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怡

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

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当代德国汉学家，现任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主要研究中国古文字文献、宋明理学、佛学、中国现代史。曾多次访问中国，开展学术交流。

个人简历

敏怡（MichaelFriedrich），当代德国汉学家，现任德国汉堡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德国汉学家做学问的特点，一是通，一是广。之所以会如此，与德国汉学发展的路径有关：汉学诞生之前，它被包含在东方学（Orientalistik）的范畴里，而东方学范围之大，则令人瞠目结舌，现代地理概念中的东亚、南亚、中亚、西亚，都被一网打尽。这也是为什么那时的东方学家，都是学富五车的“大儒”的原因，如贾柏莲（Hans Conon 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竟不可思议地掌握了不同语系的多种语言，所以其《汉语语法》（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ß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仍是不可替代的经典之作；汉学从东方学里分出后，仍然秉承着原有的学术路数，大师代有人出，如德国汉学之父福兰阁（OttoFranke，1863~1946），大学学到的是梵文、法学和中文，其五卷本的通史——《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当时是欧洲汉学界的前无古人之作；除了中国，他的研究领域还延伸到中亚、东亚。

中国历史研究

德国汉学的这一传统，可谓火尽薪传。汉堡大学汉学系的傅敏怡教授，就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自称“杂家”，所谓“杂”，既是谦词，也是对当今人文学科专业越分越细，专家越来越多而通家越来越少的委婉批评。他强调人文学者研究的领域要广泛，要敢冒被人讥笑的风险。他尤其对德国汉学界的功利化倾向忧心忡忡，多次强调汉学不能回到重商时代的老路上去，大学是人文精神的养成所，而不是批量生产商贸“通事”的流水线。

中国学人结识傅敏怡教授，是在一九八六年。那时中国正处在文化研究的热潮中，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刚刚三十出头的傅敏怡先生应邀与会。他的论文《传统与现代：我对中国文化的一些体认》（Tradition and Modernity：Some Views on Chinese Culture），还被人引用，而他敢讲真话、不惜得罪正在走红的新儒家的铮言，恰好道出了国内学人当时不便说出的心里话；他的《中国哲学的创造——当代儒学的一个主题》，也在海峡两岸的学术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傅敏怡先生对中国历史文献的研究，不只是局限在已经整理流传的经典著作上，鉴于历史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的作伪和阑入，他更注重研究新发现的地下文献。德国的东方学家，出了不少破译古文字的高手，而傅先生对马王堆、郭店简牍和帛书的迷恋，正是东方学研究传统路数在汉学领域的延续。从古典文献的学习入手，或者说，从认字入手，这是德国汉学家研究的起点。傅先生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写过一篇论文《<道德经>两种写本的年代》，写本研究的后起之秀李孟涛博士（Matthias Richter）认为，这是“一篇重要的论文，在综合解释的基础上，推断马王堆所出两种《老子》帛书的年代。”

傅先生不仅自己致力于古典写本的钻研，而且还做了大量繁琐细致的组织工作。他多次将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的写本研究专家鲍则岳（Willian G.Boltz）教授请到汉堡大学，给学生们讲课。这让鲍先生非常感慨，德国汉学界竟然还有这样一片纯学术的净土。

2000年，傅敏怡先生为李孟涛博士申请了一个为期五年的马王堆写本研究项目，资金的提供者为“德国国家研究基金会”（DFG），该基金会通常只提供两年的资助。德国各类基金会资助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已经获得博士文凭、或者是完成教授论文还没有得到教授职位的年轻学者，这些学者都具有学术发展的潜能。有了这一类的资助，他们不至于在熬人的等待过程中失业或转业。李孟涛博士在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四年两次组织了相关的小型国际学术研讨会（Workshop），既是展示自己已有的成果，也是与外国同行进行学术切磋。这种小型研讨会的特点是人数少（十人左右）而与会者的国别多（学者包括德、美、中、意、法、英、瑞士和日本等国），这样学术交流的多层面性和充分性都得到了保障。会议探讨的重点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如何判断所发现的竹简残片和帛书碎片属于同一写本？”、“写本的篇头和篇尾是否具有共同特征？”、“是否存在一个地区性的制造写本的标准？”、“写本刻写者的手迹是否存在着固定风格、是否可以辨认？”、“西方语言学的辅助学科——如写本学、古文书学、笔迹学，在解读中国写本中的适用程度如何？”、“是否可能建立一套适用的术语精确地描述写本？”，等等。

以中国古典写本研究为契机，傅先生积极推动汉堡大学与湖南省博物馆之间的国际合作研究。在德国奔波多年的研究经费落实之后，他再次飞往长沙，与对方签署了合作协议。从二零零三到二零零六年，他担任亚非学院院长，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还得给本科生、研究生开课，每次往返，都是匆匆一个星期，长沙没有直航的飞机，每次他都以上海为中转，所以在上海并不能得到休息，而是应邀赴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院历史所和上海博物馆等单位进行演讲、座谈和商谈合作的可能性。他的设想是，不仅要促成德中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而且还要利用亚非学院多语种（除中、日、韩之外，还包括越南、马来、泰、波斯、阿拉伯等语种）的教学和研究优势，在亚非学院建立一个古典写本的研究中心。

除了对古典文献和写本的兴趣，傅先生的研究，涵盖到了文史哲三个领域，而这三个领域又贯穿古今，相互关联，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玄学》（Hsüan - hsüeh：Studien zur spekulativen Richtung in der Geistesgeschichte der Wei - Chin - Zeit，3. - 4. Jh.），他的教授论文是《语言与思想：论中国思想史中尤其是朱熹新儒家思想里一种未阐明的关系》（Sprache und Denken. Zu einem ungeklärten Verhältnis in der chinesischen Geistesgeschichte, insbesondere im Neukonfuzianismus von Chu Hsi）。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两本专著，前者围绕着魏晋玄学，对那一时期的哲学、文学和宗教（佛、道）的纠缠和关联进行梳理，尝试证明王弼、郭象的思想原料里有印度佛教的成份；后者是对从原儒到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的考辩，研究的切入口，则仍然是语言和文字，考察中国语言和文字自身发展的轨迹，外来语言对中国语言及其思维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外来语言影响之深，已经进入到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之中，已经深入到体和用的两个层面。

傅先生的两部专著，仍没有正式出版。不是没人给他出版，而是他一再拒绝。他的理由只有一句话，“它们还有待修改完善。”他更看重自己的单篇论文，他已发表的二十九篇论文，涉及到《易经》、《汉书》、马王堆写本、汉语语法、瑶族文书、中国神话、道教、中国和日本佛教、新儒学、中国医学史以及钱穆、钱钟书等现代学人。他的一个学术贡献，是将张载的《正蒙》翻译成德文。

虽然涉猎的领域不同，但他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则严格遵循传统汉学的“家法”，从语言和文字入手，寻找历史现象的源头，梳理历史演变的轨迹，最后，从语言文字史、哲学史、民族史、思想史的多重视角，去发现历史事实之间的关联，进而揭示历史背后的意义。

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我们大批特批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忿忿不平地控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西方学者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历史和文化，但是，我们在批驳了西方政客和学人的“狼子野心”之后，并没有认真探究“欧洲中心论”的由来。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现实问题研究历史，每个国家的学者，同样也是凭着自己的兴趣研究外国的历史和文化，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蕴涵着这层意义。我们国内正在走红的所谓“中国学”研究，怎么摆脱得了现实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呢？同样，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历史和文化，又如何脱离得了其既存的知识和观念体系的束缚呢？傅先生的小文《符号还是象形？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文字》（Chiffren oder Hieroglyphs? Die chinesische Schrift im Abendland），非常艰难和有趣地为我们梳理出了七百多年来西方人以“欧洲中心论”的眼光看待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过程。

早在公元五到六世纪，意大利哲学家Boethius（约475-524）对语言和文字就有一个解释：一个被感知的事物（Sache）被理解为一个概念（Begriff），这个概念有一个可以说得出来的单词（Wort），这个单词可以被写下来，写下来的单词，能够被说出来，这样的单词，才能被称为文字（Schrift）。也就是说，西方文字的特点是记录其读音。

西方人比较完整地得到一个模糊的中国印象，是在十三世纪。芳济各修士是首先向欧洲传播中国形象的使者，而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和文字。西方人从一开始，就是带着Boethius的观念来看待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西方拼音文字来套比中国的文字。十三世纪中叶沿着中亚陆路到达中国元帝国领地的鲁布鲁东（Wilhelmvon Rubruk），他在给法国皇帝的信中是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字的：中国文字是用一种刷子画出来的，这种文字是由许多字母组成了一个形体（Figur），这个形体就是一个词。这里，他显然是用西方文字的构成来理解中国文字，中文的笔画被看成是字母（Buchstabe），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单词（Wort）。这样的看法，自然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

十三世纪后半叶的另一位芳济各修士、英国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生卒年不详）用Character来称中国文字，仍有很多欧洲的语言称中国文字为Charactere。在拉丁词里，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是指字母的总和，Bacon也将中国文字看作是字母的总和。欧洲人对中国文字确实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认识传统，但Bacon毕竟是哲学家，他称中国文字非常真实（wahr）和符合自然（naturgemaess），也就是说，中国文字具备哲学特性。这句话当然不是在褒奖中国文字，而是将中国文字放在了西方基督教之前的历史语境中，那时，无神论的认识是不奇怪的，而无神论也有对真理的认识，古希腊和古罗马都存在真理学说，这些认识在基督教征服欧洲之后都湮没和消失了。作为修士，Bacon超越了宗教，把中国文字看作是有哲学意义的现象。

西方拼音文字的发明，在Bacon看来，简直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Magie），从此人的语言和思想都能够用字母拼拼凑凑，记录下来。也就是从Bacon开始，西方人就想把非字母的文字放进西方现成的科学系统中去，但他们走进了两个极端：一是将非字母的文字等同于密码式的符号、或者数字，而这个符号是表示概念的；一是具像的象形文字。这两种看法有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文字是脱离语言的。晚至十九世纪，在人们解读了埃及象形文字之后，才认识到——中国文字是一种真正的文字，即能记录语言的文字，而不是象形文字。

这篇文章是从思想史、科学史的角度，考察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字的过程。在现有不多的材料中，傅先生凭借着他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熟悉，通过西方思想史上的蛛丝马迹，揭示出这样一条历史的实相：西方人对中国文字的理解和接受史，不仅应该成为西方中文文字学（Chinesische Philologie）早期发展史和科学史的一个部分，而且也应该成为欧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傅先生在文章中强调，他的勾勒和理解，这是一家之言，因为这一过程太曲折复杂，而他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具有代表性。但他研究这一问题的视角，对中国学人无疑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文史哲不分家”，这是中国前辈学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句话体现了他们治学的路径和方法，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人在打通中国人文学术的同时，又兼具融合中西的雄心和能力，这才形成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局面。那个时代，吾辈只能心向往之，永远不可能身临其境了。

“不能至”的原因，除了先天不足——“文革”的罪过，在应该读书的年纪，那一代却被鼓动到街头、驱逐到乡间，恐怕还有后天失调的因素，学术规范的缺席，尤其是看似规范化的学术考核体系的建立，正在一步一步地将中国的人文学科推向一个看似繁荣昌盛、实则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我们的大学，努力要建成国际一流，钱花了不少，结果呢？校园里国际一流的大楼倒是建了不少，大师在哪儿呢？我们恐怕只能仰望陈寅恪、傅斯年等前辈学人。正应了“礼失求诸于野”的古话，在寻找学术大师的焦虑和躁动中，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国外的同行，这或许也是海外汉学渐趋于显的一个说不出口的缘由吧？

这样的寻找方向没有错，因为海外研究中国的学术传统一直没有断，真正做到了孔老夫子说的“一以贯之”，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地讲述国外的汉学大师，从法国的儒莲一直数到美国的费正清。所幸国外同行没有将健在的学者封为大师的习惯和爱好，否则，那个排行榜一定会让国内的人文学者感到难堪。那还是不要这样的排行榜吧！比较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借他山之石以攻错，别人的治学路径和方法，才是我们最应该注意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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