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显

陕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顾问、党组成员

刘邦显（1917年4月16日—2007年2月27日），男，曾用名刘零，陕西省临潼县纸李乡庙刘村（现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道办事处庙刘村）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临潼县委宣传部部长、书记，中共华潼（华阴县、潼关县）工委书记，中共陕西东路工委书记，中共渭南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刘邦显同志曾任中共渭南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陕西省委财贸部部长、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省委常委。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17年4月16日，刘邦显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纸李乡庙刘村（现西安市临潼区代王办庙刘村）一户普通的农家。出生那天，正是农历的闰二月二十五日。农历的闰二月，在历法上是数年，甚至数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闰二月出生的孩子，如过农历生日往往需要数年、数十年才可能有一次，因此，子女们将他的生日折算到公历，定为每年的4月16日。刘邦显的出生，是刘家的第11胎。前十胎均是女孩，且七个未成。他的出生使年已34岁的父亲刘世凯惊喜万分。

刘邦显两三岁时，父亲用红纸写上了“上、下、左、右、天、地、人”几个字贴在墙上，逗着他念，不几遍，刘邦显居然一一记住了，父母大喜过望，逢人便夸。母亲手指《三字经》，一字一字地朗读，儿子也跟着一字一字地朗读。到五岁时，刘邦显已读完多本书。

父母送七岁的刘邦显上了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私塾要求学生背诵课文，多数孩子读书时摇头晃脑，死记硬背，而刘邦显不但背得快，而且力求融会贯通，学以致用。村里人常常夸奖少年刘邦显的一个例子是：从村里到学校去的路上，有一条大路，但许多人总要从庄稼地中间抄小路，久而久之，将庄稼踩死，村里人想了很多办法阻止，但都无济于事。少年刘邦显看到这种现象，就想了个办法，在路的两头各插了一个牌子，劝阻路人，从此再无人抄近路、踩庄稼。此事在村中传为佳话。

1930年夏秋，刚满13周岁的刘邦显离别了生他养他的马额塬，来到了省城西安，踏上新的求学之路。离开之时，母亲陈智娃拉着独子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唠叨：出门在外，专心学习，不要惹是生非，冷暖生熟，全靠自己照料自己。父亲刘世凯在送儿子去西安的路上，反复叮嘱道：世上的事，多看少说；遇到不管什么事，多想少插言；碰到的人多了，不管人家干啥，多分析少掺和；好人坏人头上都没有刻字，不要随便结交人；学堂的先生们都是些有本事的人，多跟他们学。少年刘邦显将父母这些嘱咐牢牢记在心里。

1934年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陕西省西安师范学校。这个学校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1926年和1927年就建立有共青团支部和共产党支部。刘邦显同志在西师上学期间，就阅读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社会进化简史》以及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的著作，思想进步很快。先后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毅然投身到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为了笼络青年学生，避免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再次发生，蒋介石拟在1936年10月10日的国庆节（亦为辛亥革命纪念日）在首都南京以童子军大检阅的名义，接见全国的青年学生代表。西安各校的学生代表共200余人组成代表团，其中，西安师范学校既推选出当时积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的苏一平、王博等人，也推选出在学校努力用功学习的刘邦显等学生，共计十多名参加。200余名陕西青少年第一次东出潼关，经过广袤的中原大地，渡过宽阔壮观的扬子江，来到了首都南京，也第一次见到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

这次首都之行，所见所闻，同行同学之间的争论、交谈，引发了刘邦显毕生第一次在人生道路上深层次的思考。一个是中国真大，也真穷！沿路的河南、安徽、江苏，都是破房、草房屋啊！再一个，除了南京是两极分化，一部分人穿得还体面点外，沿途所见人们的脸色都是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真可怜！最难忘的是，蒋介石身穿军装给大家训话，内容不但没有团结起来、抗日救国的任何话语，反而满篇的“戡乱”、“剿匪”，对日本人侵略东三省、蚕食华北听之任之。一路上，苏一平、王博他们几个不断地说，这样的政府，有啥指望！？这样的领袖，哪能带领大家救国？正是那次南京之行，使他的心灵深处开阔了，也开启了他改变中国现状、投身革命的思想。

投身革命

1939年刘邦显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后，被分配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1940年10月任临潼渭河南县委书记，负责全县党的工作和对敌斗争。当时陕西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重点，主要是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刘邦显同县委的同志一起，采取表面不动实际动的“鸭子浮水”方式，更加缜密地进行党的活动。一般是尽量少开或不开党的会议，不搞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有意识地中断同一些党员的联系，把一些易于暴露的党员调离隐蔽起来。党组织同党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异地领导”。即一个地方的党员只发生垂直关系，不发生横的关系；一个地方有两个以上党组织的，也不发生横的关系，即使这个组织被破坏了，另一个组织还可以继续坚持斗争。这样缩小了暴露目标，达到了长期埋伏的目的。

1947年3月至1949年3月，刘邦显先后任中共华（阴）潼（关）工委书记和东路工委书记，管辖渭南、华县、华阴、潼关、大荔等县党的工作。这时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党的活动方式，已由隐蔽精干转变为积极开展活动，采取多种斗争形式，广泛联系，广交朋友，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迎接关中解放。特别是对农村的乡镇长和县城的武装力量，采取“德威并重”，攻心为主的方针，积极做好争取工作，尽量化敌为友，为我所用。一种是“打进去”，派共产党员去掌握实权；一种是“拉出来”，让他们与共产党合作，名为国民党，实为共产党办事。这样经过教育争取，分化瓦解，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在当地县城解放时,没有经过激烈战斗，敌人县城的武装人员一般都起到了“开城门”的里应外合作用，收到了好的效果。

在陕西党内长期争论的“渭华问题”中，刘邦显同志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是人所共知的，也是令人景仰的。1951年开展“三反”运动时，渭华地区的一些党员和干部，对当时渭南地委、专署两个主要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作风问题，提了一些批评和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领导上却认为是当地干部“反党反领导”的问题，对提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甚至错误地逮捕和处分了一些干部。时任地委副书记刘邦显和他的夫人田颖以及渭南县委书记等，也因此受到怀疑，甚至把他们也列入三十名被侦查的干部黑名单中。当时省委在处理所谓的渭南华县问题时，没有倾听多方面意见，偏听偏信，因而有不少同志多次向党中央反映，认为省委的处理结论不妥，要求复查。

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闭幕后，中央委托习仲勋、贾拓夫同志召集有关同志座谈，集思广益，取得共识，形成了《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渭华问题的错误“是属于地委领导上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性质，而不是渭华干部反党反领导的问题，省委的《结论》上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是不妥当的。”195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这个《座谈会纪要》，并派贾拓夫同志到陕西传达这个纪要。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刘邦显听了传达报告后发言说：中央指出渭华问题错误的性质是完全正确的。所谓的渭南华县问题，就不应当叫渭南华县问题，而应当叫原地委、专署两个主要领导人的问题，是他们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问题。而不是渭华干部反党反领导的问题。这就把真实还给了历史，是真正对干部对历史负责的。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中央专门召开座谈会，倾听不同意见，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是非常感激的。并愿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

刘邦显同志解放前后长期在渭南地区工作。他对农业和农村工作很熟悉，也很有经验。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和六十年代初，他曾两次担任中共渭南地委书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在八大会上作了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发言，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倾注了全部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渭南人民。”在工作中，他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农村工作政策，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带领渭南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集中力量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为完成渭南地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呕心沥血,运筹决策，做出了显著成绩,使渭南地区成为全省提供商品粮棉最多的地区。同时他根据省委指示，为了促进农业生产，改变“秋倒夏，夏倒秋，两料不如一料收”，盲目扩大复种指数的恶性循环，对渭北旱原地区的农作物配置和轮作倒茬，实行以种粮为主，粮食以小麦为主，小麦以正茬麦为主的“三为主”方针，并根据耕作粗放情况，采取“深耕、保墒、施底肥”的主要技术措施，使渭北旱原地区迅速扭转了盲目扩大复种指数的局面，促进了粮食全面增产。

1963年和1982年，在陕西省第三届和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刘邦显曾两次当选为陕西省副省长，主管农业和财贸工作，积极推行各项改革富民政策，为陕西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和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勤政爱民，作风扎实，一贯坚持每年以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他无论在哪个地区、哪个单位，也无论做什么工作，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始终相信和依靠群众做好工作。他平易近民,深知农民疾苦，又善于做农民工作，深得农民群众信任。

1965年冬至1966年春，他遵照省委指示,带领一个工作组赴榆林镇川葛家村大队蹲点搞社教工作。他住在农家窑洞，吃着农户百家饭，挨家挨户走访谈心，同农民拉家常。无论农夫农妇，都把“老刘”当成自己人,贴心人，给他讲实情，说真心话。通过深入地调查了解，他胸有成竹地说：“这个大队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为群众办了许多实事好事，要正确对待他们。”从这个实际出发，他力排“左”的干扰，总结出一套比较切合农村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对干部解放比较快。这个大队到社教结束时，除充实和加强领导班子外，没有处分一个干部，也没有撤换一个干部，只是用和风细雨的方法让干部洗了个“温水澡”，受到了深刻教育。同时他反复强调社教与生产紧密结合，生产搞不好，社教就失败。当时全国正在突出政治，批判“业务挂帅”。刘邦显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工作组干部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政治挂帅如果不挂在生产上，政治挂帅也挂不好。”这个大队解放后二十年只修了一百多亩水地，社教五个月就修了水地二百多亩，而且把一个百亩不平的五里坪，社教一个月就全部修成了水平梯田，让农民得到了实惠。

刘邦显同志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人老心不老，官休志不休。他受省政府重托，担任陕西省扶贫顾问组组长，并主动联络几位副省级离退休老同志，组建了陕西省扶贫基金会，集众人之力资助一些地区改变贫困面貌。“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总动心。”心存百姓的人，总是心忧百姓。邦显同志虽然不是在职领导，仍然心系贫困地区人民，关心人民疾苦。耄耋之年，他不顾体弱多病，不避严寒酷暑，还多次深入到陕南、陕北一些贫困地区，走村串户，调查研究，或访贫问苦，或开诸葛亮会，了解实际情况，反映人民呼声，为改变陕西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给省委、省政府决策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起到了重要的参谋作用。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刘邦显同志在陕西工作了七十个春秋，足迹踏遍三秦大地，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的政绩和人品，早有好的口碑。他平时起草文件或审阅修改文件，字斟句酌，严谨缜密，非常认真。有时为了一个词、一句话，反复推敲，一丝不苟，务求恰当切贴，切中肯綮。有时送他审阅的文件，如果字迹潦草，涂改不清，他即退回，要求重新书写工整。他在生活上甘守清贫，俭朴成习。身上穿着补了又补的补丁衬衣，床上铺着普通农家的粗布床单，一日三餐，嗜粝如精。他戏称：“五谷杂粮豆稀饭，油泼辣子馒头面，红白萝卜加大蒜，一杯清茶喝一天。”始终保持着一颗贴近人民的“平常心”，挚爱劳苦大众，不忘劳动人民本色。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子女，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大都养成了戒奢崇俭，清约守朴的良好作风。及至在他病榻弥留之际，还谆谆告诫家属子女：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千万不要忘记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一句淳朴的叮咛，浓浓深情无限。他的人生感悟，就是“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他认为只有经常存有知足心的人，才能在物质利益面前经常感到满足，避免贪欲的灾祸。他常说：“事因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和养生信条，也是他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

社会评价

刘邦显同志一生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1961年，他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儿子少英因缺乏营养得了浮肿和肝炎，5岁的少林身体也很虚弱。虽然人民大厦和八号院有特供小卖部，可以有限制地买点生活必需品，但他坚决不让家人去那里买东西。一次组织上给常委以上领导补助一袋面粉，他发脾气说：“群众的饥荒还没解决，我有什么理由搞特殊？”公务员只好含着眼泪把面粉退了回去。他衣着朴素，平时总是布衣布履，仅有的皮鞋和毛料衣服也只是在工作需要和工作有要求时才穿着。他常说：“穿得像个新女婿，自己把作，也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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