捣虚之机，有乘乱之机，有承弊之机。因其内衅而击之，若匈奴困于三国之攻而宣帝出师，此投隙之机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牵于黄池之役而越兵入吴，此捣虚之机也。敌国不道，因其离而举之，若晋之降孙皓，此乘乱之机也。敌人势穷，蹑其后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项羽，此乘弊之机也。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以此备边，安若太山，以此应敌，动如破竹，惟所欲为，无不如志。

上喜曰：“卿可谓通事体矣。”后以荐为监察御史，迁大理少卿，转太常少卿。

诏以来岁祈谷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礼官讨论明道故事。端礼言：“祈谷之制，合祭天地于圜丘，前期享于太庙，视冬至郊祀之仪，此国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则以宫中火后考室落成，故于太安殿恭谢天地，此特一时谢灾之事耳。今欲祈谷而耕籍，必合祭天地于圜丘，必前期朝享于景灵宫、太庙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于殿庭不可。”诏太常、礼部集议。中书有可以义起者，端礼曰：“礼固有可义起，至于大体，则不可易。古者郊而后耕，以其于郊，故谓之郊，犹祀于明堂，故谓之明堂。如明道谢灾之制，则与祈谷异。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将以明堂而施之坛壝乎？礼之失自端礼始，端礼死不敢奉诏。”上为之止。权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

光宗立，召见，言：“天子之孝不与庶人同。今陛下之孝于寿皇，当如舜之于尧，行其道可也，武之于文，继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寿皇睿谋圣训，仁政善教，所尝施于天下者，愿与二三大臣朝夕讲求而力行之，则足以尽事亲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赣州，还为吏部侍郎、权刑部尚书兼侍讲，以焕章阁直学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密院事。

兴州帅吴挺死，端礼谓枢密赵汝愚曰：“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复令承袭，将为后患。”汝愚是其言，合辞以奏，光宗意未决，端礼言：“汝愚所请为蜀计，为东南计。夫置大将而非其人，是无蜀也，无蜀，是无东南也。今军中请帅而迟迟不报，人将生心。”不听。后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礼言。

上以疾不朝重华宫，孝宗崩，又不能发丧，人情汹然。端礼谓宰相留正曰：“公独不见唐肃宗朝群臣发哀太极殿故事乎？宜请太皇太后代行祭之礼。”于是宰执以请于太皇太后，留正惧，入临重华宫，仆地致仕而去。

太皇太后垂帘，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逊避。端礼奏：“太上违豫，大丧乏主，安危之机在于呼吸，太皇太后非为陛下计，乃为太上皇帝计，为宗社计。今坚持退让，不思国家之大计，是守匹夫之小节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宁宗收泪，不得已，侧身就御坐之半。端礼与汝愚再拜固请，宁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礼。

进端礼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礼代之。始，端礼与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尝曰：“士论未一，非余处恭不能任。”及韩侂胄以传道之劳，浸窃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谋泄而汝愚逐。端礼不能遏，但长吁而已。

浙西常平黄灏以放民租窜，知婺州黄度以庇蜀吏褫职罢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礼执奏，竟不免于罪。太府丞吕祖俭坐上书忤侂胄南迁，端礼救解不获，公议始归责焉。他日见上，言除从官中书不知，朝纲已紊，祸根已滋。即丐去，不许，进左丞相。

端礼在相位期年，颇知拥护善类，然为侂胄所制，壹郁不惬志，称疾求退，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居顷之，判潭州，移庆元，复帅潭。薨，授少保、郇国公致仕，赠太傅，谥忠肃。子嵘，工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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