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

中国清末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民族英雄

刘铭传（1836年9月7日—1896年1月12日），字省三，自号大潜山人，因排行第六、脸上有麻点，人称“刘六麻子”。安徽合肥西乡（今属肥西县大潜山麓）人，原籍江西进贤县紫溪村。中国清末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民族英雄，首任福建台湾巡抚。

人物生平

崛起乱世

道光十六年七月（1836年9月），刘铭传出生于合肥西乡（今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大潜山麓的刘老圩。祖上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刘铭传的父亲刘惠，有六个儿子，刘铭传排行第六。

刘铭传儿时患过天花，乡里称“刘六麻子”。他少年有志，不甘于默默无闻的苦日子，希望一朝得志，荣宗耀祖，曾登上屋后大潜山仰天自誓：“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刘铭传心存大志，却天赋不高，十五六岁才逐渐机敏。他读书不多，自小只看些医药、天文、地理、五行占卜之类的杂书。但他酷爱兵书，“尤好兵家言”，对古代兵家“治兵则在治国”的雄心推崇备至。早年就萌发了“武功震世”、忠君报国的思想。

刘铭传身材魁梧，相貌威严，为人则刚毅豪爽，见义勇为，年轻时就为当地人所敬畏。有一天，刘家因缴不出团队的粮食，被当地土豪侮辱。刘铭传向土豪警告道：“你们不能再作威作福，欺侮乡民，否则，我就要宰掉你！”土豪见是一个赤手空拳的毛头小子，狂笑道：“孺子还敢阻挡我吗？”刘铭传夺下土豪的佩刀，手起刀落，劈下土豪的头颅，并号召了数百名乡里的青年跟随自己在大潜山修圩筑寨。

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天国西征部队攻克安徽庐州（今合肥），刘铭传在家乡办团练，积极配合清军对抗太平军。咸丰九年（1859年），他率乡勇跟随清军攻陷六安，授千总。次年，出兵救援寿州清军，因而被奖加都司衔。

统领铭字营

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由安徽东下、沿途招募淮军救援江苏，刘铭传率练勇随从至上海，独树一帜，号称“铭字营”。“铭字营”中多为刘家子弟，刘铭传在营中职务最高，辈份也最高，其骨干将领皆为刘家子弟和刘铭传办团练中结纳的“同里敢战之士”，他们绝对服从刘铭传的指挥，成了刘铭传起家的重要帮手。五月二十日，刘铭传率部与太平军初次接战，先后占领杭头和新场两地，直迫南汇城下。此时，南汇太平军守将吴建瀛和刘玉林等部四千人投降，刘铭传挑选其中的精锐加入“铭字营”，扩充了自己的实力。三十一日，刘铭传又率部击退从川沙方向来攻的太平军，于第二天乘胜攻占川沙。刘铭传因此升为都司，加游击衔，并获赏戴花翎。随后，刘铭传接连攻克奉贤、金山卫，累功升为参将，被赐号“骠勇巴图鲁”。七月，他自浦东回援，在野鸡墩、四江口击败太平军，升副将。

淮军在上海站稳脚跟后，随即奉命进兵苏南。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珊等率三千淮军，由水路直扑福山。登岸后，骄兵轻进，在同观山与太平军遭遇激战，被打溃。后来，在由外国雇佣军组成的“洋枪队”援助下夺下福山，解除常熟之围。刘铭传升“以总兵补用”。四月，刘铭传与水师提督黄翼升合攻沿江险要之处——杨舍汛，在猛攻六日后将之攻陷。七月，攻下江阴县城，被升为记名提督。随后又参与了对无锡、金匮等地的进攻，被清廷“赏头品顶戴”。

自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起，刘铭传率部参加合围常州的战役。他先在奔牛镇击败太平军，又招降了太平军将领邵小双，令他扼守丹阳。由于常州城内太平军“顽强抵抗，寸土必争”，刘铭传等部淮军数次进攻均被打退，伤亡惨重，经过数月激战，才在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攻下常州。淮军入城后，杀害了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以下太平军将士近万人。刘铭传因功被清廷“赏穿黄马褂”。攻下常州、苏州以后，淮军实力大为扩展，刘铭传部已独立成军。辖有左、中、右3军，每军6营，共18营，另有炮营1营，加上亲兵营及幕僚人员，铭部拥有9000多人，洋枪4000多支，成为淮军中的劲旅。六月，清军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由洪仁玕等护送到广德，后又被堵王黄文金迎往湖州，不久复回广德。刘铭传自建平跟踪追击，攻陷湖州、打下广德，击杀黄文金。洪仁玕、洪天贵福辗转至江西，先后被俘殉难。

镇压捻军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督师剿捻军，升任直隶提督的刘铭传奉令率军由广德北上。时清将僧格林沁正率精锐骑兵尾随捻军左奔右突，疲于奔命。铭军秉承曾国藩、李鸿章旨意，保存实力，驻六安、霍山一带按兵不动。僧格林沁部一万余人被捻军全歼，僧格林沁毙命。清廷闻讯震怒，严旨申饬曾国藩，给刘铭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十一月，刘铭传尾追捻军，冲过周家口，强渡沙河，在宏济桥与捻军赖文光、任化邦、牛宏升等遭遇，铭军凭借洋炮队火力，杀伤捻军甚众，于次年（1866年）三月攻下黄陂县城，刘铭传因此官复原职。九月，捻军赖文光部与张宗禹部冲破曾国藩的沙河一贾鲁河防线，进军河南中牟，分为东、西捻军。随后，刘铭传受命与潘鼎新、张树珊二军专办任柱、赖文光所部东捻军，西捻军则由刘秉璋、刘松山等军专办。曾国藩河防战略失败，引咎辞职，清廷令李鸿章接任。

当李鸿章代替曾国藩督师主持“剿捻”以后，趁机扩充淮军，由四万人扩展到七万人，铭军马营增加尤为迅速，在淮军二十八个马营七千多匹战马中，约有十三营三千五百多匹隶属铭军。

同治六年正月十四日（1867年2月18日），为剿灭东路捻军，刘铭传军屯京山下洋港，鲍超军安陆府旧口，彼此函商明日上午七时分路进兵，合击东捻军于尹隆河。但为了争头功，刘铭传率部上午五时就出发。结果“铭军”遭遇大败，死伤惨重，连刘铭传“与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待死”，陷入绝境，幸而鲍超率“霆军”赶至，力战解围，并使战役反败为胜（参见词条尹隆河战役）。此役，刘铭传惨遭失败，时议纷纷，刘、鲍亦各执一词。刘铭传责备部下刘盛藻“浪战轻敌”，又指责鲍超未能按时赶到合击敌军。鲍超说刘铭传不待期至，自行其事，是咎由自取。在二人的争执中，李鸿章“颇右铭传”，清廷不加深究，各打五十大板了事。上谕中说，刘铭传于尹隆河之败，进退失机，本属咎有应得，惟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姑且念刘铭传果敢有素，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均加恩免于议处。尽管如此，鲍超仍愤愤不已，称病辞职。这一事件引起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强烈不满，李鸿章也十分被动，不得不出面上奏朝廷为鲍超请功。虽然事情总算得以平息，但刘铭传以怨报德的行为却备受诟病。

湘、淮两系围绕着尹隆河之败展开斗争，虽然淮系取得了胜利，但刘铭传损折总兵唐殿魁、田履安，副将李锡曾、胡衡煦、刘朝煦、吴维章及军士六百余员，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刘铭传本人自然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尔后，刘铭传针对捻军擅长骑术，忽分忽合，捉摸不定的战术，建议清军放弃“游击之策”，用重兵扼守运河，“驱捻于运河以南以蹙其势”，并用“筑长堤兜围”的战略全力“追剿”捻军。这一计谋对清王朝最后“剿平”东捻起了重要作用。论功行赏，李鸿章奏请刘铭传为镇压东捻军的“首功”。诏赏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赏给白玉柄小刀等物品。刘铭传以封赏太少，告积劳成疾不能坐骑为由，请假回乡养病。

在东捻军垂危之际，西捻军闻讯驰援，直逼天津。清廷惊恐，严旨催促刘铭传率军护卫。同治七年（1868年）春，刘铭传奉旨驰抵东昌“剿西捻”。他向李鸿章献计，仍用“筑长墙并军兜剿”之术，将西捻军引到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的狭长地带，铭军在西捻军被围后与之决战，致西捻军全军覆没。刘铭传以收平西捻军的全功而晋爵一等男爵。

失意闲居

平捻之后，刘铭传于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赶赴陕甘，督办陕西军务，配合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至陕甘后，刘铭传头伤后遗症复发，加之李鸿章保荐出任陕西巡抚未成，以“脑痛欲裂”为由，奏准获假3个月回籍休养。此时铭军已有两万人马，刘铭传推荐甘肃提督曹克忠统领。刘回家不久，铭军武毅右营士兵因不服曹克忠管理而发生哗变。因此，刘铭传以荐举非人而受革职处分。刘铭传心灰意冷，退志更坚，即在家乡大兴土木，修建庄园，修成合肥西乡的刘老圩和六安麻埠的刘新圩。

刘铭传解甲归田后，在乡间僻壤隐居多年。在他归隐林泉期间，正值国家多事之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对此，刘铭传自称“养疴田园，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眦裂泣下”。他关心国家的命运，主张坚决抵抗外敌的侵略。对于沙俄，他抱有格外的警惕，富有远见地指出“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在此期间，刘铭传开始留意西方各国情况，通过阅读报纸，接触外商，了解中外大事，掌握西方先进国家的军事、经济情况逐渐认识到“俄人所以挟我，日本所以轻我，皆以中国守一隅之见，畏难苟安不能奋兴”，“若中国再安于现状，“不思改图，后将奚立？”因此，他要求改革，强调图强自新，民族自立，向清廷提出罢科举，倡西学，兴学堂，拔真才等一系列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

光绪六年（1880年），清政府正在与沙俄谈判索回伊犁迂阔”，而束之高阁。

保卫基隆

光绪九年（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清廷内部避战求和之议不绝，而刘铭传坚定地主张抗法。他上书清廷道：“遇事迁就，不惜玉帛，以解兵戎，然而和难久持，财有尽期。守此不变，何以自立？”并对战和问题抒发自己的看法。刘铭传不同意打无准备之仗，认为“空谈无补后祸”；更反对向侵略者屈辱求和，指出：“穷言和者当思伊犁和而兵费赔偿，天津和而义民受戮，台湾和而琉球坐失，越南和而藩服无存。剜肉补疮，期陵胡底。”表现出一片忧国苦心。是年五月，法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领舰队闯入中国领海，直指孤悬海外的台湾，清廷十分紧张，急于选派得力官员镇守台湾。经曾国荃推荐，决定起用刘铭传，加以巡抚头衔，命他督办台湾军务。隐居十多年的刘铭传临危受命，慨然应征，带上一百多名亲兵，渡海赴台担负起抗击法军，保卫台湾的重任。

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四日（1884年7月16日），刘铭传轻装抵达基隆。第二天便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并召集驻防诸将研讨防务。他发现临战前夕的台湾防务疏弛，军队素质极差，作为主要防御工事的基隆炮台“仅有洋炮五（尊）且仅守前面，不能应敌之旁攻”。台湾驻防之兵号称二万，但“器械不精，操练不力”，加上水师无船，海口尚未堵塞，军情万分紧急。刘铭传一面立即向清廷提出海口设防，改建炮台，筹建海军、购买枪械等十条建议，力陈加强战备的必要；一面想利用战前有限时间对台湾防务和兵力作适当的调整部署。但是，台湾海峡早已战云密布，刘铭传到基隆的第七天，战争就爆发了。六月十五日（8月5日）凌晨，孤拔下令由他的舰队副司令利比士率兵舰五艘，逼近基隆。自上午八时起，集中炮火猛轰基隆炮台。刘铭传镇定沉着指挥部队奋起反击。激战半日，基隆炮台全被轰毁。刘铭传针对敌我双方特点认识到“以无兵舰不能争锋海上”，“非诱之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大胆采取诱敌深入、集中歼击的战术。翌日，他命令部队撤出海滩，退到基隆山后隐蔽构筑工事，“坚筹血战”。孤拔误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命利比士挥军上岸索战。待法军上岸，抵达山后，刘铭传即命曹志忠、章高元、邓长安等率后山部队从东西两侧迂回包抄，三面夹攻。失去火力优势有法军被分割包围，互相隔绝，遭到清军围攻，只能败退。刘铭传首战告捷，大挫敌锋。“生擒法人一名，死伤不下百余，抢来坐旗一面，乘势破其山头炮台，得炮四尊，帐房数千架，洋衣帽甚多”。

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孤拔乘法军在马江之战获胜之势，率领舰队再次进攻台湾。他吸取教训，将舰队分成两部，孤拔率十二舰攻基隆，利比士攻沪尾（今淡水）。刘铭传两处受攻，只好将现有兵力分成两部，令湘系将领孙开华率部坚守沪尾，自己别率一部迎战孤拔。敌军开始主攻基隆，刘铭传身先士卒，率部与法军浴血奋战，敌人始终未能得手。狡诈的孤拔突然改变主攻方向，调舰转攻沪尾。沪尾是台北府的门户，距台北仅三十余里，战略地位较基隆更为重要。“沪尾失则台北危，基隆之师将自溃”，果真如此，则“必至全台瓦解，莫可挽回”。所以，当沪尾吃紧，台南调兵无望，孙开华连连飞书向基隆告急时，刘铭传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为基隆一隅失台北大局”，下令立即撤出基隆，全力驰援沪尾。将士不解其意，伏地哭谏，要求死守基隆。刘铭传拔佩刀砍向前案，厉声喝斥道：“不舍基隆，台北不保，吾计已决，罪谴吾自当之，有违令者斩！”诸将悚然从命。法军虽然占领了基隆，但得到的是炮台被轰毁，煤矿被破坏，存煤、房屋被烧光的废墟。攻占基隆“变成了徒劳无益之举”。

刘铭传率军主动撤出基隆后，赢得时间重新部署了驻台兵力，着重加强了沪尾一线的设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架设了新购运到台的大炮，准备与敌作陆上决战。沪尾得到及时增援，军心稳定，士气大振，官兵上下同仇敌忾，激切求战。所以，当沪尾战斗打响后，清军炮台作出有力的反击，以猛烈的炮火把法舰炮火压住。法军连攻七天，未能得逞。八月二十日（10月8日）是沪尾战役的高潮，敌我双方展开决战。法军来势汹汹，在炮火掩护下，挥军上岸，直扑清军阵地。刘铭传成竹在胸，指挥从容，在掌握了法军的战略意图和战术措施后，仍用诱兵之计，引敌上钩。以老弱残卒到海滨迎战，旦战旦退，当侵略军进入埋伏圈时，清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分路合击。刘铭传“躬冒烟弹，为士卒先”，率部大举反攻，众人感奋，奋勇杀敌。法军三面受敌，只能撤退。孙开华亲斩掌旗的法军头目，夺旗锐入，清军直追到海岸。敌乃大溃，死伤三四百人。沪尾大捷给法军沉重打击，事后，孤拔不能不懊丧地承认：“淡水失败严重，……我们的损失十分惨重”。一位参加过孤拔舰队侵台全过程的法国军官则认为：“这次败战是难以补救的，从陆上进攻淡水成了一种疯狂之举。”

经沪尾败绩，孤拔军势受挫，不但无法占领淡水埠口，而且因为“军队员兵仅勉强足供基隆之用”，不得不放弃北上向直隶沿海骚扰的计划。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下旬，法国政府集中侵台法军四千多人，兵舰二十余艘，封闭台湾所有海口，妄图困死台湾。台湾守军自六月开战以来，血战两月，将士伤亡不少，加上天气炎热，疫疠流行，致使“军士日有死亡，能战者不足三千人”。兵少弹缺，援兵受阻，清军处境十分艰难。但刘铭传没有动摇退却，坚决表示“传同将士惟拼死守，保一日是一日”，决心战斗到底。为了抵御侵略，刘铭传利用台湾多山的有利地形，筑长墙，挖巨洞，凭险固守，作持久战。并积极发动当地绅士和民众，号召他们出钱出力，设法自救，使法军的围困阴谋终未得逞。八个月之后，孤拔被拖得精疲力尽，进退维谷。不久，清军在镇南关之战击败法军，战局发生变化，法军只得撤退。刘铭传领导台湾军民苦战数月，奋力抗敌，粉碎了法国侵略者占领台湾的计划。

巡抚台湾

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将原先隶属福建省的台湾改设为省，命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因慈禧太后归政加恩，被赏加太子少保衔。

刘铭传在任内锐意改革，把自己多年来“变法图强”的夙愿付诸实施。“凡百新政，次第举行”，提出了不少颇有觅地的振兴民族经济的措施，对全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整顿和大规模的建设，为建设台湾，巩固海防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参见“主要影响”目录）。

郁郁而终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因光绪帝“二旬庆辰”，刘铭传被加授兵部尚书衔。三月，清廷命他负责“帮办海军事务”。同年，刘铭传因通商口岸税务问题上与外商交涉及基隆煤矿招商承办等事，遭到顽固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和清廷的严厉申斥，忧病交加，被迫向清廷提出辞呈。次年三月，清廷准其辞职开缺。刘铭传怀着忧郁之心乘船离开他苦心经营七年之久的宝岛，回到家乡。

光绪十八年（1892年），刘铭传携妻儿到六安九公山的刘新圩隐居。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作战不利。在李鸿章的举荐下，清廷屡次要求刘铭传入朝陛见，意图起用他统军抗击日军进犯，但刘铭传因病重而无法成行。不久，《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刘铭传悲愤交加、坐卧难安，病势加重，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凌晨1时在六安刘新圩病逝。据说，刘铭传死前还面朝东方高呼：“苍天啊，还我的台湾！”清廷闻知其讣讯后，发上谕褒奖，加赠太子太保，“照巡抚例赐恤”，“准其于立功处所建立专祠”；又授刘铭传长孙刘朝仰为员外郎，其子副贡生刘盛芸为举人、附贡生刘盛芾“以员外郎用”。不久后，清廷赐刘铭传谥号为“壮肃”。

主要影响

军政建树

刘铭传在台任职期间，丈田清赋、筑炮台、办铁路、开煤矿及设学堂等，对台湾的开发作出巨大贡献。其具体举措见下文。

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铭传奏准新的行政区划方案，把台湾政区由二府三厅八县扩大为一州、三府、四厅、十一县，以便于行政管辖。这一举措，基本奠定了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为了防患于未然，刘铭传十分重视海防建设。战争结束后，他就集中精力，通盘考察台湾海口防务，先后在基隆、沪尾、旗后、澎湖等地修建了十座新式炮台，购买轮船兵舰，改变水师无船的状况。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他在台湾创办军事工业，办起了机器局、军械所、火药库等，自制枪炮子弹，能做到“制出枪子，能与外洋来者无二也”。

光绪十二年（1886年），刘铭传对全台土地进行了一次彻底清丈，查出隐匿私田上百万亩，加上新开垦的土地，使台湾耕地面积达到四百万亩。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又令清赋局制定“减四留六”的田赋政策，年征田赋银从十八万三千两猛增到六十七万两。这为台湾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资金基础，台湾刚建省时，经费不能自给，需要中央的财政补贴和福建的协饷每年共八十万两白银，经过刘铭传的整顿，五年后就取消了福建的协饷，并且不要中央财政的补贴了。

高山族是台湾土著居民，被历任清朝官吏视为“番民”，颇受歧视。为了消除民族隔阂，刘铭传到任后，遂将“抚番”列为治台要政。他组织了抚垦总局，下设十个分局，自任抚垦大臣，开山“抚番”。修筑了从彰化到水尾等三条进山公路，令地方官、通译和官军一同入山劝化。有歧视、虐待“番民”者，严加责罚。台南副将潘高升残杀无辜“番民”，刘铭传即抗疏弹劾，要求严惩。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全台有五百个番社，近十万名土著居民“归化”，还并垦农田数十万亩。此外，刘铭传指示各地兴办“番学堂”。教高山族同胞识字知礼，改掉旧习。

除“番学”外，刘铭传还在各地开办书院、儒学、义学、官塾等教育场所，尤其是仿效西方创办了新式学校——西学堂，开设英文、法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等课程培养新型的管理和技术人材。台湾出现“文风蒸蒸日盛”之局面。当刘铭传被迫离开台湾以后，他把朝廷历年来给他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在了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刘铭传认为，台湾欲“自强自富”，必须迅速“振兴殖产，招徕工商”。为此，他大力兴力、民用工业企业，如伐木局、煤务局、煤油局、招商局、电报局、蚕桑局等，积极鼓励商人在台湾经商。刘铭传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台北特设商务局，同年又在新加坡设分支机构招商局（通商局），招募华侨商股，并将所募股金定购十艘轮船，成立了轮船公司，与外国商轮展开竞争。

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铭传提出要在台湾招商承办铁路，对矿业、樟脑业、硫磺等业，力主商民集资经营而官府予以奖掖，其中最著名的是基隆煤矿。对应运而生的商办工厂、企业，刘铭传都“乐于资助”。

刘铭传还致力于发展对外贸易，注意利用外国资本，曾经提议由英商承办基隆煤矿。并奖励茶、糖、樟脑、硫磺生产，允许这些土特产出口，与外商争利，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光绪十五年（1889年），台湾仅樟脑出口一宗，就获白银八万五千余两。

光绪十四年（1888年），刘铭传下令在台湾架设了台北到福州、台湾到澎湖的海底电缆，架设台湾南北的电线。从此，台湾与大陆电讯畅通。刘铭传在此基础上设立了电报总局。他还仿效外国邮政通信的先进办法，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发行邮票，传递邮件，取代了旧式驿传铺递的落后方法，使台湾“省内省外瞬息相通”。

刘铭传认为，修铁路不仅对加强海防有重大意义，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提议修建台湾铁路。1886年10月，他委令派驻新加坡招商局的官员招股集资，并拒绝了英国旗昌洋行愿意承办铁路的要求。他认为，铁路是国家“血脉”，断不能听任外人垄断。光绪十三年（1887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铁路总局，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担任设计、测量工作。经过将近四年的艰苦施工，台北至基隆段铁路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竣工通车。台湾铁路是中国自行集资、自行兴建、自行控制的第一条铁路。

总之，刘铭传治台七年，是台湾开发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几年，台湾全省的年收入由过去九十万两猛增到三百余万两，对外贸易也一直居出超地位，到光绪二十六年（1890年）达到三百六十三万两。这在台湾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凡此种种，都明确地体现了刘铭传强烈的图强热忱和鲜明的爱国立场。因此，台湾学者称刘铭传为“理台政治家第一人，其功业足与台湾垂不朽矣”！有学者称他为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湾近代化之父。

文学造诣

刘铭传出身寒微，但一心向学，喜好诗文，并把他的所感所悟用诗歌形式记录下来，创作了许多清新质朴、含蕴隽永的作品。《大潜山房诗钞》《刘壮肃公奏议》《盘亭小录》等文稿，展现了他的深邃见解和豪迈情怀。时人称刘铭传“少耽呤事”“才兼文武”。著名诗人陈衍称其诗“偶对甚整”“体近乐天”。由此可见，刘铭传具有很深的文学底蕴。

历史评价

曾国藩曾致信刘铭传，称赞道：“北军一役，首尾三年。运河之守，自君建之；任逆之歼，自君谋之；追剿数省，惟君最劳而且速；大捷数次，惟君最劲而且精；甚至波折迭生，惟君始终不挫；孱军滥竽，惟君侃直不阿。卒能扫除剧寇，成此奇勋。虽劳浮于赏，中枢或不深察，而全功出于阁下一人，则远近皆知。虽豪侠肝胆举世或不尽闻，而英谋伟略则妇孺皆知。寻常名位，万不足歆动阁下之心，而彼苍玉成豪杰了此一大快事，则阁下未尝不可自慰自庆也。”后来，他又为刘铭传的《大潜山房诗钞》作题语，说：“省三用兵，亦能横厉捷出，不主故常。二十从戎，三十而拥疆寄，声施烂然，为时名将。惟所向有功，未遭挫折，蔑视此虏之意多，临事而惧之念少。若加以悚惕戒慎，豪侠而具敛退气象，尤可贵耳。”

李鸿章在光绪九年（1883年）对清廷称赞刘铭传道：“窃查刘铭传智略勇干，度越诸将，从前剿办粤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究心史事时务，见畿敏决，才识过人，若令独当一面，寄以边防重任，于操纵控驭机宜必能措置裕如，其威望亦可使远人慑服。”

薛福成曾对李鸿章称赞刘铭传“在诸将中韬略优长，声望夙著”。

刘铭传赴台抗法前后，《申报》对他加以盛赞，称其人“统兵垂二十年，洵称‘百战宿将’，朝野成相倚重”，“刘省三爵帅身经百战，智勇兼备，兵丁亦转战数十年，所向无敌”。

光绪帝在甲午战争起用刘铭传时，称赞他“驭军有法，卓著勋劳”。在得知刘铭传讣讯后，清廷颁发上谕，称赞其“秉性忠勇，卓著战功”，“于一切应办事宜，克称厥职”。

吴汝纶：

朱孔彰：

①公性强力，多谋能断。部下将士精锐善战，纪律严明，尤为淮军之冠。

②刘公勇鹫有谋，几于汉中兴吴子颜矣。体赳桓之质，跻保傅之班。美哉，以功名终焉！若夫经营台疆，深识远虑，隐然敌国，乃无何而沦于异域，岂公所及料邪！

李振唐：

台湾被日本占据后，林朝栋仍然穿华装不归日，说：“吾不忍负刘公也！”

裴景福：

陈衍：

丁宝濂：“海氛骚动寇东瀛，诏起将军斧钺征。柱可擎天悲末劫，戈难返日坏长城。六年未了生前事，三郡空传身后名。惆怅大潜山下路，英魂凭吊不胜情。”

林朝崧：“乾坤东港谁家地，金碧楼台笼海气。日浴咸池水尽红，珊瑚万树鲛人泪。当日仙洲筑将坛，淮南丛桂忆刘安。雷声千里开驰道，铜柱萧萧影尚寒。灿烂黄金新世界，等閒掷过恒河外。空费经营一片心，弯弓六载扶桑挂。万事人间总可哀，骑麟被发莫归来。匆匆海底扬尘后，闻说昆明亦劫灰。”

陈瑚：“忆昔甲申岁，法夷寇南瀛。公自平发逆，久叹髀肉生。英雄乘时势，系越更请缨。四郊刁斗急，虎帐夜不惊。胜败乃常事，深谋功竟成。遂令彼金人，畏惧岳家兵。莫云修武备，海岛便升平。百年开草昧，政教未风行。凶番赖以抚，田赋赖以清。汽车行陆舟，电火不夜城。顽民忽梗化，揭竿辍芸耕。即为尧舜民，宁免租税征。处士亦横议，时作不平鸣。用夷以变夏，毋乃妄讥评。斯人已不见，治绩犹分明。创始畀后人，文献有馀荣。斜日登大墩，古城址已倾。岿然北门楼，寄我古今情。”

连横在《台湾通史》中称赞刘铭传“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还说道：“台湾三百年间，吏才不少，而能长治立策者，厥维两人：曰陈参军永华，曰刘巡抚铭传，是皆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也。永华以王佐之才，当艰危之局，其行事若诸葛武侯。而铭传则管、商之流亚也，顾不获成其志，中道以去，此则台人之不幸。然溯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

苏镜潭：“高牙大纛下苍崖，上策真能众议排。回首扶桑吊孤岛，中兴将略起临淮（李光弼）。”

赵尔巽等《清史稿》：“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材蔚起，程学启实为之魁，功成身殒，开军遂微。铭军最称劲旅，树军、盛军、鼎军亦各骖靳。……刘铭传才气无双，不居人下，故易退难进。守台治台，自有建树。”

徐凌霄、徐一士：“李鸿章淮军诸将，程学启卒后，刘铭传功最高，望最隆。……使（甲午战争）铭传受命督师，于大势究能裨益几何，固难确断。而总统前敌诸军偾事之叶志超，其人物自远不逮铭传耳。”

戴逸：“洋务派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早期改革舞台上众多派别里的主流派，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是实力最强的一个，而刘铭传在台湾兴办洋务则成效最大最成功。”

钟康模：“他力疾任事，呕心沥血，为国为民寻求富强之道。在当时封疆大吏中，他是一个比较具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的人。刘铭传为保卫和建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洒下了鲜血和汗水，在台湾省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轶事典故

常州获宝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刘铭传率部占领常州后，住在原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刘铭传听到院子里有金属撞击之声，急呼亲兵到院中搜查，结果发现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的声音。他命亲兵将马槽移开并刷洗干净，这才发现原来是一个铜盘，上面还有蝌蚪形的文字。后经人鉴定，这个铜盘叫“虢季子白盘”，是西周时期的宝物。刘铭传自然十分高兴，告诉家人妥善保管。后来刘铭传回乡养病（原拟三个月，实际赋闲十三年），各地名士纷纷慕名参观此盘，刘铭传也很是得意。

这个消息被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知道了，这位酷爱古文物的老夫子赶紧派人游说刘铭传，说是愿以重金购买，结果被刘铭传一口回绝。后来，翁同龢又派人向刘铭传表示双方结好之意。刘铭传知道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是谢绝了这种好意。这下彻底惹恼了翁同龢，也为刘铭传以后的官场生活埋下了祸根。

陕西督军

清廷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并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当地的捻军和回民起义。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回民起义军击毙左宗棠爱将刘松山，一路南下。慈禧太后急命李鸿章入陕督办军务。左宗棠唯恐李鸿章抢功，指使手下奏报陕西“匪患”已经肃清，则李不必西来。李鸿章也不想自讨没趣，因此派刘铭传前往。左宗棠对此也深表不满，不愿刘铭传插手其中。刘铭传自然对左宗棠的阻挠也不满，此时又接到西太后命令他随时密报左宗棠军情的密旨，因而对左宗棠上奏不实之处予以揭露。左宗棠得知内情，与刘铭传交恶。后来刘铭传到台湾督办军务时，左宗棠进行报复。

将计就计

据说法国人得知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的消息后，决定在海上谋害他。刘铭传表面上装得非常害怕，征调了不少水师船只保护自己。到了上海后，更装得畏畏缩缩，使法国人误认为他不敢到台湾去督师。正当法国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刘铭传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早已微服坐船前往台湾了。

人际关系

刘家祖籍江西进贤。据《刘氏宗谱》记载：“始祖赛公，江西进贤县紫溪村人也。”公元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陈友谅农民起义军进入江西，战乱频发。刘赛遂随大流“跑反”到合肥西乡，后定居大潜山下。

刘家世代务农。刘铭传的父亲刘惠，母亲周氏，生有六子，刘铭传最幼。刘铭传的妻子为程氏。

后世纪念

墓葬

刘铭传逝世至2011年的115年间，他的遗骨曾历经六次搬迁。2011年4月12日，刘铭传遗骨在其家乡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大潜山安葬，海峡两岸上千名专家学者、社会贤达及刘氏嫡系后裔、刘氏族人等来宾参加了安葬及公祭仪式。安徽省肥西县政府斥资在大潜山北修建了刘铭传墓园，刘铭传遗骨就安葬在这座墓园内。除了此次在肥西县的安葬外，刘铭传的一部分骨灰还将安葬在台湾。

建筑地标

海峡两岸人民为缅怀刘铭传的功绩，以他的姓名命名了不少建筑物和场所。在中国台北市有铭传大学、铭传小学，台北新公园里有大潜亭和刘铭传塑像，在基隆市有铭传中学、刘铭传路。在安徽省肥西县有铭传乡、铭传高中、铭传初中、刘铭传纪念馆，在合肥市有铭传路，在合肥师范学院有刘铭传学院。

此外，在台湾淡水炮台遗址有刘铭传题字“北门锁钥”，在基隆有刘铭传修建铁路时开凿的狮球岭隧道。在大陆的安徽省肥西县有刘铭传故居、刘铭传纪念馆和其参与创建的肥西书院，在巢湖姥山文峰塔有刘铭传题字“中流一柱”，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着刘铭传珍藏过的西周青铜器虢季子白盘。

护卫舰

2016年6月，中国台湾向美国购买二艘佩里级护卫舰，派员赴美接舰，规划，未来两艘护卫舰将命名为“铭传”与“逢甲”，纪念清末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与抗日名将丘逢甲。2018年11月8月，“铭传（PFG-1112）”、“逢甲（PFG-1115）”在高雄左营军区举行成军典礼。

纪念活动

2015年9月，“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1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刘铭传故乡安徽省合肥市举办。

2023年4月12日，“2023海峡两岸祭拜刘壮肃公活动”在安徽合肥刘铭传墓园举行，来自海峡两岸200余位各界人士参加。

组织机构

安徽省还有以刘铭传的名字命名的“安徽省刘铭传研究会”“合肥市刘铭传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