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葺诸葛庵碑记

南阳市隆中卧龙岗碑刻

修葺诸葛庵碑记是馆藏于南阳武侯祠博物馆的文物，作者是顾嘉蘅，撰文于清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

碑刻内容

《修葺诸葛庵碑记》

南阳诸葛庵为躬耕旧地。人皆知所尊崇。惜古碣无存。闻明季兵燹，营员郭指挥尽以碑石筑防，遂致湮没。焚琴煮鹤，此怀古者一大憾事。且年久祠宇荒芜，殊无以壮观瞻。予前两任屡欲鸠工，皆丁忧去。二年冬，山居奉特旨夺情三守是郡，适粤氛由楚扰豫，予督首令钮啸琴偕官绅等修城浚池，练勇歼剿。两载来每战必捷，阖郡安全。乃倡修此庵，不数月告成。凡高台堂院增新仍旧，焕然改观，高楼砌以砖石，西南平岗特建龙角塔，培植士习民风。嗟嗟！戎马空偬之余，勉力大兴土木，留心古迹，敢曰治理裕如哉，或亦安民和众之一效乎！啸琴等真能助我者也。予平生不善标榜，兹据实纪之，所愿后之贤守令保障勋隆，时加修葺。俾世远年湮，地以人传，斯庵赖以长新。诸葛大名不朽，古碣虽没，又何憾焉?是为记。

咸丰四年仲冬为吉

郡守楚彝陵顾嘉蘅撰并书

语译

南阳诸葛庵是武侯的躬耕旧地，古今以来备受推崇，这是路人皆知的。只可惜古时流传下来的碣石碑刻早已荡然无存。听闻明朝兵灾战乱，南阳卫指挥金事郭云将历代所存碑石悉数搬运，加固城防因而导致了损耗。糟蹋了美好的事物，这种暴珍天物的事，使那些登临旧地，凭吊古迹的人们，至今引以为憾。况且历年既久，祠宇毁损，院落荒芜，实在没有什么壮观的景致可以激发人的豪情。我前两次在此任职时，多次想要动土开工，都因遇到父母丧事，而去官守孝。第二年冬天正在守丧时，尊奉朝廷的特诏，因而有缘第三次到此赴任，镇守南阳，正赶上粤匪由楚道前来侵扰豫州，我督令知县钮雷偕同众位官绅修造城池，训练义勇，歼灭贼匪。两年以来，每战必捷，全郡安全。于是倡导修葺诸葛庵，没过几个月就大功告成。但凡是高台，厅堂，院落都在保持原貌基础上使之焕然一新。用砖石堆高台，在西南方向的平坦处建龙角塔同时着力培植士习民风。我在繁忙的军务之余，能尽力留心于古人的遗迹，也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处理政务从容自如，得心应手了吧?当然更重要的是能使军民一心，众志成城才能取得今日的功效。啸琴这些人真的是对我帮助良多。我一生为人，不善于自我标榜，都是据实而录，只期望后任的贤能太守能保障武侯祠宇尊隆，时时加以修葺，等到年代久远岁月潭没，此地的碑石能够代代相传，薪火不熄，此庵可以仰赖于此而万古长新。诸葛武侯的盛名万世不朽，碣石虽然没有得以留存，又有什么遗憾呢?因而写下了这篇记。

鉴赏

武侯在汉时曾于南阳躬耕，所以当地的百姓便在其爱后立祠祭祀，以纪念武侯。全国各地的武侯祠多达九处，而南阳武侯祠能够在国内众多的武侯祠中独树一帜，则是因为这里有着一片璀璨夺目的碑林，它使道经此地的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灵感的火花和精彩的诗篇，也默默地记载了武侯文化的历史兴衰与沿革。但是作者在篇首即给我们一声当头棒喝，“惜古碣无存。”这样珍贵的石碑究竟是沦丧谁手，不禁使我们在痛心之余疑窦丛生。是毁于战火，抑或惨遭变卖，作者此时则交代了碑石佚失的始末。“营员郭指挥尽以碑石筑防，遂致湮没。”作者在说明缘由的同时，对于郭指挥暴珍天物的憾恨是充溢于字里行间的。郭指挥是南阳卫指挥事郭云，史书上是有载其人的。他是河南南阳人传闻身长八尺余，在义军势不可挡的元朝末年，君主北逃，明军接连攻克南阳诸郡之际，只有郭云率兵独自坚守，后战败被俘。“大将军呵之跪。云植立，嫚骂求死。胁以刃，不动。大将军壮之，系送京师。”洪武帝十分赏识他，便请他入朝为官。在其死后，朱元璋甚至亲自下制，曰：“云出田间，倡义旗，保乡曲，崎岖累年，竭心所事。王师北伐，人神响应。而云数战不屈，势穷援绝，终无异志。朕嘉其节概。试之有司，则闾阎颂德；俾镇故乡，则军民乐业。虽无汗马之勋，倒戈之效，治绩克著，忠义凛然，子洪可入开国功臣列，授宣武将军、飞熊卫亲军指挥使司事，世袭其职”由此可见，郭云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忠臣义士，他不仅忠于自己的君主，并且征服了对手，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我们不能因为他做了“焚琴煮鹤”之事就一概而论，但是他对于那些湮没于战火的石碑而言，他确实是难辞其咎的，由于他的过失，导致了明代以前的碑石大量佚失，现今已经无法考究当时的历史风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与之相反，文章的作者顾嘉衡则堪称是武侯祠的有功之臣，他非常佩服诸葛亮的人格，对其当年躬耕地卧龙岗十分仰慕，于是屡次重修武侯祠咸丰四年(1854 年)，他曾亲自主持修缮事宜，将堂院增新，并以砖石还在祠之南建龙角塔。同治三年(1864 年)在他五任南阳知府时，再次对武侯祠进行较大规模整修。他十分注意丰富武侯祠的文化内涵，曾将颇能体现诸葛亮立身治国的《诸葛亮文集》中《将善》、《兵权》等四篇文章书后镌刻于祠内，并作有多篇怀古诗文。加之他喜欢书法，武侯祠中现在仍存他亲书的匾额4方，对联6副，题咏石刻等达 10 余块，对于武侯祠文物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并没有自矜自夸。却在文末提出“诸葛大名不朽，古碣虽没，又何憾焉?”显然是看到了武侯文化更为深远的意义，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碑石是作为武侯精神的载体而存在的，佚失固然是一种遗憾，然而细究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则在于后人对这种精神的传承，从中汲取精神力量，那么碑碣的有无便足以让人释然了。同时也足见作者为通达之士，他没有拗于沉痛的意绪而是以达观的笔调收束全篇。

连天的烽火，是武侯祠的劫难，而像顾嘉蘅这样的有识之士，又为武侯祠带来了希望与福音，只有有了尊重文化的意识，才不会有重蹈昔日的覆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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