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使诘责事件

1650年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的事件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以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

事件介绍

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好，奏折不实，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

诱因

1636年的“丙子虏乱”之后，李淏和哥哥昭显世子李溰、弟弟麟坪大君李濬都被清军掳到沈阳，当了很久的人质。清朝入主关内之后，1644年11月9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

1641年(清崇德六年)春夏，清帝令朝鲜世子、大君从军征明，朝鲜派柳琳统率朝鲜兵一千五百名，参加了攻打锦州的战役。

1642年(清崇德七年)秋，由于洪承畴等明朝降将的告发，朝鲜几年来暗通明朝的实际情况才真相大白：“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等潜通明国，私书往来。明国船至，曾馈送银币、人参、米谷，且彼此交相货易。”

1645年3月，久居满清做人质的昭显世子返回汉城，随行清使勒令朝鲜仁祖李倧出城迎接。父迎子，于儒教礼法不合，且有承认清朝敕使代表天子身份的意思，所以忠于明朝的朝鲜两班朝臣士大夫对此心生忌恨。5月21日，昭显世子暴毙于昌德宫中，其死因，有史料认为系被宫人在饵饼中下毒。李倧讳言此事，怕多尔衮深究，上报“病亡”。6月7日，被多尔衮释放的凤林大君回到汉城。昭显世子在清廷为质近十年，历尽艰险，亲眼目睹了明亡清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积累了处理朝清关系的丰富经验。多尔衮对其逝世“深为惊悼”。虽对其暴毙觉得可疑，但是在朝鲜使臣众口一词的“确系病殪”的说辞下，也不得不信。同年11月14日，清朝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1649年己丑五月十三日，仁祖大王去世，李淏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

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在朝鲜一方，明朝灭亡本是调整对清朝外交政策的良机，但是，反清分子利用朝鲜民族对满洲的仇恨心理，推行名分主义的外交，延缓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当时的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记载朝鲜李朝宗室谱系的《璇源系谱》中所载的李淏即位年份，即为“崇祯后乙酉”。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后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

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孝宗的“反清复明”战备

为了北伐，孝宗（1650—1659年在位）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孝宗时代，加快了宣祖时代出现的大同法的推行。所谓大同法，是指在朝鲜中期以后将贡物统一为米谷的纳税制度，客观上加快了朝鲜国内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孝宗时的宰相姚育大力主张推行大同法，对土地征收附加税。此法的实施证明对国家的岁入和对农民的境遇都极为有利。这样一个结果对孝宗特别宝贵，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加强军队和增加国家收入以反对清朝。作为又一项增加收入的措施，他颁布一道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

最终处理

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而且由于新兴的清朝连续有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实现。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朝鲜没有介入中国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大幸，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皇太极对朝鲜

1642年(清崇德七年)秋，由于洪承畴等明朝叛臣、降将的告发，朝鲜几年来暗通明朝的实际情况才真相大白：“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等潜通明国，私书往来。明国船至，曾馈送银币、人参、米谷，且彼此交相货易。”

皇太极愤怒之余应该会有被欺骗的感觉，而朝鲜人在沈阳得知的消息是：皇帝颇后悔当初不如以朝鲜之“六道自此定将勾管”。皇太极派出了第三次查使：清使固山额真英俄尔岱、户部承政车尔格、内院大学士刚林、学士罗硕等携朝鲜世子进驻凤凰城，命朝鲜将领议政崔鸣吉以下朝鲜大臣押送凤凰城待审。结果崔鸣吉等朝鲜大臣被判有罪、押解至沈阳拘囚，朝鲜将领林庆业则逃往明国，而告密者李珪则被朝鲜国王抢先密旨处死。清帝又派罗硕等人赍敕入朝鲜，追问林庆业下落，并追究国王擅杀李珪之罪。反清派大臣械送沈阳，同时被捉囚沈阳的还有林庆业的兄弟家属等人。崇德八年(1643年)春，清帝再遣户部启心郎布丹等前往朝鲜，公布查案结果。布丹等至朝鲜后“宣谕百官”，“次谕都民”，并沿途向朝鲜官民宣谕皇敕，“盖彼中重其事之意也”。

此次查勘历时长达半年之久，是清朝派往朝鲜历次查勘使团中动作最大的一次，给朝鲜王廷极大的震撼，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在清廷强力压迫下，朝鲜与明朝反目成仇已成定局。是年秋，明朝军船再次接近朝鲜时，朝鲜这次是“不接话、不给粮、不许近岸”，又“与之交战”，并将“生擒九人”解往沈阳，为清廷所嘉许，对朝鲜押送官赏赐“视旧例倍之”。就连当年朝鲜年祭所用的“祭文与祝帖”，也因仁祖“密教”而改奉大清正朔。

连续3次“查勘使团”延续4年之久，对朝鲜王廷的压力是很大的，朝鲜“义理派”屡次受到沉重打击，再也不敢公开发表反清言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走向稳定。崇德年间皇太极的朝鲜政策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其一，瓦解明朝与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使朝鲜成为清朝的军事物资基地。

其二，严厉打击朝鲜“义理派”（反清派），培植亲清派势力。

其三，恩威并施，以武力压迫为主的同时施以减免岁贡等“恩惠”。

多尔衮对朝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病故，31岁的亲王多尔衮手握重兵、拥有实权，为避免八旗的分裂，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第9子福临继位，自己与济尔哈朗为联合辅政摄政王，实际上多尔衮一人把持了清朝军政大权。而此时的清朝面临着入主中原的历史时刻，在其后的几年里，在对朝鲜政策上，多尔衮秉承皇太极的朝鲜政策，继续使用英俄尔岱等人管理朝鲜事务。并在清人入关继承大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逐步把朝鲜政策纳入到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上来，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等政策，都是多尔衮继承和发展皇太极朝鲜政策的最重要步骤。

（一）归还质子、释放罪臣

“丁丑约条”中规定：“(朝鲜国王)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朝鲜国王在沈阳有两位质子，另有其他大臣质子9人。崇德五年（1640）朝鲜世子归省，清朝要求朝鲜将“元孙”与麟坪大君送沈阳“替换”，亦即必须同时保有两位朝鲜王子在沈阳作为质子。崇德三年（1638）年开始，朝鲜世子或大君还必须“从军”，随清帝前往前线。清帝狩猎时，朝鲜世子也要跟随其后。世子有自己的“沈馆”，每年正旦大朝，由朝鲜世子率领诸质子以及使团使臣行觐见礼；清方文书敕令经常直接交由“沈馆”，由其派专员送归本国。“沈馆”在初期清国与朝鲜各种事务交涉中发挥很大作用。

顺治二年（1645）正月朝鲜昭显世子东归，紧接着“世子既令永还，大君亦许东归”，五月凤林大君也回到朝鲜，至此朝鲜质子全部归还。（四月二十六日昭显世子暴毙于宫中，年三十四。）

（二）减免岁贡

崇德八年（1643），清廷颁发“减岁币敕”：“朕思岁贡礼物皆出自民间，虑其烦苦，特为量减。”又颁发“减使臣礼单敕”：“朕闻差去使臣，俱以明朝旧例，所得礼物太多，民颇不堪，此非善政也。故特减其数，以为定例。至于房妓、鹰犬，尽行裁革，只迎送宴接等仪如故。沿途宿歇处使行人役，或乘机讨索扰民者，亦未可知，当令使臣到彼，于食用之物，斟酌减省。”这两个敕书是随着清世祖的“即位诏书”一并发布的，实际清太宗去世前就已经确定了：“前汗时有减省岁币及礼单等语，至是乃有此敕。岁币则减元数十分之一，而单礼则有加无减。”清太宗曾于当年五月“聚各部官”讨论“敕行时房妓折银、七处宴享及岁币杂物减除事”，其后英俄尔岱、范文程“来到世子馆所立传汗命曰：‘敕使往来一从汉使胜录，故贻弊本国多矣。今则两国为一家，朝鲜之民即我民也，宜思革弊之道，故今已改定誉录，所当及今送使，而适值农时，虑有民弊，令俺等宣示减省节目耳。’仍出示敕草云。”因此，此次减免岁贡议定于清太宗，而颁发于多尔衮。

多尔衮多次减免朝鲜岁贡，一方面是对皇太极朝鲜政策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朝鲜物质帮助的一种策略。

（三）稳定朝鲜，解决军需

入关伊始的多尔衮头等大事是尽快安定北京的形势，顺治二年夏天的北京面临着最严峻的饥荒和瘟疫的威胁，而朝鲜粮食是此时多尔衮唯一有指望得到的，朝鲜的米谷是关系到清军成败的大事，实际上多尔衮是有求于朝鲜的。事实上，归还质子、新世子册封、减免岁贡、释放罪臣等对朝鲜的“恩惠”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种交换的筹码。

后续影响

孝宗的北伐计划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

在孝宗年间，清朝还在1654年（顺治十一，孝宗五）和1658年（顺治十五，孝宗九）两次要求朝鲜出兵，协助清军在东北作战，扫荡入侵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1654年5月，朝鲜调发鸟铳手100名、领队1名、翻译2名、军官、旗鼓手火丁48名，前往宁古塔与清军会合，6月11日在松花江下游与斯捷潘诺夫部俄军相遇。清、鲜联军750余人在江边高地集结，俄军本想迎战，但是东风忽起，完全使用风帆动力的俄国军舰不得不撤退，朝鲜军枪手精确射击，俄军多人中弹。这支朝鲜部队回国后受到朝鲜兵曹（相当于兵部）的褒奖。1658年，清军集结兵力，准备围歼入侵俄军，朝鲜军第二次应战，计有鸟铳手200名，火兵20名，将官5名，翻译2名，随卒38名，刷马驱人39名，合计304人，于6月2日从朝鲜边境军事重镇会宁出发，9日至宁古塔与清军会师，乘坐战船52艘前往松花江下游。7月10日，清鲜联军在松花江口与俄军交战。俄军500人，其中180人临阵逃脱，270人被击毙或俘虏，俄军首领斯捷潘诺夫被打死。朝鲜军战功卓著，牺牲8人，伤25人。战斗结束后，联军在松花江下游继续警戒两个月，9月20日朝鲜军归国。

1659年己亥五月四日，孝宗大王去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在位十年，终年四十一。清朝赐谥号为忠宣。朝鲜自上谥号为宣文章武神圣显仁，英祖十六年加上谥号明义正德。初葬杨州，太祖健元陵西，显宗十四年十月七日移葬于骊州宁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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