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还来

国民政府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馆领事、抗日烈士

卓还来（1912—1945），福建闽侯人，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毕业后赴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又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36年，卓还来学成回国，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一等科员，1937年出任国民政府驻越南西贡副领事。1940年7月，调升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馆领事，兼管沙捞越华人事务。1942年1月19日，山打根陷入日军手中，日军闯入中国领事馆时，卓还来静静的坐在办公桌前，日军用刺刀架在卓还来脖颈处，逼其与日军合作，承认汪伪政府，卓还来严词拒绝。日军又要求卓还来交出所有文件，可重要文件已被卓还来烧毁，卓还来指着炉灰对日军说：全部在此，可以取去。日军恼怒，将卓还来逮捕。1945年7月6日，卓还来被日寇残忍杀害，年仅33岁。

人物生平

卓还来在华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40年代，华人到来北婆罗洲开垦，唯一能够代表他们的，只有中华民国领事，卓还来的爱民态度，令他成为华裔的救星和代议士。

战前，山打根为北婆罗洲的首府，因此卓还来领事在此驻守，代表中国照顾三邦的华侨。中华民国的领事馆，设于今山打根巴色会双修中学附近。在领事馆前，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

日本于1942年1月，占领北婆罗洲和山打根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卓还来领事。卓领事连同随习领事杨登科，主事厉鼎元，来不及撤退而被日军逮捕。日军向卓领事索取秘密文件，卓领事威武不屈，将文件烧毁，于是各人皆受毒打至遍体鳞伤。由这天起，日军将领事等人，禁锢于馆内。领事育有两个年幼的孩子，Edith卓以佳，4岁，Eddie卓以强，4个月大。当时全埠缺乏奶粉，孩子没有奶粉喝，于是卓夫人赵世平以一封密件求助于友好Agnes Keith，(“三人归来”之作者)，当时她住在红山顶。Agnes Keith贿赂了小店主，以高价买了几罐奶粉，安排人偷偷避过日本卫兵，潜入传了两罐奶粉给卓夫人，这才解决了小孩没有奶粉的危机。

日军逮捕卓领事等人的目的，是想强迫卓领事脱离中华民国，加入效忠汪精卫受日人控制的南京政府。日军认为如能改变卓领事的思想而加入南京政府，共享“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对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可以操纵华人社会，以便统治。

在被监禁开始的几个月，日军严密监视他，并且经常威迫他们，若不出卖中华民国，投诚南京政府，他们一定受害，他们的妻儿性命也将不保，如果他们变节投诚，夫妇俩及子女可获得自由和优渥的生活条件。卓领事等忠贞浩然，坚决忍受威迫利诱，宁死不屈。二月，日军把卓领事押解到政府医院二等病房内，和白人官员一起禁锢，并且经常调往别处做苦劳。

今山打根中华工商会理事长郑国权先生追述：“卓领事被禁锢时，曾被调出做苦工。1942年的某一日，我们看见卓领事和七八位白人，从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滚一桶44加仑的汽油桶，推到码头的油轮上，以做装油之用。我看见卓领事身穿短衣，短裤，推得满身大汗，而且汗流浃背。这是日军进行羞辱性的劳动，所以市民看到这“虎落平阳”的场面，也不能作出任何的协助，祗好无奈地兴叹！

禁锢在百哈那岛

1942年5月12日，卓领事家人和一群白种官员，又被转押至山打根埠对面的巴哈那拉岛监禁，连同主事厉鼎元，随领杨登科、夫人赵世萍及两个孩子。最可怜的是Edith卓以佳及Eddie卓以强，在营养不足和无卫生设备的环境下生活。所有的东海岸(斗湖、拿笃、仙本那、山打根的白人官员，包括总督和园口经理，都被押解到此岛，祗有医生、牙医、机械师除外。在岛上，男女分营，夫妻皆不能相见。4个月后于1942年9月又被押解去古晋的Lintang禁锢营。

禁锢于古晋扣留营

卓领事家人，主事厉鼎元，随领杨登科，厉鼎元夫妇，一共七人被送往古晋的Batu Lingtang集中营。行程中男女并不同行，载送妇女和儿童的轮船先行，男人另一船随后，政府以小轮船把众人先由巴哈拉岛载到山打根码头，再登上一艘残旧的商船开往古晋。厉夫人在抵达古晋不久，即生下一女，一般的儿童在这恶劣的环境，能侥幸的生存下来，真是大幸。这个集中营多数为全北婆罗洲和砂劳越的白人官员和园口经理及宗教师，共有几千人。

卓领事在被俘期间，日军仍威迫利诱，企图说服卓领事拉拢砂拉越华人，拥护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并与日军合作，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但遭卓领事严厉拒绝。

报纸事件─丁道尧君传递报纸

1944年1月期间，百馀英籍俘虏，被日军迫往离古晋市区约二英哩的石角路砍伐林木、修路等劳苦操作。当地名流丁三尊之长公子丁道尧（时年十七岁），常与英军碰面，日久遂与英籍军官相熟。有一天，一名英籍军官，私自交一信予丁道尧，该信是由卓还来领事与前砂劳越英政府政务司，英国人李高洁(Captain 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e) 联名书写转致的，大意是希望丁道尧时常提供食物及将战讯交于所指定的某处土窟中。于是，丁道尧将报纸放于指定处，英军悄悄去拿，然后带进营里。

据L.W. St. John-Jones于2004 Vol.21的“沙巴协会”的志刊记载：

战争的资讯，对扣留营的囚犯是极重要的，因为性命和战争的进度、胜利或失败和被扣者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他们才会冒着性命的危险去获得。

古晋沦陷后，日军将古晋改为“久镇”，出版一份“久镇日报”，内容以华文和马来文书写，报纸由被俘虏的英军 Sgt Percival Bent偷偷带入英军俘虏营。然而，报纸大部份是以华文书写，兼有一小部份马来文，这报纸对英军营是毫无用处。Sgt Bent将报纸偷传到平民扣留营，起初交给 Dr.Stookes，后来，由Harry Webber接手。D．Mac Donald也曾从铁丝网篱笆下收过一份“久镇日报”。在这营里，“久镇日报”的华文是由卓领事翻译成英文，马来文则由George C. Wooley（精通马来文的前北婆罗洲西海岸府官之秘书）和山打根的前县官Richard Abbott翻译成英文，然后由 Captain Smelt与Stanley Hill潜到七间扣留营去，逐一宣读给各人聆听、分享。每一次要花上一两小时，每星期有两三张报纸传递入营。

在战争后期，日军节节败退，但报导与战情相左，有关的败讯，则一字不题，可是字里行间，却反映出日军的败讯。这样秘密的往来，历经数月，不意于1944年5月中，被一名爪哇籍卫兵发觉而向日本宪兵报告，事遂败露。

Sgt Bent在1944年5月被拘捕。八月被押解到亚庇，在军事法庭审判，于11月被判死刑，Sgt Bent从此消失，他可能立即被处决，可是并无任何记录，只是由营中诸营友传出，所以其遇害，乃确实无讹。

丁道尧于5月23日被补，拘禁于古晋市区的宪兵部，备受各种严刑以迫供内幕。

1944年5月6日，卓领事及六英俘亦被监禁起来，英俘为Le Gros Clark（前砂洲秘书），Dr. Stookes (山打根医生）, Harry Webber ( US Engineer)，Stanley Hill，Harry Abbott (D. O. Sandakan)。

日本特务主任垣本准尉审讯卓领事时，声色俱厉的说：“中国重庆政府即将倒台，英美等国的联军军事亦一蹶不振，日军却胜利在望，你应投降，勿三心两意。”卓领事供称：“我深信联军将获最后胜利，日军将屈降。“久镇日报”虽为你们办的报纸，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日本战败的讯息。自丁道尧私递报纸以来，我将它翻译成英文，传阅诸英籍友人。”日军此时认为卓领事仍有利用价值，此后未加酷刑。这批人在宪兵部监禁两星期后，又受审讯，关了四个星期，又拘禁在集中营里。

卓领事夫人（赵世平）在她的丈夫审讯后被禁在集中营后的一星期，接到丈夫的一个口讯说：“我问心无愧的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在人格上并没有受到沾污，所以是带着光荣走出监狱的。”

移禁亚庇“三哩监狱”受军法审讯

在1943年10月，因为“神山游击队”的起义，日军把司令总部搬迁到亚庇，所以军法审讯必须要在亚庇执行。卓领事，丁道尧以及八名英美军俘虏，于1944年9月4日，由砂劳越古晋 Batu Lintang集中营，用船迁禁于北婆罗洲亚庇，扣禁于“三哩监狱”中，接受军法审讯。

审判后的罪状原因是与外界有沟通和谋反，但对报纸事件，一字不提。

卓领事的罪状为与外界人士有“密谋”，在亚庇监禁10个月，而卓领事的家人及领事馆馆职员仍囚禁于古晋。

丁道尧当年仅18岁，在亚庇 “失踪”，没有任何纪录，可能和Sgt．Bent一样，在“三哩监狱”中被宪兵判决死刑而立即处决。“中国驻婆罗洲馆史略”中记载着由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发给丁君家属“丁道尧烈士褒状”一张。

在三个月中，九位英美扣留犯五人病逝，祗剩四人活着，他们是Le Cros Clark，Dr．V.Stookes，Webber和MacDonald．

亚庇“三哩牢狱”热心人士协助卓还来领事

在亚庇“三哩牢狱”，侨民虽在活在极度的恐慌中，亦有人冒险接济卓领事，其中以当任政府医院助理之李道生，出力最大。日军令他诊视狱中病人，于是李道生趁机照顾卓还来领事。当时有一位医院助理叫黄武春，因为亚庇双十事件案而被拘捕，他亦托友人送食物及药品；卓领事曾经患牙痛及胃痛，李道生送药而黄武春代为调服。

到1945年1月底，联军飞机轰炸和扫射“三哩牢狱”，卓领事被燃烧弹灼伤面部、耳及手部，李道生到监狱察看，目睹卓领事受伤情形，于是为他敷药，不久即痊愈。

当时有“救华会”组织人黄永清，李永华和林日庸等，禁锢于牢房，为时颇久。黄永清亲历所说，当时监狱内分为两部份，未判之囚犯，禁于军政牢房，待遇极苦，已判决之囚犯，移禁于民政牢房，较为自由。卓领事亦不能例外，初入军政军政牢房，经判决后，移于民政牢房。民政牢房约有百馀人，黄永清等先禁于此，后与卓领事同入此屋者，尚有英美十二名白人。由于囚犯拥挤，接谈颇难，有赖监犯工头为卓领事寻一床位，与黄、林等并列一起，以便攀谈，并代转物品。

据黄永清述说，卓领事与四白人的友谊，以Le Cros Clark 感情最佳，时常在一块闲谈，而黄永清，李英华常代卓领事洗衣衫。卓领事日间被令在监狱周围作锄草工作，黄永清等和其他普通囚犯，则出外种植蕃薯蔬菜及挖防空洞，较为辛苦。有关食物则由黄永清之子黄全兴，李永华之子维纪，林日庸之妻轮流送。因为粮食供应充足，所以卓领事不再像在古晋时体弱多病和面容憔悴，反而脸色丰润有光。此功劳有赖于义勇和勤奋的青少年黄全兴，当年仅16岁，住在八哩的孟加达山芭，他早晚两次骑脚踏车，送食物到“三哩牢房”给其父和卓领事。

1945年1月5日，他的父亲黄永清出狱后，仍然继续接济卓领事。卓领事感其年少义勇，常谓待战争结束，助其往中国读书。当时联军反攻，日益迫近婆罗洲，开始轰炸亚庇，卓领事常劝全兴不须再送食物，免被炸弹所伤，但他不畏怯，依然每天送食物到牢狱之灾。

黄全兴常以家庭所磨之木薯粉，售予亚庇日人所开之“斗湖产业会株式会社”，以取得该会社之臂章。从此，管狱卫的宪兵，视全兴为日商店的佣人，不须检查，任其出入。

笔者于2006年访问了现年77岁的黄全兴先生，他说战后南京政府曾邀请他到中国读书，虽然有机会去中国深造，但是他觉得去新加坡读机电工程更加适合，所以放弃了往中国深造的机会。在新加坡大学毕业后，黄全兴自创“荷兰公司”，经营电机和木山操作器材，生意一帆风顺。现已退休，居于亚庇，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卓领事迁禁保佛

且说1945年初，联军已开始轰炸亚庇各地，卓领事被炸伤。为避免空袭，日军将卓领事和四英美人一起以火车载送至保佛，五人共住一狱室。有一位在医院职的华侨王逸生，经常到牢狱诊治病人，在卓领事到后三日，他即刻为卓领事治疗。伤处痊愈后，除了王逸生供应膳食外，尚有侨胞钟兆龙，梁鸿英亦曾竭力接济食粮食。钟君遂见日军司法科长，请求与卓领事晤面，经长时间询问及考虑，才使人请卓领事来司法科公室。该司法科为卓领事正义所感，所以对卓领事非常谦恭，亲自移椅请卓领事就坐，并致歉词，谓扣于监狱食物粗劣，颇不合理敬希原谅，并言领事夫人在古晋安好，勿虑。语间允许钟君按日送膳食，并立即传令部下，不准阻拦他们送食物入牢狱。

此时，联军空袭日增，日军多走避，卓领事反而稍为自由，每日可至河边洗澡。藉此机会，甚多侨民暗中提供食物和药品，于是卓领事身体日见健康。联军继续轰炸保佛，到1945年4月12日，卓领事与英美四人，又以火车转载于根地咬，途中经过丹南、民那纳，然后抵达根地咬。

禁锢于根地咬

1944年4月12日，卓还来领事和四英美人被解到根地咬，并和四英美白人及郭益光(郭益南之兄) 共住一室。1945年7月1日，卓领事被判的六个月苦期满，准许自由行动。卓还来领事在果阑村何永年的家暂住，但仍受日军监视。这时，联军各型飞机开始轰炸和射击根地咬，由日人筑成的机场，亦被炸得弹洞处处，局势日见紧张，那是日军穷途末路，开始走向灭亡的前夕。

由于情势恶劣，日军将在根地咬监狱的囚犯转移到离根地咬市区不远的甘榜马的一间长型甘榜屋，张桂华亦由山协正隆大将农场召到这里，卓领事也被从何永年家召到这里禁锢。

张桂华述说：在“长屋”，每一名囚犯都有一张床位，他的床位离卓领事及四名白人的床位有只十二三张远，但无缘交谈。1945年7月6日凌晨三时，根地咬日本警长阿部木内中左，芥山光谷中尉和数名土警持火炬到来马石村的长屋，唤醒正在酣睡的卓领事和英美四人，言联军盲炸各地，恐不安全，令速收拾各物，暂避兰瑙的俘虏收容所。卓领事知形势不妙，但神态仍自若。郭益光 (郭益南之兄) 及其母乃卓领事收拾行装，临行前，卓领事告诉郭益光：“联军到时，速将吾等行址报告，再会！”天还未白就起程，当时还有十馀人起来送行，日警居然不阻止，但只准送到竹篱栅栏外。这是卓领事和四白人在根地咬机场附近的丛林 ( 纪念碑处) 遇害的清晨，马石村的室友们根本不知道与卓领事在一小时后就遇害了，大家还以为他们已平安到了兰瑙。

惨遭杀害

1945年10月4，和平后，设立在纳闽的“英国BBCAU”发现卓领事和四英美人失踪，派遣前亚庇府官R.F.Evans 乘飞机前往根地咬，访问了根地咬的土警和牢狱之灾守卫，作深入的实地调查卓领事等被杀之经过。

据R.F.Evans的报告：据监狱Teeteng声述：“1945年7月6日三时，日本警官传命到马石村的长屋宿舍，唤醒众囚犯，宣称奉命将卓领事和四白人送往兰瑙，既不许用餐，也禁止携带物件，步行出狱外。从马石村到根地咬镇一间商店前，日警即将五人交与等候中的日本宪兵，以大卡车将他们载走，当时并无土警随伴，即是我本人亦被遣回长屋。约五时半，我们突闻数响枪声自飞机场方向传出，不知发生何事。”

又据土人警察证明：当时，我们经过飞机场附近，见有数名日军与卓领事和四白人立于树林中，我们被日军发觉后即被驱逐，不准窥视。我们才行不到十步，即听到数枪响声。”

2006年9月，访问了George Tuxford。据当时身在根地咬的George Tuxford说：我骑在一头牛背上，去找另一头丢失的牛，当我到达近飞机场附近的树林时，牛只忽然停下来，我拍打它，它也不愿意再向前走动。我祗得跳下牛背，往前看个究竟。我惊讶的发现，在我前面的是五堆新坟墓，我立刻向县官署报告所见。到今天想起这件事，我还是不明白那头牛为什么这么有灵性，知道前面是伟人葬身之地而不前进。

R.F.Evans述说：我听各人之述说后，即往飞机场树林视察，果然见到有五堆新的墓地。

R.F.Evans安排工人挖掘了这五个墓穴，发现有五具尸体，每人埋葬一穴，但皆无头骨，骸骨亦散乱不全，导致不能分辨骸骨是属谁人。幸亏Evans发现其中一穴，有一只鞋，证实是卓领事的遗物，因为他在古晋Batu Lintang曾同被禁一营，故能办认为卓领事的遗物，乃确定这是卓领事的遗骸。

随后，根地咬华侨协会另派人在卓领事的葬穴，再行挖掘，将泥土逐一翻起，掘出头发一束、门牙三枚、膝盖骨、指骨、肋骨各一件。

据协助挖掘墓穴者Sunang称：每人所埋葬的穴，长约四尺，阔约一尺半，深约二尺许，其间夹着树胶、柴、灰等物。由此推测，被杀害后，再遭焚毁。

据根地咬闻人冯培植先生说：卓领事和四白人被杀害及斩首后，由于埋葬穴位不够深，导致被野狗挖穴吃尸体，于是各人的尸体残缺不全。

五人之骸骨运往根地咬县官署，卓领事之骸骨，由新任领事寄往中国，葬于南京菊花台烈士坟墓。（摘自陈冬和着《北婆罗洲抗日神山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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