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所

清光绪年间至中华民国初年地方设立的教育行政机构

劝学所是清光绪年间至中华民国初年地方设立的教育行政机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5月清廷颁布《奏定劝学所章程》后，各府厅州县均设劝学所，作为“全境学务之总汇”，是最早的现代意义的县级教育行政机构，从此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现代教育行政体制。清政府为避免出现统治危机，于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底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据该章程的规定，劝学所的职权与地方自治机构有了诸多冲突之处。于是在地方自治章程颁布后不久，清政府随之颁行《改订劝学所章程》。

清末革新教育，在各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标志着中国县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劝学所由严修于1905年在直隶首创，后推广全国，历经晚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直至被教育局所取代，存续18年。其间多有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筹款是劝学所的首要职责。劝学所面对教育财政的极端困顿，实行“就地筹款”原则，采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诸如发动社会捐助、整旧从新、增加教育捐税、征收学费等手段。劝学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近代初等教育，包括一县范围内的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劝学所作为基层教育行政机构，除了主动劝办新式小学堂、发展社会教育设施外，就是通过贯彻学部的法规、命令等来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劝学所的设立促进了近代初等教育的发展，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劝学所作为民间私塾的主管机构，面对新式学堂与旧式私塾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由困顿转而力主改良私塾。通过调查、劝导、培训，增设新式课程，采用新式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等，积极促使旧式私塾的近代化转型。劝学所作为地方教育行政的组成部分之一，与作为其咨询辅助机关的教育会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既存在劝学所对教育会的设立扶持，又有妨碍教育会成立的事实；既有教育会对劝学所的行政辅助，又有对劝学所行政权的侵占。总之，劝学所与教育会是一个既合作又斗争的矛盾统一体。

1906年5月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据此各府厅州县陆续设立劝学所，作为“全境学务之总汇”，是最早的现代意义的县级教育行政机构，从此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现代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劝学所的设立，“创始于直隶学务处”。直隶学务处督办严修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为提倡小学教育，在州县设立劝学所，仿照巡警分区，采用日本地方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办法，订定章程，颇著成效。学部所奏定的《劝学所章程》，基本就是严修在直隶所制订的原章。

劝学所由地方官任监督，可根据需要设学务佐治官1名；设总董1人，由县视学充任，综核各学区事务；根据户数将全县划分为若干学区，每区少则二三村，多则十余村，每区设劝学员1人，由总董选择本区品行端正、热心学务的土著士绅禀请地方官札派，其薪水公费数额由各地视情酌定。劝学员的主要职责是“推广学务”，工作办法是“劝学”“兴学”“筹款”“开风气”“去阻力”，即于本学区调查学龄儿童数量，登记造册，挨户劝导，负责介绍入学，根据每学期劝募学生入学数量确定工作成绩优劣；调查学校选址、用房、经费等情况，商承总董拟定办法，劝令各村董事切实举办；帮助和指导各村学堂划分班额、制订课程表、聘请教员、稽查功课等。各村学堂经费，皆责成村董就地筹款，官不经手，劝学员只随时稽查报告于劝学所。劝学员每月轮片到劝学所开会，地方官和总董参加会议，劝学员呈交劝学日记，研讨工作，分头回区落实。

至1909年，全国共设立各级劝学所1 588所，总计总董1 577名，劝学员23 645人，仅有不到1/5的州县未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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