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纺织新局

清末官商合办的机器纺织厂

清末官商合办的机器纺织厂。

创办

华新纺织新局是恒丰纱厂的前身，创办于1888年，1891年正式开工，是中国现代棉纺工业企业中历史最久的一家。19世纪90年代，正是清朝洋务运动[注一]高涨时期，当时一般的洋务官僚，纷纷以“抵制洋货，挽回权利”为名，创办新式工业，实行经济垄断，而华新纺织新局就是当时洋务运动产物之一。

华新纺织新局最初是官商合办的企业，系由当时洋务官僚、上海道台龚照瑗呈请李鸿章奏准设立，创办人除龚照瑗外尚有惠通官银号[注二]负责人严信厚和商民汤子壮（华新轧花厂主人）、苏葆生（苏葆元堂药铺主人）及周金箴（士绅）等人。

华新纺织新局以合并一家华新轧花厂为基础扩展而成。这家轧花厂原有轧机80台，产品云锦牌棉花曾行销于牛庄及日本，合井以后，仍兼营轧花业务，但产品主要供耠本厂和本市机器棉纺厂的需要。

华新纺织新局筹设之初，一切筹备经费，均由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垫支，洋务官僚龚照瑗个人名义的股资，也由道库垫借。当时清朝法律虽有居官不得经商之规定，但自洋务派得势以后，他们利用国库兴办实业不仅不算犯禁，而且以此为荣。这条法律，早巳成为具文。当时许多头面的洋务官僚如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人，也都是这样兴办洋务的。

华新纺织新局的资本，最初为规元45万两，共分4,500股，每股100两，官利定为8厘。1900年间，因为市面不振，经营亏损，数年未分官利，以资产升值的办法，增资20%，原每股票面100两，改为120两，作为补偿股东的官利，至此资本总额改为54万两。

华新纺织新局的设备，最初仅有纱锭12,000枚，布机200台，和轧花机80台，至1893年纱锭增为15,000枚，布机增为350台。这个设备如和1890年开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有纱锭35,000枚，布机530台）相比，或是和1892年开工的湖北织布局（有纱锭40,592枚，布机1,000台）相比，都是规模较小的。

华新纺织新局在筹备时期的总办由创办人上海道台龚照瑗自兼，实际工作则由惠通官银号负责人严信厚主持。1890年龚照瑗转任浙江臬台以后，总办一职改由严信厚继任，经理由原华新轧花厂主人汤子壮担任。

1882年间李鸿章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曾订出垄断的办法，赋予该局以10年专营的权利，以限制民营纱厂的开办。李鸿章在其奏折上说：“……查泰西通例，凡新创一业，为本国所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10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注三]华新纺织新局的设立，是在1888年，明明是“另行设局”，而李鸿章却代为奏准设立，其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据严中平先生的揣测，“或许是以其规模之小而被允许的”[注四]。根据我们访问的资料，华新纺织新局所以能例外核堆开设，主要原因在于洋务官僚之间的相互勾桔。原来华新的创办人龚照瑗也是安徽合肥人，既是李鸿章的同乡，又是李鸿章的部属，龚照缓就利用这个人事关系，得到李鸿章的特别照顾。另外，当时惠通官银号负责人，实际主持华新纺织新局筹设工作的严信厚，也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根据上海县志的记载，“严信厚……由贡生入李鸿章幕，随苏军攻复湖州，鸿章督师‘剿捻’委驻沪襄办，转运饷械。晋豫荐饥，又檄令往来津沪筹办赈抚。……”可知严信厚和李鸿章也有密切的关系，他所以能代替龚照瑗去主持华新纺织新局的筹备事宜，也非偶然。李鸿章所以愿意破例批准华新的设立，道理也就在此。这正好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原来清政府的法令只是为了约束人民，只是为了便于洋务官僚实行经济垄断。

关系

聂缉椝和华新纺织新局的关系

1890年，上海道台龚照瑗调升浙江臬台，清政府委派当时上海制造局总办聂缉椝[注一]继任。当时华新纺织新局尚未正式开工，由于该局为官商合办的企业，聂缉椝任了上海道台以后，也就继承了这个企业的筹办工作。聂缉椝是洋务派巨头曾国藩的女婿，而且又是办理洋务出身（当时上海制造局是洋务事业中最具规模的单位），所以他对于这家洋务企业的经营，非常关心。他最初掌握了这个企业十分之一的股权，最后用了种种手法，把这个企业收买下来，成为他独资经营的私产。

聂缉椝如何掌握这个企业十分之一的股权呢？根据他的妻子曾纪芬的记述是这样的：

“初，中丞公在沪道任内亏空八十万，皆系因帐房徐某吞蚀所致。爰由内帐房汤癸生君经手陆续追出各种股票，其中以汇丰银行及开平煤矿为大宗。此外则轮船一只（名飞鲸）及码头，亟以变卖，抵偿公款。有纺织新局者，因已数年不分股息，其股票五万四千两（即450股）竟一钱不值。”

又根据聂缉椝的孙儿聂含章（现任恒丰纱厂经理）谈：“聂家所以持有华新股票450股，系先祖任沪道时帐房徐子静所交出的赃物的一部分。当时该厂经营不利，股票不值钱，每股喊价28两，尚有行无市，故无法变卖以抵偿亏空，就这样自流的成为华新纺织新局的股东了。”

根据曾纪芬和聂含章的说法，聂家所以成为华新纺织新局的股东，是由于徐子静贪污交赃的结果，并不是聂缉椝的本意。这个问题，有关华新纺织新局的发展和华新后来所以成为聂家私产的资金实际来源，必须加以研究。

我们知道，清末官场贪污的风气并不下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聂缉椝任上海道台五年，移交时竟发现亏空八十万两，除去前任移交时巳短二十万两外，则在聂缉椝任内至少实亏六十万两。这个巨额的亏欠，说是和聂缉椝毫无关系，自难令人置信。按当时的官场情况来说，帐房一般都是自己的亲信，事实上就是为上司打算盘搞钱的。徐子静在为上司搞钱中固然难免混水摸鱼，但假如说亏空都是徐子静一手所造成，而聂缉椝是如此的清廉，则根据曾纪芬的年谱中所记述的几笔帐，就难以理解了。例如：（一）聂缉椝任上海制造局总办时，私人实亏万余两，任沪道后始获弥补，究竟是如何弥补的？（二）聂缉椝交卸沪道时，曾纪芬存折上的八千余两存款从那里来的？（三）聂缉椝任沪道后每月给他的母亲张氏月费300两，和张氏回湘后陆续另寄三、四万两作为造屋之费，又从那里来的？（四）卸去沪道后在湖南洞庭湖畔购置田产数万亩的钱又从那里来的？我们所以要指出这些事实，并不是为了替徐子静辩白，也不是为了研究聂缉椝居官是否廉洁，而是为了说明聂缉椝所以成为华新股东的道理，和他收买华新所需资金的来源。

总起来说，聂缉椝所以成为华新股东，和后来收买这个企业成为他的私人产业，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和他在沪道任内亏空八十万两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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