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中国煤炭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刘庆邦，男，汉族，1951年12月生于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刘庄店镇。一级作家，中国煤炭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红煤》《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人物经历

1967年毕业于河南沈丘第四中学。毕业以后当农民

1970年到河南省新密煤矿参加工作

1978年调到北京煤炭部从事编辑和新闻工作

1996年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

1998年任《阳光》杂志主编

2000年1月被聘为北京作协合同制作家

2001年11月调入北京作协为驻会作家，一级作家职称

1996年、2001年、2006年、2011年连续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八全国委员会委员。

2002年起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2019年6月，刘庆邦文学创作室落户怀柔。

中国煤炭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获奖记录

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征文优秀奖

《谁家的小姑娘》获2001年度《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

《遍地白花》获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55周年征文优秀奖

中篇小说《家道》获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45周年征文奖

《月光依旧》获全国煤矿乌金奖一等奖

《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

《哑炮》获第四届老舍文学奖

长篇小说《断层》获全国煤矿首届乌金奖长篇小说奖

《红煤》获第五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艺术贡献银熊奖。

2002年，获首届北京市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奖。

2017年11月20日，凭借《黑白男女》获得第九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大奖。

2017年12月，作品《杏花雨》荣获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2017年12月15日，长篇小说《黑白男女》获得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特别荣誉奖。

2017年12月28日，长篇小说《黑白男女》荣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2019年11月16日，作品《燕子衔泥到梅家》获得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2019年12月22日，长篇小说《家长》获得第二届南丁文学奖大奖，成为第二位南丁文学奖获得者，并获得奖金10万元。

2023年3月，刘庆邦荣获202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奖一等奖。

2025年1月，作品《花灯调》获得中国小说学会2024年度中国好小说长篇小说。

2025年1月19日，《花灯调》入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2024中国文学年度档案（长篇小说类）。

主要作品

《遍地月光》《红煤》《家属房》《断层》《高高的河堤》《落英》《走窑汉》《心疼初恋》《刘庆邦自选集》《梅妞放羊》《不定嫁给谁》《在深处》《家道》《胡辣汤》《屠妇老塘》《鞋》《八月十五月儿圆》《黄泥地》《黑白男女》《心事》《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遍地白花》《响器》等二十余种。

出版图书

语言风格

刘庆邦比较重视语言，在写小说的几个要素中间，高尔基把语言放在第一位的，汪曾祺说过写小说是写语言，语言和小说是注定的，看小说的好坏看前面几行，就能判断作者的水平达到哪一步了。这个质地怎么样了。这个小说的质地对语言是长期的磨炼过程，首先对自己有高的要求，语言一定要朴实、准确、自然，高的境界就是要有味道，有自己的个性，打上自己的烙印。语言首先是作家个性化的表现，至少不用标准件的语言。语言有好几种，公文语言，媒体语言，官方讲话的语言等等的语言，文学还有自己的语言，小说有小说的语言，我们写小说，首先要进入小说的语言系统，然后再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达到的，他一直在追求这个，或者说语言背后有语言，话背后有话，尽量地发挥语言的张力，发挥汉字特长，汉字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多少人抚摸着，但是还用这些字，我们一定要把它吃透，根很深，李白用过，白居易用过，还是这些字，我们怎么用，我们要吃透它，理解它，尽量地把它用好，把它安置在非常合适的地方去，不安到合适的地方，字是很难受的，字应该是一个活物，他愿意把字人格化，你把它安置在不是地方，它很难受，字会死掉的。你安排在很好的地方，它会非常地活跃，焕发着它的生命力。字有温度，有乐感，有气味，有颜色等等，所有的美好因素在字里面都能体现出来，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字，来适应字，才好一些。

相关报道

人民网北京1月24日电北京市政协委员、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庆邦日前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专访，就“大时代”下的“大文化”、如何看网络文学、打造“文学北京”、如何加强对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评论等热点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您提出在“大时代”背景下，应更加提倡“大文化”与“雅文化”，其具体内涵是什么？

刘庆邦：不同的人对文化有不同的需求，有高雅方面的需求，也有情感抚慰方面的需求，还有享受高级艺术品这样的需求。对于不同层次对文化的需求，我认为要从多方面加以引导和提升。如果单纯地去迎合，可能导致出现很多低俗文化，而低俗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娱乐的、搞笑的，还有可能是包含暴力和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很可能给读者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主流的好的文化、高端的作品还是有的，但是由于整个文艺产品的量太大，而逐渐被淹没了。

记者：网络时代，您怎么看网络文学和网络写手？

刘庆邦：网络文学的好处是降低了门槛，打破了对文学文化的垄断权。过去文学文化掌握在士大夫的手里，传媒的发展打破了这种界限，使写作变得非常容易。但是，我一直不太赞成用“网络”给文学命名，网络只是一个载体、一个媒介，不管载体或者媒介如何变化，文学的本质是不变的，只要写的是人的情感，表达人性，网络文学也是传统文学内涵的延伸。

记者：优秀文学作品如何能更好地吸引年轻读者，使更多年轻人喜欢读书？

刘庆邦：首先这是有难度的，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产品和与之相应的读者。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欣赏与阅读的途径也很多，过去只是通过纸质媒介阅读文字，很多是电子化的阅读。在吸引年轻读者阅读经典作品方面确实是有难度的，这就涉及到如何培养读者的问题，让读者了解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区别，这确实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

记者：如何打造“文学北京”？

刘庆邦：希望北京市从体制机制上加强对文学的重视。说到北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老舍的北京、鲁迅的北京、沈从文的北京。他们都是文学大家，写了很多作品，然后他们的文学作品才被延伸成了其他的文艺作品包括电影和电视剧等。要发展文化首先要重视文学，从体制机制上对作者重视起来，要有一个和首都地位相适应的作家协会，有关领导也谈到正在积极推动这一事项。

记者：怎样加强对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评论？

刘庆邦：对文学作品而言，有一个公正的评价非常重要。以前的情况是作品很多，但评论往往缺少公信力，这主要是由于以前的评论主要是媒体评论，起作用的更多是金钱，而非学术、艺术和思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逐步改变文学作品的评价体系，建立真正的、有公信力的评论和奖励体系。

《黄泥地》研讨会

2015年4月1日，由北京作协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刘庆邦长篇小说《黄泥地》研讨会举行，评论家陈晓明盛赞刘庆邦是用光秃秃的笔在黄泥地上辛勤“雕刻”，而刘庆邦几十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更被评论家认为是值得研究的“刘庆邦现象”。

评论家们有一个共识，刘庆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以来，一直专注于现实主义创作，从未因各种文学思潮所动，他们认为这个独特现象值得文学界研究和重视。评论家孙郁则认为，刘庆邦对乡村大量细节性的书写和处理，在如今的文学作品中已非常稀少，“他写的‘饿’、‘骂’、‘看客’等细节非常精彩，尤其是他对乡村看客的书写，继承了鲁迅的批判传统，但比鲁迅书写的更复杂。”

矿区写作

刘庆邦经历过9年矿区生活，因为常常要在地下千米的地方工作，最初的一段时间，他常常感到耳膜像被加厚了好几层，但这还不算他关于下井最有趣的“发现”，他认为，凡矿工，脸上都会“写着”只属于矿工的特殊标记——矿工常常会在井下受些小伤，而这些伤口会很容易沾上煤，煤尘渗透，会形成蓝色的煤斑。“只要看到这种煤斑，你就知道那一定是煤矿来的弟兄。”对于矿工特有的性格，刘庆邦喜欢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幽默”来浓缩。在生死攸关的沉重生活里，矿工们必须也只能以幽默来释放压力。黑暗中，男人们喜欢拿女人说笑，他们会在黑色铁柱上用白粉笔画女人裸体，把又冰又硬的地下柱子称为“铁姑娘”，把不见太阳的白毛老鼠称为“白毛女”。最让刘庆邦难忘的是这样一个细节：矿工上井喜欢喝酒，上街看女人喂眼———这是矿工们发明的一个词，也就是上街看漂亮女人。矿区永远是缺少女人的，因此，他们很容易对女人产生强烈的渴望。除了女人，矿工们另一个消遣是喝酒，有时候空着肚子不喝酒，也能划拳。

刘庆邦对自己的写作，有着多数作家缺少的较为明确的职业定位，那就是“关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这一转型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这实际上是极具风险的，但令人钦佩，在《红煤》后记中他写了这样一句话：“煤矿的现实就是中国的现实。”

做煤矿报道记者这个职业，让刘庆邦开阔了眼界，让他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去回望生活。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很多矿工被困井下，那天漫天大雪，刘庆邦去报道矿难，他看到很多矿工亲人日夜都在苦守，他们希望亲人能够生还。这其中有抱着孙子的老人，他表情惶恐，但强忍着，不敢掉泪，怕的是不吉利。还有个老矿工站在雪地里，人拉他，他不肯进屋。“在这种情景下，作为记者你不用问任何问题，你只能用心体察，用心体会。”刘庆邦回忆说。那一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发现刘庆邦像是记者，就问他是不是来采访。刘回答说是，年轻人继续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劝他别悲观，他摇摇头，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叫刘庆邦大吃一惊，小伙子问：“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话当时就令刘庆邦心如刀绞。“这孩子要参加工作，必须要以父亲的死亡为代价……这里面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你却无法写进报道。”后来，这个在他心里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被写成了一万多字的小说《红煤》。

世界上，有矿区生活经历的作家并不少，当有人问刘庆邦为什么要坚持时，他说，“矿区大都在城乡接合部，矿工多数来自农村，他们脱下农装换上工装，就成了矿工，收入比农民高，但代价也更高，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性格特征都还是农民类型的，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个由七百多万人支撑起来的群体，为中国提供了67%的能源，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我曾经看过一份矿工与矿主签的合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若出现意外，一只指头赔偿50元”。

社会影响

在刘庆邦的写作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他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得了《人民文学》颁发的一个奖，但没有引起评论界足够的重视。刘庆邦亲历过饥荒，河南饥荒很严重，死了很多人，饿得头大脖子粗，他本人就吃过柿树皮，说是很硬。至于写这个题材的契机，刘庆邦表示，要让民族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有这个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则愧对作家这一称号。而历史记录毕竟是粗线条的，新闻报道也有可能虚假，只有文学作品的表现是准确的，是细节化的，也更可信。“我每年都要回家，那不叫深入生活，那是回家啊！如果硬要那么说的话，那叫深入到家了。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事实上，刘庆邦本人并不愿意承认《红煤》是煤矿题材小说，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想象力才是作家最基本的生产力，小说的故事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写故事，是在故事的尽头开始小说的故事。”

刘庆邦写过一个小说叫《玉字》，王安忆曾在讲课时，引来作为“什么是小说”的一个例证。小说的故事是他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就发生在临村：姑娘和奶奶一起去看电影，天黑，被两个人拉到高粱地强暴，姑娘回家后不吃不喝想死，结果就病了，后来就真的死了。“其实她知道施暴的人是谁，但就是不敢说，于是我的小说构思开始了，我设计姑娘当时闻到了那两个人身上的膻味，回想起以前有人给她介绍过一个杀羊的，她没答应。她于是开始向杀羊的复仇，她起来吃饭了，说不想死了，并主动嫁给了那个男人，随后采取了一系列复仇，向两个凶手复仇。王安忆说，本来一个受气包，变成了复仇女神。”这就是生活通过逻辑力量，变成了小说。刘庆邦“短篇王”的称呼并非白来，另外，青年导演李扬借他的《神木》拍了电影《盲井》，也曾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这电影震撼了不少人，但作为原著作者的刘庆邦却并不完全买账，他最不满意的，是电影的结局，“电影的结局毁了我的理想设计，我很看重那个高中生心底的纯洁，我跟导演交流过，但他也许不在乎我的意见。在小说里，那孩子其实找过一个小姐，但后来就没联系了，然而电影并非如此，电影中导演让小姐给孩子家中寄钱，会暴露出可以破案的线索，电影的逻辑不严谨。”

在所有发表过的作品中，刘庆邦个人偏爱的故事不是《神木》，而是《响器》（发表于《人民文学》）。所谓“响器”，就是唢呐那一套家伙，故事讲一个姑娘，看人家办丧事听到唢呐，生命深处受到民间音乐的感动，于是跟着人家想学唢呐，但家人反对，还把她关起来，但她宁可不吃饭，也坚持要学，最后她吹的唢呐异常惊心动魄。刘庆邦说，“这里面，故事可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反是味道，是音乐的自然性。看这个小说，好比你看到一棵树，你只看到满树繁花，而不在意枝干。我的观点是，每个人都是一个响器，都渴望发出自己最‘惊心动魄’的声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响器。”

刘庆邦，中国作家中的“异数”，多年来坚持以“人与自然”为母题进行着现实主义写作。其作品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乡土和矿区两大题材，这是通向他记忆深处两条幽深的隧道，一条被他命名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条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延伸，被命名为“人与自然的抗争。”1978年，刘庆邦来到北京，开始了崭新的城市生活，如今已经过去28年，但他身上，依然保持着明显的农民生活习性——他喜欢在家里种豆芽，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经常回老家，每次都带回来刚收的新绿豆，这是我绿豆种得好的秘诀”。刘庆邦是个“城里人”，却极其熟悉乡村和煤矿生活，原因在于他每年都要选择去矿山小住，除了西藏煤矿，全国大小煤矿如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新长篇《红煤》一经问世，立刻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甚至在我们采访时他还收到一个陌生读者的短信，对方说自己刚刚一口气读完了《红煤》。“一口气”，放下电话，刘庆邦笑笑，“我倒不觉得这是好事儿。”他对此的解释是，“我对作品的最高评价首先是自然，好作品要能让人走神儿，神思飘渺，最好走到天外去！都说好作品是抓人的，让人一口气读完，我倒觉得好作品应该是‘放人’的，让人看了有回味，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经历和往事。“

除了希望作品能够令人走神儿，刘庆邦还喜欢反复阅读自己的作品——写完要读，发表要读，出版后还会再读。“有时候我会被自己感动得哭，被眼泪辣得读不下去……重鲜血不重眼泪是不对的，真正悲伤的时候，眼泪也许根本流不出来。人们总希望看到那些浓烈的东西，其实那些浓烈之底隐藏的，依然是朴素。每个作家在生命深处都是悲凉的、悲痛的，生命就是个悲剧，作品都是表达作家脆弱的感情，真正好的作品，它应该是柔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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