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约·瓦伦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

雅克·尼古拉·俾约·瓦伦(1756年4月23日- 1819年6月3日)，也被称为比约·瓦雷纳，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虽然不是法国大革命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但雅克·尼古拉·俾约-瓦伦(Jacques Nicolas Billaud-Varenne)是被称为“恐怖统治”时期的重要人物。在恐怖时期，俾约-瓦伦爬上了权力阶梯，成为之一。他被公认为是与乔治·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同列，为恐怖时期的主要架构者之一。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不，我们不会退后，我们的热忱只会在坟墓里窒息;革命会胜利，否则我们都会死。”

早年

俾约-瓦伦出生在法国的拉罗谢尔，是巴黎教区律师的儿子。由于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律师，而且他是他的直系家庭的第一个儿子，所以瓦伦受到了扎实的教育并选择了同样的职业。俾约-瓦伦就读于新奥尔良的奥拉托利会学院，并选修了拉罗谢尔的哲学。他在尼特的教育在塑造他的性格方面尤为重要，因为他的教学方法在革命中并不常见。在尼特强调现代性和宽容。俾约瓦伦又被送到了位于瑞伊的一所学校，在那里他后来成为了一名教授，当他对从事法律工作感到不满的时候，他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他的讽刺喜剧作品激怒了校方，他不得不在1785年离开。然后他去了巴黎，结婚并购买了一份律师的职位。1789年初，他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份三卷的著作《法兰西的独裁者》，同时还收到了一份名为“反对偏见和迷信的最后一击”的反教权主义的文章。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他热情地采纳了革命的原则。他关于教会的信条的一个例子可以在本文中找到:

“无论截肢是多么痛苦，如果我们想要拯救身体，就必须牺牲一个成员。”

早期活动

从1790年起，他加入了雅各宾俱乐部，成为了最激进的反保皇派演说家之一，与科洛·德-布瓦关系密切。在国王出逃事件之后，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的书》，主张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

7月1日，在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的另一场演讲中，他谈到了共和国，这激起了君主立宪制拥护者的嘲笑。但是两周后，当他再次提出实行共和制的要求，他的演讲被印刷出来，送到了法国各地的雅各宾分支机构。

1792年8月10日晚上（攻占杜勒伊宫），他在推翻君主制前的关键时刻会见了丹东、德穆兰和其他起义公社的成员。当天晚些时候，他被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会的副委员之一。他后来被指控在九月大屠杀中为同谋。

在国民公会

后来他像罗伯斯庇尔、丹东、科洛-德布瓦一样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在会议上，他倡议立即废除波旁王朝的君主制，第二天他建议所有的法令都必须使用共和元年历法。在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中，他对原有的指控提出了新的补充，并拒绝向国王提供辩护，“在24小时内”投票处决国王。

1793年6月2日，在让·保尔·马拉反吉伦特派的鼓吹氛围中，他提出的一项反吉伦特派的法令，一个星期后，在雅各宾俱乐部，他概述了一个议会即将实施的规划方案：驱逐外国人，对富人征税，剥夺反革命者的公民权，创立法国革命军队，监督所有军官和贵族，对在法国大革命战争中失利的所有将军处以死刑。

在恐怖统治中

7月15日，在国民公会上他作了一个指控吉伦特派的激进的演讲，在8月份，他作为被派往北大西洋和加莱海峡的代表进行访问时，表示自己对任何嫌疑人都是残酷无情的。

在他回来时，1793年夏天的灾难，导致了巴黎起义公社开始组织起义——此次起义将会致使俾约瓦伦跻身于整个法国最有权力的机构。9月5日，民众起义，巴黎起义公社进入国民公会，俾约瓦伦是众多煽动者中上升至领导地位的人。他呼吁战争部制定新的战争计划，并建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来监督整个政府，从而取代现有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为了平息暴动，当晚他被任命为国民公会主席，展开为期两周的特别会议。

随后在第二天他被提名到公共安全委员会。他和科洛德布瓦一起在同一天被提名，他的加入被视为是承认了巴黎起义公社的合法性。在加入公共安全委员会后，他在捍卫委员会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呼吁团结而非分裂。10月25日，当国民公会对委员会不满时，然后委员会选择正式制裁他们。后来他被列入救国委员会中，该委员会已经下令大规模逮捕所有嫌疑人，并组建一支革命军队，并导致特别刑事法庭正式被命名为革命法庭（1793年10月29日），后来革命法庭要求处决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并对雅克·雷内·赫伯特和丹东进行指控。与此同时他出版了《共和主义的要素》（Éléments du républicanisme）一书，在书中他要求对公民财产进行分类。

一俟被提名为委员会成员，俾约瓦伦就成为了该机构的捍卫者，他和贝尔特朗·巴热尔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巴黎工作。他们致力于改善行政机构，巩固委员会的权力。最后他在12月初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权力集中机制，这一机制的法令被称为《霜月十四日法》。这项法令带来了监视、经济要求、新闻立法，并规定地方行政官员和代表都受委员会控制。

他还在维护革命恐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一项在1793年11月通过的“法律允许被告获得辩护权利”的措施时，他说出了那句名言来捍卫革命恐怖：“不，我们不会退后，我们的热忱只会在坟墓里窒息;革命会胜利，否则我们都会死。”第二天，辩护权的法律被否决。

热月政变

随着1794年的到来，罗伯斯庇尔开始反对过于激进的派别，他认为亲恐怖主义和放纵的立场对革命的福祉是危险。他在革命，从眼中看到了危险所在，比如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马克·纪尧姆 ·亚历克西斯·瓦迪，他们一直致力于攻击教会财产，或者在追求革命的正义方面过于激进（比如科洛-德布瓦在里昂），对于去基督教化的方案，国民公会中的一些人认为是分裂和不必要的举动，牧月22日的法令孤立了国民公会的警察部门。

总体来讲，一般安全委员会是一个极度反对教权的机构，牧月22日的法令，将辩护权简化为只在法庭上出庭，同时极大地扩大了可判处死刑的罪行的范围，这严重的削弱了他们的权利，牧月法令将辩护权取消，嫌疑人只在法庭上出庭，同时极大地扩大了可判处死刑的罪行的范围，这直接导致了更大的革命恐怖，在这七个星期里，在巴黎经革命法庭判决处死的人比前14个月的还要多。虽然俾约-瓦伦在国民公会中公开为牧月法令辩护，但这项法令是委员会最终遭到报复的驱动因素。激烈的争论开始破坏委员会的团结，俾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针锋相对。6月26日，对于向革命法庭是否要增加一名新的检察官的问题，他们发生了争论，这场争论可能与凯瑟琳·俟欧德事件或者牧月22日法令有关，这最终使俾约-瓦伦怒斥罗伯斯庇尔为独裁者，后者冲出委员会总部并退出会议。

随着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和日益严重的情况，巴黎每天的死刑处死人数从最低的5人/天上升到最高的26人/天，俾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开始担心他们的安全。在热月的前几天，伯特兰·拜雅尝试在分裂的委员会之间达成某种妥协。然而罗伯斯庇尔仍然确信国民公会需要进一步进行清洗，并且在热月8日（1794年7月26日），他在国民公会发表了直接引发热月政变的热月8日演讲。

罗伯斯庇尔谈到了阴谋威胁共和国的“怪物”，他的演讲足以成为一种警告，同时又太模糊以至于使很多人担心自己的生命。当他被要求说出那些阴谋家的名字的时候，罗伯斯庇尔拒绝提供这些名字，他被指控在没有听证的情况下，起诉了全国民公会的成员。那天晚上，罗伯斯庇尔回到雅各宾俱乐部，在那里他发表了同样的演讲，并引起鼓掌欢呼，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作为演讲可能会被针对的人，尝试自卫，但他们在如雨点般袭来的“拉断头台”的呼喊中被驱逐出场外。他们回到公共安全委员会，在那里，他们找到了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圣茹斯特，他打算在第二天发表演讲。圣茹斯特是革命恐怖政策的领导人之一，科洛和俾约-瓦伦都断定圣茹斯特在写他们的告发信。不一会儿委员会彻底分裂，他们组织了促成热月政变的最后几个因素。

第二天，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他们将会在对罗伯斯庇尔及其盟友的最后一击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圣茹斯特演讲时，他刚开始就被另一个阴谋家让-兰伯特·单临安打断了。俾约-瓦伦在一旁发言，科洛-德布瓦控制住了主席台的辩论，在雄辩中，他直接指控罗伯斯庇尔对共和国策划阴谋。这一讲话受到其他人热烈的欢迎，经过持续的辩论，国民公会对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他的盟友们发布了逮捕令，经过短暂的武装对峙后，阴谋者占据上风，罗伯斯庇尔和他的盟友们将会在次日被处决。

流放生涯及去世

然而在热月9日之后，俾约-瓦伦很快也发现自己也被关进了监狱，他自己也与恐怖统治的过激行为脱不了干系，他在国民公会中的活动冷酷无情，使他不久遭到指控。国民公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他和前公安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行为。俾约-瓦伦被逮捕，并且因为雅各宾派发动的共和三年芽月暴动（1795年4月），他和科洛-德布瓦让-兰伯特·单临安等人被国民公会下令立即驱逐到法属圭亚那。

拿破仑·波拿巴发动雾月政变后，他拒绝了法国领事馆提出的赦免，1816年他离开法属圭亚那前往纽约市，呆了几个月，最后去往海地太子港避难，他在那里死于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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