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战

收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1927年4月18日蒋中正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虽在桂系李宗仁和武汉汪兆铭集团的压力下，曾于8月13日宣布下野，但很快就趁西山会议派和桂系把持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遭到各方反对之机，于1928年2月3日至7日召开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重新掌握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为稳定国民党内部和缓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蒋中正决定继续北伐，并将国民革命军分编为四个集团军，由他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7日，下达总攻击令。收复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正式开始。

1930年(民国十九年)11月至1931年1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围剿的战役。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

对此，国民党当局异常恐惧。国民党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中正急于8月下旬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军事蒋中正在同冯玉祥、阎锡山中央苏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陆续调集11个师又2个旅，共约10万余兵力，指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0月20日前后，从湖南省国民党军陆续进入江西省境内，在武汉的第19路军也准备进入江西参战。11月2日，鲁涤平将其7个师又1个旅编为3个纵队，并限于5日前，第1纵队第18师集结于樟树，第24师集结于丰城西北之赣江北岸，新编第13师集结于临川；第2纵队第50师集结于西山万寿宫,独立第14旅集结于靖安；第3纵队第77师集结于上高，新编第5师集结于高安；总预备队第8师集结于南昌。企图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于袁水流域的清江(今临江)至分宜地区。此外，湖南军阀何键令其第19师进驻袁州，配合鲁涤平所部行动。企图消灭红一方面军于袁水两岸地区。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约4万人正在中央苏区西北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活动。中国共产党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在查明敌情后，同江西中共中央和军委8月初的指示，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国民党国民党战场战略方针方针，并决定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在地形、群众条件较好，便于尔后发展的赣江以东地区作战。据此，中央苏区

11月5日前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以红3军(军长黄公略)留在赣江西岸监视国民党军；率主力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1军团第4(军长林彪、政委彭清泉)、第12(军长伍中豪、政委谭震林)军等部，从袁水两岸东渡赣江，转到新淦(今新干)、崇仁、南城、宜黄、乐安、永奉之间地区，并向樟树镇、临川方向进逼，开展群众工作，为反围剿作准备。5日，鲁涤平3个纵队开始进攻。7日，分别进至清江、新淦、新喻(今新余)、分宜等地。均因红军已先期转移而扑空。国民党军扑空后，鲁涤平得悉红军主力已东渡赣江，深恐红军夺取樟树镇、临川，遂以第3纵队仍在赣江西岸进攻，以第1、第2纵队尾追过赣江，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为保存实力、待机破敌，即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消耗、疲惫、迷惑国民党军，主力于中旬分别由赣江以东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安、吉水、永丰主力则秘密移至宁都县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集中。中旬，又移至平田、砍柴冈、安福圩地区隐蔽集中，抓紧整训和筹措给养。使进到吉安、南城一线的围剿军各纵队再次扑空。鲁涤平部两次扑空后，就地转入清剿，为进攻苏区中心区作准备。12月上旬，蒋介石武汉入赣参战；另调驻福建南昌行营，以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并催调第19路军两个师入江西参战，在福建的两个师又1个旅也向闽赣边界推进，堵截红军。其部署：第6路军第24师由蛟湖向东韶、洛口、宁都进攻，第8师由黄陂、南丰之线向广昌、宁都、雩都(今于都)进攻，第56师经建宁向石城推进；第49师和暂编第2旅向瑞金、会昌推进；第9路军第18师由永丰分经古县、白沙向东固进攻，第50师由乐安分经招携、藤田向龙冈、东固进攻，新编第5师由吉安经富田向东固进攻；第77师主力萍乡分向万安、泰和推进；第12师第34旅仍防守赣州国民党方面军派第12军第35师赴兴国东北约溪地区引敌西向并监视之，主力全部集中到黄陂、麻田地区隐蔽待机，抓紧进行政治鼓动和临战准备。

12月16日，各路国民党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进攻。19～21日，新编第5师(后改称第28师)、第18师先后进占东固，未见红军主力，该两师却在浓雾中发生误战。第50、第60、第61、第24、第8师分别进到招携、万安、泰和、草台岗、新丰、三坑等地。沿途屡遭红军小部队和地方武装袭扰、阻击，交通运输常被阻断，故进展迟缓。红军集中到黄陂、麻田地区隐蔽待机；同时派出第12军第35师独立活动于兴国东北的约溪地区，严密监视并吸引西面之国民党军。24日至28日，国民党军第28师进至因富，第18师先头1个旅进到南垄；第50师进到源头，准备续攻小布；第24师经东韶进至洛口；第8师进到广昌，先头进至头陂；第60师准备经赣州转向北进，配合泰和之第61师进攻兴国。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得悉第50师欲孤军进犯小布，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歼灭孤军进犯小布的第50师。25日和27日，红军主力两次在小布附近设伏，都因第50师未脱离源头巩固阵地，不能求歼该师于运动中而未达预期目的，遂撤回原集结地待机。28日，鲁涤平下令其深入苏区的5个师向宁都以北的黄陂、小布、麻田地区的红军实施总攻。29日，其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以1个旅留守东固，率师部和两个旅进占龙冈。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抓住该师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的有利时机，当即决定以1个团兵力在赤卫军、少先队配合下，牵制源头、洛口、头陂之第50、第24、第8师；集中主力分左、右两路秘密西进，求歼第18师主力于运动中或立足未稳之际。29日下午，方面军在向龙冈前进途中，查明第18师主力已到龙冈，当晚确定围攻龙冈的部署：左路红3军为右翼，于30日晨占领木坑以北地区，继向龙冈攻击前进，红12军(欠第35师，指挥第64师)为左翼，于30日拂晓向表湖前进，以一部占领龙冈南端之盲公山，主力截断龙冈至南垄大道，从兰石、茅坪攻击第18师侧后；右路红3军团、红4军以主力向上固、下固前进，以一部到还铺附近，向龙冈西北端之张家车攻击前进，如上固无敌，主力向还铺、张家车攻击前进，以一部向下固、潭头警戒。在约溪地区的红35师，于30日午前插至南垄、龙冈之间，配合红12军主力攻击龙冈，并向南垄警戒。方面军总部30日进至小别附近的黄土岭指挥。30日晨，第18师第52旅为先头，师部和第53旅随后，由龙冈向五门岭前进。9时许，其先头在龙冈以东小别附近，突遭居高临下之红3军先头第7师迎头痛击。张辉瓒误认为是红军小部队袭击，自恃兵力、武器占优势，遂组织部队向红军阵地反扑。战至中午，红3军全部加入战斗，第18师亦展开两团兵力猛攻，战斗十分激烈。15时许，张辉瓒率4个团拼力向红军实施多路进攻，又被击退。此时，红4军和红3军团一部已插到张家车，截断了第18师与东固、因富的联系，并从侧后向龙冈猛攻；红3军团主力占领了上固及附近有利阵地，切断了敌从西北方向增援和龙冈之敌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至16时许，完成了对第18师主力的合围，红军即发起总攻。张部向西北突围未逞，全军溃散。激战至18时许，红军全歼第18师师部和2个旅，活捉张辉瓒。第18师主力主力经南团撤往东韶。红一方面军总部当日决定，分左、中、右三路尾击第50师主力。中路红12军经南团、琳池由西向东攻击东韶；左路红3军团经头陂由北向南攻击东韶；右路红3军到达田营后，以主力牵制第24师，以一部迂回东韶以东攻击；红4军为总预备队，随红12军跟进；方面军总部进到龙坛指挥战斗。3日，红军中、左路相继进抵东韶附近，旋即向立足未稳之第50师发起攻击，激战至15时许，分别突破其防御。但这时，因右路红军尚未迂回到东韶东端，第50师余部乘隙向东和东北方向窜逃。红军奋起追击，再歼其一部。此战共歼第50师1个多旅。东韶战斗后，各路国民党军争相撤离苏区，在兴国、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之线转入防御。至此,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1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三月下旬，敌人部署完毕。第19路军由蔡廷锴代总指挥，辖第60师（蔡廷锴兼）、戴戟第61师及第12师马昆第34旅，由兴国向龙冈头、宁都进攻；第5路军由王金钰任总指挥，辖上官云相第47师、公秉藩第28师、郭华宗第43师、郝梦龄第54师、罗霖第77师，由吉安、泰和、吉水、永丰向东固、藤田方面进攻；第26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辖第25师（孙连仲兼）、高树勋第27师、关树人骑1师，由乐安、宜黄向东韶、小布进攻；第6路军由朱绍良任总指挥，辖胡祖玉第5师、毛炳文第8师、许克祥第24师、路孝忱新编第13师，由南丰、八都向广昌、黄陂进攻。此外，韩德勤第52师担任维护赣江交通和当地“清剿”，三个航空队执行侦察和轰炸任务，刘和鼎第56师（归第6路军指挥）出安远（属宁化县）、周志群新编第14旅出宁化、卢兴邦独立第32旅出连城和长汀、张贞第49师出上杭和武平、香翰屏第62师出蕉岭，防堵红军向东南转移。

这时，红1方面军仍是第1、第3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三万余人，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的养精蓄锐，斗志旺盛。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 1方面军总部三月二十三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就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项英到中央根据地，于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项英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朱德任军委副主席和红1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1方面军政治委员。四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种情况，就在中央苏区领导层产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受到干扰。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曾指示：“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红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决战中，采取诱敌深入苏区的策略，在当时的阶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确的。

如果力量对比上利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扩展向白区的坚决进攻，打碎敌人的生力军”。同时还提出：“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有的又提出分兵退敌的方针，对反攻先打哪路敌人问题，有的主张先打强敌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打朱绍良部。经过反复讨论，才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鉴于第19路军、第26路军和第6路军，均为最强或较强之敌，而第5路军的第43、第47、第54师从北方新到，第28、第77师在第一次“围剿”中被红军打过，对红军有畏惧心理，战斗力弱，先打该敌容易取胜。同时，我军如由东向西打，则受赣江限制，而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因此，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四月一日，敌人分四路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至四月二十三日，先后进至江背洞、龙冈头、富田、水南、严坊、招携、广昌等地。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上固、东固地区，在东固地区，为待机歼敌，迫敌而居达二十五天。五月十三日，敌王金钰所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开始向富田向东固前进。五月十六日至十七日，我军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包围歼灭敌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的大部。

接着，向东横扫，于五月十九日在白沙歼敌第43师大部和第47师一个旅的残部，余敌逃向永丰。五月二十二日，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敌第27师近一个旅。五月二十七日，攻克广昌，歼敌第5师一部，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毙命。五月三十一日，突袭建宁，歼敌第56师三个多团。从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红1方面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敌人组成左右两个集团军，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其部署是：左翼集团军指挥赵观涛第6 师、罗卓英第11师、陈诚第14师、周浑元第5 师、毛炳文第8 师、许克祥第24师、蒋鼎文第9 师等，从南城方面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指挥蔡廷锴第60师、戴戟（代）第61师、韩德勤第52师、孙连仲第25师、高树勋第27师、上官云相第47师、郝梦龄第54师等，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我根据地“进剿”。另以卫立煌第10师和李延年攻城旅为总预备队，策应左右两路军之作战；以李云杰第23师、路孝忱第79师和骑1 师等，在樟树、宜黄、抚州、南城、黎川一带，分别担任“清剿”、守备及维护后方任务；以公秉藩第28师、罗霖第77师和第12师马昆第34旅等，担任拦阻我军西渡赣江任务；以张贞第49师、刘和鼎第56师和周志群新编第14旅等，在闽粤赣边防堵我军东进；以第1 、第3 、第4 、第5 、第7 等航空队，执行侦察、轰炸和运输任务。另外，还抽调李韫珩第53师进入江西，准备开吉安待命。七月一日，敌人开始向我大举进犯。当时，红1 方面军仍是第1 、第3 两个军团，只有三万人左右，还没有得到休息和补充。根据这种情况，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一部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主力于七月十日前后，从闽西地区开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适时转入反攻，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破敌人的“围剿”。

七月底，蒋介石发现我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地区后，立即命令其主力部队，分路由北向献、由东向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在敌重压境的情况下，方面军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指挥红军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但正当红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敌第11、第14两师先我到达富田。在红军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的危急形势下，总部决定改取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隐蔽我军企图，造成敌之错觉，以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主力于八月四日晚，巧妙地通过蒋鼎文师（江背墟）和蒋、蔡、韩（崇贤）之间四十里的空隙地带，迅速转移到莲塘地区。八月七日，在莲塘歼敌第47师一个多旅；接着，在良村歼敌第54师大部；八月十一日，在黄陂歼敌第8 师约四个团，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

敌人发觉我军主力东去，从八月九日起，将其向西向南的部队，转旗向东，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的集中地 -- 君埠以东地区。这时，我以红12军（欠第35师）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向东北方向引诱，主力由敌军之间二十里间隙的大山中秘密越过，返回兴国地区集中。待敌发现我军集结地域，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整半月，而敌已被我拖得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不得不于九月初开始退却。我军乘敌退却之机进行追击，除高兴圩一仗与敌第60师、第61师打成对峙外，于九月七日在老营盘歼敌第 9 师一个旅；九月十五日，在方石岭全歼敌第52师及第9 师一部，又打了两个胜仗。至此，红军六战五捷，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趁势转入进攻，首先在石城、长汀、雩都、会昌四县，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地主武装，乐后转向武平、寻邬等县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一九三三年一月，陈诚把中路军编为三个纵队：第 1纵队，队长罗卓央，指挥第11、第52、第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 2纵队，队长吴奇伟，指挥第10、第14、第27、第90师，向抚州、龙骨渡地区集中；第 3纵队，队长赵观涛，指挥第 5、第 6、第 9、第79师，向金溪、浒湾地区集中。第43师为预备队。总兵力约十六万人。采用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妄图一举歼灭红 1方面的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摧毁我中央根据地。红 1方面军根据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打算乘敌人“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胜利。闽浙赣的红10军和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21军，分别奉令南下和北上，统归方面军总部指挥。红10军渡过信江，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这时，红 1方面军有第 1、第 3、第 5军团和第11、第12、第21、第22军，总兵力共七万余人。三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东南战线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赣南、闽西前线部队编成的五个纵队，配合北线主力红军作战。

二月上旬，红 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敌人坚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抚河东求得以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的情况下，决定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进攻南丰城。同时提出，如敌情地形有变，不便强袭，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地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转为进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歼灭。二月十二日晚，红 3、红 5军团向南丰西北敌外围阵地发动进攻进攻，守敌第 8师六个团凭据险要的城防工事，坚守待援。陈诚一面令南城第24师驰援，吸引我军于南丰城下；一面令中路军各纵队迅速向南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同红军主力在南丰地区进行决战。根据这种情况，周恩来、朱德于十三日毅然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接着又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二月二十二日，以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迷惑敌人，主力秘密转移到我根据地前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这时，何应钦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向黎川地区，即令中路军向广昌、黎进推进。其第3纵队由金溪出黎川；第1纵队由乐安、宜黄出广昌、宁都；第 2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企图围歼我军于黎川、建宁地区，并占领广昌。第 1纵队与第 2、第3纵队相距较远，并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进地区两侧山高林密。因此，红1方面军首长决定，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主力，在宜黄之黄陂地区，各个歼灭敌第 1纵队之第52、第59师。二月二十六日，敌第52、第59师由乐安分路向黄陂前进，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戒备亦不严密，我军对行进之敌突然发起猛攻，从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经过两天激战，全歼敌第52师，师长李明被俘，敌第59师除一个多团逃脱外，亦被歼灭，师长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以后，敌人于三月中旬，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并调整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纵队，第 1及第 3纵队第5、第9师为后纵队，其另两个师为预备队，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向进攻，企图攻占广昌，诱我主力与其决战。红 1方面军以第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前纵队加速南进，以主力向北移动，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三月二十日，敌后纵队之第11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位于东陂附近，与前纵队已相距一百里，处于孤立态势。二十一日拂晓，我军对草台冈之敌第11师突然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将该敌大部歼灭。二十二日，又在东陂歼敌第 9师一部。其余敌军纷纷撤退。

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对这次失败十分伤心，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敌的重要经验。这次反“围剿”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朱德、周恩来等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从实际出发，毅然决定撤围南丰，实施战略退却，抵制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结果。

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收集军史资料访问何长工老将军时，谈到中央苏区反围剿，何老提高声音，气愤地说：“我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这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么不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第四次反围剿把总司令放在一边行吗？在讲第四次反围剿时，许多人不提总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第四次反围剿，当时毛主席已被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李德等人尚未来得及直接掌控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刚刚担任总政委，对部队和敌情尚不十分了解。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老总的肩上。朱老总不负众望，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哀叹“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这是前所没有的。战后，红军学校开办了“机关枪训练班”，朱老总亲自到训练班讲话，鼓励学员。刘伯承校长指示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特科大队政治委员赵品三编写了一本《机关枪教程》作为训练班学员的教材。1959年，军博开馆时，赵品三前往参观，在红军馆内的橱窗里还见到了这本当年他亲手编写的教材。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反抗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围攻的革命战争。1933 年9 月，蒋介石调集约50 万兵力，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苦战一年也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1934 年10 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最残酷的一仗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泽东蒋介石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国民党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果断抓住了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3月初，敌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我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我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1团急行军80余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顺场渡口陷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先遣队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亲临一线指挥。5月25日晨，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红军炮火支援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9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了陡峭的河对岸，在我炮火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退了敌人，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25日一整天，仅红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27日，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红4团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泡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但是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爬雪山、过草地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大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大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大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大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大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

进军大西北1935年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我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14师一个团，逼近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了攻打腊子口的方案。具体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一起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人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臻元帅曾对此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诗词《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滂浡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1方面军主力通过腊子口后，继续北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洛河以西地区。当时，我1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形势是十分严重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我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第57军迅速东进。11月20日晨，敌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许，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直罗镇。我红1方面军首长立即抓住敌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日上午10时定下了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至两个师的决心。当晚，我红军主力将直罗镇包围。21日晨，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发起进攻，枪炮声响彻山谷。敌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左突右冲就是出不去，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敌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土寨内，固守待援。因寨墙坚固，山势陡峭，我屡次攻击未奏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我1方面军首长决定由红15军团一部围而不攻，集中红军主力准备打敌援兵。22日上午，敌西路第67军111师东援直罗镇；23日，敌东路117师、107师也企图解109师之围，但都被我击退。西路之敌军见东路被阻，失去了前进信心，军长董英斌率第106师、第111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3路展开追击，并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将敌第106师617团歼灭，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此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中的109师残部，见援兵无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第二天清晨，我15军团发现敌逃跑后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红1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迫使敌第57军退回陇东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