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兰雅

英国传教士

傅兰雅（1839年8月6日-1928年7月2日，John Fryer），英国人，圣公会教徒，翻译家，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129部，代表作品有《化学鉴原》《微积溯源》等。

生平简介

傅兰雅（John Fryer）英国人。1839 年8 月6 日生于英国肯特郡海斯（Hythe）小城；1928 年7 月2 日卒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城。圣公会教徒，翻译家。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129部（绝大多数为科学技术性质），是在华外国人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一人。清政府曾授予三品官衔和勋章。

大学毕业后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香港,就任圣保罗书院院长。两年后受聘任北京同文馆英语教习，清同治四年（1865年）转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同治七年（1868年），受雇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达28年，翻译科学技术书籍。清光绪二年（1876年）创办格致书院,自费创刊科学杂志《格致汇编》,所载多为科学常识,带有新闻性，设有“互相问答”一栏，从创刊号至停刊，差不多期期都有，共刊出了322条，交流了五百个问题。光绪三年（1877年）被举为上海益智书会总编辑，从事科学普及工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去美国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文学语言教授，后加入美国籍。

在洋务运动中傅兰雅口译各种科学著作达113种，他以传教士传教布道一样的热忱和献身精神，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以至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他把他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他说：“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在当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比他做得更多，甚至也很少有中国人比他做得更多。

少年时代的中国迷

苏格兰穷牧师的儿子傅兰雅（JohnFryer）从孩提时代起就十分向往中国，这完全是受其父亲的影响。他父亲虽是个小镇传教士，却十分关注东方，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尤有兴趣。小时候的傅兰雅，经常跟着父亲去听从中国回来的商人、传教士举行的报告会。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我太想去中国了，因而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中国迷’。” 1861年他靠政府奖学金读完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的课程后，马上申请到了去香港的一所教会小学——圣保罗书院任教员的职位。这一年，他22岁。在中国的最初几年里，傅兰雅很快显示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他不仅掌握了汉语，而且学会了说广东方言；为了学习“上流社会”使用的官话，他曾投奔著名传教士丁韪良门下，在北京的同文馆做过一年英文教习；后来，他又去上海，在英华书院——“一所传教士主持的、房顶开缝的学堂”，教大约20个中国商人的儿子学习基础英语……这为他后来踏入中国的上层社会，积累了资本，铺平了道路。

不甘寂寞的传教士

傅兰雅的机会来了。19世纪60年代，他被上海的教会团任命为在传教士中享有盛名的《中国教会新报》的主编。傅兰雅虽受教会派遣，但对传教兴趣不大，来到中国后，看见传教事业十分不景气，便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感兴趣的是如何把报纸这个工具，变成自己扬名的基石。他出任主编后志向甚高，不仅下决心一年内将报纸发行量翻一番，还欲使它成为启蒙中国的工具。傅兰雅不仅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读这份报纸，还想将影响扩大到地方官府乃至朝廷里去。实际上这样做正适得其反，反而使官员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外国人，成天在一份教会报纸上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似乎多有不妥。很快，到了1868年，傅兰雅丢掉了这个差使。

三品官衔的翻译官

但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已称得上“中国通”的傅兰雅绝不会自甘寂寞。这年春天，他被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聘书所吸引，决定辞去英华学塾之职，脱离教会，就上海制造局聘任，从事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工作，转而为清政府效力。

6 月，制造局专设一翻译馆，徐寿、王德均、华蘅芳、徐建寅等与傅兰雅合作翻译。徐寿等人从引进科学知识与配合开办新式工矿企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了详细的翻译计划。傅兰雅向徐寿等人介绍西方科技情报，定购各种图书备翻译用。从 1869 年起，先后在翻译馆供职的口译人员还有金楷理（C．T．Kreyer）、林乐知（Y．J．Allen）等。而傅兰雅一直是最主要的口译者，他口译的科技著作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在洋务运动时期，江南制造局是当时最大的翻译科技著作的机构，该局译书大致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了解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最高水平。而傅兰雅口译各书，又为该局译书的代表。

在制造局，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3 种，其中 95 种已刊，18 种未刊。在已刊95 种译著中，数学9 种，物理4 种，化学与化工12 种，矿冶10 种，机械工程 9 种，医学4 种，农学3 种，测绘地图5 种，军事兵工15 种，其他技术10 种。这些大量的译著，有的是对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有的则为已翻译介绍过的学科提供了新的较好的译本。比如，《决疑数学》是介绍概率论的第一个中译本；《代数术》和《微积溯源》是比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的有关译著内容更为丰富、译笔更为流畅的译作；J．廷德尔（Tyndall）的《声学》（ 1869）和 H．诺德（Noad）的《电学》（The student’s textbook ofelectrici-ty，1867）是最早，最全面系统介绍声学和电学知识的译著。他与徐寿翻译了多种化学著作，其中 D．A.韦尔斯（Wells）的《化学鉴原》（Wells’s principle of chemistry， 1858）是最早的无机化学译著之一，《化学鉴原续编》（译自 C．L.布洛克萨姆（Bloxam）著 Chemistry（1867）的有机部分）是第一个有机化学中译本，《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是根据德国分析化学大师弗雷泽纽斯（Fresenius）关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经典名著译出，内容十分丰富精深，加上介绍物理化学知识的《物体遇热改易记》，当时译出的化学书已较成系统，初具规模。傅兰雅与他人翻译的各种技术著作，除兵工外，在当时多属绝无仅有，独此一家。关于采煤、勘矿、开矿、冶金、铸造、机械原理、机械制图、蒸汽机技术、酸碱制造、电镀、照相、髹漆等众多领域，都有专门译著，其中以《西艺知新》丛书正续集、《宝藏兴焉》、《化学工艺》和《造船全书》等最为重要。医药学译著以《西药大成》和《法律医学》最巨，后者是第一部法医学译著。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做事相当卖力。同时他特别注意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与翻译馆的中国同事相处，和他们交朋友，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了”。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江南制造局的影响力，中国官员只是把傅兰雅看作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雇员，利用他解决各种棘手的技术问题，完成规定的任务。而乐此不疲的傅兰雅还没有看穿这一点，他把全部精力花在了科学研究、实验，以及翻译西方科技文献上。在为个人理想奋斗和苦熬的历程里，傅兰雅或许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在江南制造局度过长达28年的译书生涯，并由此成为开中国近代科技新闻之先河的人物吧。

自费创办科普杂志

傅兰雅在艰苦而寂寞的译书工作之余，傅兰雅还以他个人的力量，积极传播科技知识。于1874年创办了旨在普及和推广自然科学的格致书院，开班设讲，定期展览科学技术成就，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所西学图书馆。两年后，他得知由丁韪良、艾约瑟等传教士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即将停刊的消息之后，便“重操旧业”，独辟蹊径，以书院的名义发行了一份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月刊《格致汇编》。创刊号于光绪二年正月十五日（1876年2月9日）问世，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这份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使他的名字与近代中国科技与新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格致汇编》停刊时间未详，据专家查证，现存最后一期是1892年冬出版的第七期第四卷，距傅兰雅离开中国还有四年时间。该刊断续办了 8 年，它以通俗的语言，介绍各种科技知识，深受读者欢迎，清末曾一再重印，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当年，傅兰雅以“给中国引进科学”为宗旨创办了这个刊物，但“洋务运动”始终未能深入开展，最后成了一场代价沉重的试验；对此，傅兰雅的失望落寞之感，是可以想见的。1895 年，他在格致书院开办了算学班，并举办科技知识讲座。1885 年，他还自办了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

1877 年，傅兰雅应邀参加了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组织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益智书会。1879 年，他被推举为该会总编辑，他声明不编宗教书。在他主持之下，该会编译了 50 余种科学教科书和数十种教学挂图，其中他编译了《格物图说》10 种。他自编的《格致须知》27 种科学入门书，也被该会推荐给教会学校使用。《格致须知》、《格物图说》和江南制造局译书，组成了由浅入深的科学译著系列，为当时中国人了解和学习科学知识提供了便利。此外，他还推动该会在统一科学术语的译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傅兰雅在为中国设计大船的时候感到中国没有化学元素的文字，很不方便，就利用他的中文功底，加上他身边的中国助手徐寿等人，把流行于世界的化学元素的拉丁读音，都用中国的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形成那么多新的中国文字。

三十五年南柯一梦

至今，在江南造船博物馆里，仍保存着一份由江南机器制造局总管徐寿签发给傅兰雅的聘书，聘期为3年。然而，傅兰雅在翻译馆工作了漫长的28年，由于为中国传播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清政府的嘉奖，授予了他三品官衔，他也由此成为少有的几个带清政府官衔的洋人。为了报答这一切，傅兰雅拼命地工作，身上的任务日益繁重。为了取悦中国人，他也不惜付出个人生活的代价。1869年夏天，他的妻子安娜第一次生产时感染伤寒，结果孩子几天后夭折，安娜因过度悲伤，病体一直未愈。但傅兰雅顾虑重重，甚至鼓不起勇气来向他的中国上司请几周假。他只把妻子送到一个好友家里小住几天，权当休假了。这使他看不到前景所在。当时他这样告诉他兄弟：“我目前品级已相当高，但再获提升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仍然低于我的设想。”

当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之后， 1896年6月，傅兰雅从上海动身回国度假，抵达美国后，受聘为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原定5个月的假期，一变成为他永久离开中国的契机，而他在华30多年的事业，也至此画了一个句号。他的长子傅绍兰（J．R．Fryer）继他在制造局译书，但傅绍兰不久病逝。1897—1903 年，傅兰雅每年返上海译书。后来，他捐资在上海开办了上海盲童学堂，他的幼子傅步兰（G.Fryer）担任校长。

在很多场合，傅兰雅宁愿把自己在中国的奋斗经历称之为“南柯一梦”。他断定，在他开始在另一片异土拓荒的历程时，他先前在中国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回到美国后，回顾在中国漫长的35年，在感慨这场“旷日持久、封闭困乏的苦斗”的同时，他仍然怀着一种“上当受骗”的心情。

参考文献

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 (西学东传人物丛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李亚舒：《中国科学翻译史》 (百科史苑)，黎难秋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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