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至西湖记

明代袁宏道创作的散文

《初至西湖记》是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创作的一篇游记。文章先写作者望保叔塔而“心飞湖上”，溢出了惊喜之情；游湖时“不觉目酣神醉”，更是把自己的身心融入湖光山色之中，进入了“物我合一”的境界；再以曹植惊遇洛神作譬，把西湖看作美人，流露一片爱意。全文用记叙和描写相结合的手法，行文洒脱清新、流转自如，把一名初游者为西湖之美所伏的心理过程很有层次地展现出来。

作品原文

初至西湖记

从武林门而西1，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2，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3，茶毕，即棹小舟入湖4。山色如娥5，花光如颊6，温风如酒7，波纹如绫8；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9，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10。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11。

晚同子公渡净寺12，觅阿宾旧住僧房13。取道由六桥、岳坟、石径塘而归14。草草领略，未及遍赏。次早得陶石篑帖子15，至十九日，石篑兄弟同学佛人王静虚至16，湖山好友，一时凑集矣。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白话译文

从武林门向西走，就看见保俶塔耸立在重山之间，这时我的心早已飞到西湖上了。中午，到了昭庆寺，喝过茶，便划着小船驶入湖中：青翠的山色如同美女的蛾眉，鲜花的光彩如同美人的面颊，温煦的和风如令人陶醉的醇酒，湖面的波纹像柔软的绫罗。我一抬头，已不觉目眩神醉。这时若要用一句言词描写这里的景色，已经是不可能了。我的感觉大约和东阿王曹植初次遇到洛神时一样吧。我游西湖是从这时开始的，时间是万历丁酉年二月十四日。

当天晚上，我同子公乘船到了净慈寺，寻找阿宾过去住过的僧房，然后沿着六桥、岳坟、石径塘的道路返回，匆匆地领略沿途风光，没有来得及仔细观赏。第二天早晨，收到陶石篑的名帖，等到十九日，石篑兄弟与学习研究佛经的王静虚都来了，在西湖的好朋友，一时都聚会在一起。

创作背景

袁宏道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春被准解去吴县县令之后，乃畅游惠山、西湖、五泄、天目、黄山等东南山水名胜，将其所见所感形诸笔墨，创作了不少游记美文。其中描述杭州西湖山水风光及泛舟湖上的散文有十六篇之多，此文为第一篇，概写第一次游览的总体印象。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杭州之美，美在西湖山水；西湖之美，又美在西湖畔星罗棋布的景点，诸如南北高峰、灵隐寺、孤山、岳坟、九溪十八涧、湖心亭、龙井等皆是。这一篇《初至西湖记》是袁宏道乍见西湖美景后作的。他生长在湖北，荆楚山水与江南山水风格有别，而西湖则宛如江南山水顾盼流辉的眼睛，自然使作者心醉目迷。武林门在西湖之东，从武林门出，西行不久，便可望见兀立于葛岭之上的保俶塔，转过葛岭便是西湖，而袁宏道的心早已飞越葛岭、来到湖上。他对即将见到心仪已久的西湖有期待、也怕失落。存有这样的情感，袁宏道反而不急着去游西湖了，他们先在昭庆寺喝了一会茶，然后才坐小船游湖。

西湖美景名不虚传。但见近湖的山色如美丽的女子，绰约多姿；湖边的桃李艳若女子颊上的粉白红晕，含羞多情；湖上微拂的春风如美酒，使人欲醉；船边的波纹如绫罗之皱。袁宏道连用了四个比喻，一气报出了西湖美之所在。按说这四个比喻既贴切又形象，形容西湖的湖光山色已是上乘的文字。但是人们在绝美的自然山水之前，会很强烈地感受到语言的贫乏和苍白。搜索枯肠、呕心沥血写出来的赞美之辞在自然美之前，显得是那样无力，甚至滑稽可笑。自然之美是难以笔墨形容的，古今一辙，而当文人睹此绝美山水时，却往往技痒，要写出河山的神韵来。平心而论，多少游记、山水散文是不能写出其神韵的，惟有历代文章高手才仿佛得河山之神。袁宏道是有自知之明的，他避开继续正面形容西湖，而以观赏主体的“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的感受反衬湖光山色不可说之美。若要铺陈下去，反而令人生厌。四句比喻就已足够，其余让读者去想象和补充。

而且，袁宏道找到了一位与自己有相同感受的古代才士曹植。曹植乍睹美貌的洛神时，“精移神骇，忽焉思散”，这种陶醉的心情与袁宏道面对西湖美景时的感受十分相似。美的事物不足以以苍白的文字来形容。袁宏道是聪明的，他写西湖之美，由感而发，出自胸臆，但当意识到不能写尽、写出西湖美景时，便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由读者领略西湖之美。此文平平道来，不堆砌词藻，不搬弄故事，却把西湖美景连同观赏者的感慨写了出来。所有这些，只用了数十字便完成了，令人折服。

名家点评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沈维藩：初至西湖佳丽地，是极叫人欣跃、极引人感叹万千的事。而此篇字句极平易、感想极简单，似无多少奇思巧构、不足以副西湖之美。但若要将此景不放在西湖，而移于别处；将此感不放在初至，而移于他时：则又断断不能够。文章最难是本色，而唯大英雄能真本色，岂不信然！（《历代小品大观》）

作者简介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吴县县令，官至吏部郎中。袁宏道是明代文学“公安派”代表人物，与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他在文学上反对明代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流弊，主张文学作品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认为作诗为文都应通于人之喜怒哀乐，以见从肺腑中流溢出的真性情。他的理论与创作扫清了明代复古主义的习气，开一代清新活泼的文风。作品有《袁中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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