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刘瑞琳，编审。哲学硕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兼该社旗下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理想国”品牌创始人。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老照片》主编。“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组委会执行主席。阅读传统的守望者。

个人经历

刘瑞琳，女。编审。哲学硕士。阅读传统的守望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理想国”品牌创始人，《温故》主编。1993年10月～2003年10月在山东画报出版社任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2003年10月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获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之出版界人物”，《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度魅力人物”，河北卫视、中国图书商报社“2012读书盛典·年度影响力书业人物”等荣誉。

2022年7月，担任2022海浪电影周艺委会委员。

编辑行当

扛书推销

刘瑞琳1993年进入新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参与编辑《图片中国百年史》。这部书后来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刚刚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想尽办法挣钱生存。除了做《图片中国百年史》有人文内涵的书，还通过关系请省长题词，做了一本叫《创业者》的书，其实是找企业家入选，然后按页码收费。当时刘瑞琳不认识什么企业家，就问总编辑，新华书店的经理算不算，总编辑说，当然算。她心里想，书店的经理总比其他企业老总应该容易打交道。打听到当时山东临沂和烟台两个新华书店的老总都干得不错，刘瑞琳准备走一趟。她带上已经出版的一些书，顺便推销。尤其是《图片中国百年史》这样的大书，人家只有亲眼见到才能买。她的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借给她一套《图片中国百年史》等书，装了一纸箱，坐火车出发。刘瑞琳从济南到临沂，下火车后背着纸箱子到处打听新华书店在哪里，坐一小段公交车，路上还把裙子给拉破了，又求人用自行车帮忙推了一段，总算到了新华书店。

刘瑞琳没考虑过编辑这个岗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清楚这个行当那些有名的大编辑都是怎么工作的，也不理会什么条条框框。她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觉去做事情，她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书。

胆识别具

2002年冬，刘瑞琳在饭桌上听一个记者说，陈丹青有本书在江苏印出来了，又被禁了。之前刘瑞琳在杂志上看过陈丹青的文字，很喜欢，这事她好奇，也惦记。后来她找清华美院的人要了陈丹青的电话，拿到了那本被出版社自我审查过滤掉的书。刘瑞琳一字一句读下来，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她来到北京，对陈丹青说：我们可以出这本书。陈丹青问：你确定没问题吗？她说：我相信我的判断。然后陈丹青去济南，配图、排版，很快书就出来了。这本书就是《多余的素材》，凭着刘瑞琳的胆识得以重见天日。

书出来之后，他们去南京做活动。有记者问陈丹青下一本书会写什么，会在哪个出版社出，陈丹青指着刘瑞琳说：“刘瑞琳，她就是我的出版社，我下面的书都会交给她出。”后来刘瑞琳问陈丹青：“你说我是你的出版社，什么意思？”陈丹青说：“也许我在国外生活久了，我只认人，不相信机构。”刘瑞琳说：“如果我换出版社呢？”陈丹青说：“我跟着你走，你就是个好编辑。诚恳、敏锐、果断、剑及履及，这当然就是做好编辑的料啊。”在陈丹青的书被否定的时候，是刘瑞琳的判断给予了支持，而且事后证明，当时的判断是对的。

2003年，刘瑞琳离开山东，加盟广西师大出版社，陈丹青果真把他的所有书都交给刘瑞琳来出。后来又向她推荐木心的作品。当初出版《多余的素材》建立起来的那分朴素的信任，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刘瑞琳说：一直很感激陈丹青，也感激给予她信任的每一位作者。做书，其实是在做人。而作者的信任，就是作为编辑最大的资本。越来越渴望把自己的精力花在真正的好书上面，从容不迫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把书做得更纯粹，也让自己的生命更纯粹。

阅读事业

人书相遇

这些年，刘瑞琳走过很多地方，让她感触最深的是：“在日本地铁里，5个人就有5个人读书看报；在台湾，5个人有3个人读书看报；在香港，5个人中有2个人读书看报；而在中国大陆的地铁中，5个人中往往有两个人在讲话，而另外三个人在听他们讲话。”这是中国大陆的阅读现状。“而我所能保证的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不制造文化垃圾、浪费纸张。”刘瑞琳说。

从2003年加入北京贝贝特，刘瑞琳从没做过教材书，虽然此前这个公司一直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做教辅来养着。贝贝特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直属的分支机构，当年该社试图异地突围，打破偏安西南的局面，于是建立了这个公司，并采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出版是商业，也是文化。刘瑞琳时时需要在商业与文化之间做取舍、做平衡。于是她的中庸之道是：做出版既要有操守，又不能自命清高、固步自封；既要善于把握机会，又要有定力，有远见，有胸怀。刘瑞琳做的书，除了那些温故历史的旧书，称得上代表作的即是陈丹青的作品集，以及今年备受瞩目的梁文道的随笔集，《我执》和《常识》。偶尔，她也做做畅销书，但那也是走文化路线的。比如《郎朗自传》，比如《米其林旅游指南》。虽然这些书才是北京贝贝特书籍销售排行榜上的常胜将军。

刘瑞琳比较骄傲的是，全国很少有像他们这样做高端书的还能略微盈利。她信奉的是，盈利是靠好书，而不是靠铺天盖地炒作出来的垃圾书。她知道贝贝特的读者群是有坚持有趣味的那一小撮人，所以一直守得住这份寂寞。过去的十年，出版业内的关键词围绕着畅销书、网上书店、营销、网络写手、包装、签售等等一路走来，事实上，刘瑞琳说这些词她都不喜欢，虽然她也不得不跟着去做。而伴随着互联网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为即使不看书也能获得信息。而就在最近，亚马逊的电子阅读器“Kindle”和巴恩斯·诺布尔的电子阅读器“Nook”，在这个圣诞已经卖脱销了，这让传统的纸质出版业处境愈发尴尬。而刘瑞琳这样的老出版人却多少显得固执，在她看来，浏览信息和阅读，永远是有区别的，“我们阅读的古老习惯，永远无法取代”。而纸质出版在她看来是个思想的传承和文化的延续，它带给人温暖的感觉，这不是其他东西能够替代的。就像出版社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是一种人与书维系的温暖。

上来透气

业内很多人对于陈丹青与北京贝贝特的铁杆关系嫉妒得眼红。各种关于天价版税的猜想众说纷纭。而其实，陈丹青只是与刘瑞琳合作惯了，当刘离开山东画报出版社，陈也就跟着转会。虽然当时，他其实并不太清楚这个新东家。出版界对于盈利的渴求，让刘瑞琳感觉大家普遍有种焦急的短视。仿佛过了今天就没明天，先把这个作者抢来再说，只靠高版税来吸引人，根本没有耐心交流、琢磨、维护。“这不是一种从容做出版的方式，我们从不抢作者，那没意思。要是认为用钱能买到一切好的作者，那他就错了。”

2003年，刘瑞琳离开体制内的山东画报社，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她没有选择去三联、商务这样的老字号大社，刘瑞琳想做的是一种新型的出版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当时在全国首先实践了异地建社的设想——北京贝贝特，这属于既在体制内又可以享受体制外的自由。这也正好符合刘瑞琳想要“上来透口气”的想法，那些年在山东画报出版社，让她真实地感觉到出版行业的那些束缚。那几年，整个出版行业改革慢是和“有饭吃”历史的关系很大。“有饭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享受政府拨款，依靠书号生存；而另一方面，靠教材出版，很多出版社日子也过得不错。这也正是喊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出版行业的改制，雷声大雨点小的关键。而北京贝贝特的这种发展方式，在当时属于介于体制内外之间的一种自由。自由意味着自食其力，但对刘瑞琳来说，一个企业只谈文化，商业上不成功，到最后一定还是走不下去的。

困扰刘瑞琳们的最大问题，还有图书的定价。她时常问别人，花上百元看场电影，还是花一半的钱买本书？而遗憾的是，很多人往往用脚选择了前者。这让她时常困惑，是人们对做书的人充满了失望，还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沉思了。

人物评价

短发、干练，每次在活动现场见到刘瑞琳都觉得她行色匆匆，但服饰、妆容却颇为细致，像一本装帧考究的精装书，赏心悦目、内容丰富。作为智慧与坚韧并存的建设者和推动者，从做书到做沙龙，在她手上诞生的，不仅是出版界最响亮的品牌“理想国”，还有出版圈中最为稀缺的理想主义。（潘启雯评）

获奖理由

在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人物”中，刘瑞琳是出版界人物获奖者。她的获奖理由是：

在出版体制的静水中搅动微澜，在民营书商的紧逼下未乱方寸。刘瑞琳和其麾下的北京贝贝特，印证着中国文化及出版行业世纪之交的困境与挣扎。这些年，我们看到她和她的团队不弃出版人的操守与情怀，不断奉献好书，但遗憾的是，他们至今还没有盈利。

扉页名人

读者最初知道刘瑞琳和她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几年前他们出版的一本《袁氏当国》，虽然薄得要命，但已经足够颠覆以往从教科书里得来的那段历史。那一次也是读者第一回知道了唐德刚。

对于那些生来对历史不敏感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书让他们对历史有了刨根问底的冲动，从唐德刚开始，到黄仁宇，再到史景迁……一路读下去，竟然掀起了一股“读史热”。读者们发现，当年从教科书里拿来的那点历史知识，竟然差不多陆续都还给了教科书。

后来，刘瑞琳主编了一本叫《温故》的小书。这本介于期刊和书籍之间的出版物，坚持着编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正如开篇语说的，人类始终生活在历史的投影里。

那差不多是一个开始，之后刘瑞琳的名字不断出现在一些好书的扉页。作为一个书籍出版者，这些年她策划出版了很多好书，但作为个人却始终寂寂。这也许只应了刘瑞琳常说的一句话，只为了人和书的相遇。

自有方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