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党派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前身是1914年建立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在1920年5月成立，并于同年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易名为“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1924年定名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发展历史

成立

20世纪初，印尼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浪潮，本土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随之诞生，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在此环境下兴起。受1905年俄国革命的鼓舞，印尼工人阶级的第一个组织于同年正式成立，即“国营铁路协会”（Trade Union of Railway Workers）。由于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之下，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自然与荷兰联结在一起。印尼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工人组织，由荷兰人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于1914年在泗水组建，即“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Indies’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简称“东联”），亚洲第一个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宣告诞生，1925年又进一步更名为“印尼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初期及武装起义

在印尼共正式成立前，印尼马克思主义者曾一度同民族主义者保持合作关系，实行“内部联盟”（bloc within）策略，即吸收进步的民族主义者加入“东联”，同时允许其保留原来的政党身份。但1920年后，印尼共逐步放弃与“伊斯兰联盟”的合作，并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发生冲突。共产国际代表，同时也是印尼共领导人之一的陈马六甲（Tan Malaka）认为，泛伊斯兰主义者具有革命性，可以继续合作，这一观点也得到列宁与共产国际大会的支持。到1922年，共产国际进一步要求印尼共采取“内部联盟”策略，鼓励其与“伊斯兰联盟”合作。但是，多数印尼共领导人并不认同共产国际的路线，1923年印尼共明确宣布与“伊斯兰联盟”决裂。此后，印尼共的路线愈发偏激，提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印度尼西亚苏维埃”等口号。

1926年11月12日和1927年1月4日，印尼共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先后发动武装起义，一个月内即被荷兰殖民政府镇压。“印度尼西亚1926—1927年民族大起义”被印尼共称为荷兰统治时期第一次民族起义。起义失败后，印尼共被殖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斗争，直到日本战败并撤出印尼。

地下活动

由于无法正常开展革命工作，印尼共在群众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被左派民族主义政党，即印度尼西亚民族党（Indonesian National Party）所取代。地下斗争时期，印尼共通过党员另建政党，或者加入其他政党的方式参与政治。秘密党员阿米尔·沙里弗汀（Amir Sjarifuddin）于1937年成立了印度尼西亚人民运动党（Gerindo），为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提供合法外衣。慕梭（Muso）于1935年组建秘密政治组织“地下印尼共”（Illegal-PKI），他同时还响应共产国际要求培养干部的指示，组建了“共产主义青年党”（Party of Communist Youth）。

独立斗争时期

二战结束后，印尼共迎来重建机遇。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宣布国家独立，随后与重返印尼的荷兰军队发生冲突，印尼进入反荷独立斗争时期。同年，印尼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签署公告，允许社会中的集团和流派建立各自的政党。1945年10月21日，印尼共正式重建，但部分老党员并未直接回归印尼共，而是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加入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印尼劳工党（Indonesian Labor Party）等组织，同时以公开或秘密的身份在印尼共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全国总工会、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政治团体中发挥作用。这其中，社会党和印尼劳工党虽然并未被冠以共产主义的名称，但其实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

通过公开和秘密党员在政府、议会中任职的方式，印尼共在战后初期获得巨大成功。在印尼共和国首届内阁中，沙里弗汀被任命为议会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到1946年10月，政府31名内阁成员中，包括4名共产党员，其中3名为秘密党员。1947年7月后，沙里弗汀更是出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并提拔共产党员占据要职。同时，沙里弗汀利用掌握的军事权力，新组建了“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由与其同一派别的军官控制。

1948年8月，长期在苏联避难的慕梭重返印尼，开始对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慕梭推动印尼共通过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新道路》。《新道路》旨在重夺革命领导权，认为1945年以来印尼共未能利用独立斗争获得革命领导权，将其拱手让给民族主义者。《新道路》内容充斥着武装斗争的论调，强调必须在军队的干部中间把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分子清洗出去。已解密的前苏联档案表明，《新道路》是慕梭在苏联期间酝酿完成的，他借用了苏联“两大阵营”理论和中国的革命经验，但并非直接依照莫斯科的命令行事。

反荷斗争时期，印尼地方军队派别林立，内部摩擦不断。哈达决定对印尼军队进行整编，将沙里弗汀的势力从军队中清除。至1948年9月，印尼共控制的军队与反共部队之间的冲突到达顶峰。慕梭等人四处宣传共产党的工作纲领，在抵达茉莉芬地区时，当地亲共与反共力量之间已爆发武装冲突。9月19日，印尼政府谴责慕梭和印尼共在茉莉芬地区夺权和建立苏维埃政府，派遣军队进行镇压。随后的两个月内，支持印尼共的军队全面失败，慕梭在战斗中被击毙，沙里弗汀被捕入狱并被执行枪决，左翼组织遭到大规模清洗，约3.5万名被指控为亲共的人士被捕。事件爆发后，苏加诺总统将“茉莉芬事件”定性为“残忍而野蛮”的社会革命，将参与者视为“破坏性的力量”。

议会时期

“茉莉芬事件”后，为抵抗荷兰侵略，哈达政府释放了大部分被关押的印尼共党员。印尼独立后，继续模仿西方政治体制采取议会民主制度，建立了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政治框架。对于国内的共产党，哈达政府并未再次进行打压，而是采取宽容政策。“宽容政策”为印尼共的恢复发展提供了空间，到1950年底，印尼共已经恢复政治活动。

1950—1951年，印尼共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化。艾地、鲁克曼（Lukman）以及约多（Njoto）等人成为印尼共新的领导核心。新领导层提出领导机构“印度尼西亚化”，并借此成功获得党的领导权。

议会民主制时期，反共政党是印尼共面对的主要挑战和威胁。马斯友美党（Masumi）、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两个伊斯兰政党，长期在议会中占据优势地位，并坚决反对共产党人进入内阁。苏丹·里尔（Sutan Sjahrir）领导的印尼社会党（Indonesian Socialist Party）同样反对共产主义。1951年8月，马斯友美党的苏基曼（Sukiman）政府对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导致1.5名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入狱。这次逮捕是政府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发动的，但印尼共却无力进行反制。

印尼共的突破性发展，直到1953年民族党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Ali Sastroamidjojo）执政后才得以实现。民族党人属于左派民主主义者，对待共产党的态度较为温和。阿里政府对外采取“不结盟政策”，积极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对内则默许共产党人的正常发展。鉴于阿里上台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印尼共及时调整路线方针。1954年3月召开的印尼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认定印尼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据此制定了新的政策纲领，一方面强调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事实上将政党选举作为斗争的主要方式。新纲领认为，印尼共需要改变帝国主义者、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力量对比，把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即“民族统一战线”（United National Front），作为首要紧迫的任务，继续支持阿里政府，并重视普选和议会斗争。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印尼共的主要策略是支持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民族党。印尼共认为，二者实行的政策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苏加诺曾在1952年10月的军事政变中拯救共和国，和民族党一起拒绝国有资产私有化，并且更倾向于支持国内贸易和工业发展等。吸引农民加入统一战线是印尼共政策的重要组成，农民占印尼人口的70%，印尼共主要是通过“土地革命”消除封建残余，提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

“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印尼共的政治基础，通过政党选举，印尼共迅速成为国内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1956年3月1日，印尼首次全国大选结果公布，印尼共获得16.4%的选票，一跃成为印尼第四大政党，排名第一的是印尼共支持的印尼民族党，获得22.3%的选票。1957年7月，在大爪哇地区率先举行的全国第二次大选中，印尼共在中爪哇地区获得超过300万张选票，成为当地获得选票最高的政党；在东爪哇和西爪哇，也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高的选票。印尼共虽然通过选举成为国内的新兴政治力量，但仍处于印尼政治舞台的外围，由于伊斯兰政党的反对，印尼共始终无法进入内阁，只是依法在国会中享有一定的席位，政治话语权非常有限。

互助合作内阁

1957年后，印尼政治陷入动荡，印尼共的“民族统一战线”面临挑战。由于军队内部、政党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矛盾的激化，印尼国内爆发了针对中央政府的“外岛叛乱”。到1958年5月，印尼政府基本平息了叛乱，支持叛乱的反共政党，包括马斯友美党、印尼社会党等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外岛叛乱”后，印尼的议会民主制度走向终结，1957年2月，苏加诺总统正式提出“有领导的民主”主张，实质就是总统领导的威权体制。苏加诺后来只保留部分政党，按照比例组成“互助合作内阁”，政党不再依据选票获得议会席位和组阁。

“有领导的民主”制度意味着政党政治的终结，这使印尼共此前积累的选票优势失去意义。印尼共曾尝试推动苏加诺继续进行全国大选，但未能成功，最终作出妥协，决定支持苏加诺的主张。1957年7月初，印尼共中央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全体会议，对苏加诺的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苏加诺的方案是“这样的合情合理、这样的公正和这样的民主，以至于顽固派的领导人‘不赞同’的表示就会使他们在自己的群众中间完全陷于孤立”。

作为印尼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苏加诺一直对印尼共持同情态度，这为印尼共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1959年，苏加诺公开表示，印尼共是“印尼独立斗争的斗士，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1960年，印尼共正式进入苏加诺组建的“互助合作内阁”。除此之外，鲁克曼被任命为国会副议长，艾地被任命为“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副议长；在负责向政府提供咨询的“临时最高评议院”中，印尼共也有代表。

1961年9月，印尼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明确提出“过渡到民主的人民政权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阶段的最好的、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和平的方式、议会的方式。如果取决于共产党人，那他们就选择和平的道路”并再次强调“支持苏加诺总统方案”。

依靠苏加诺的政治保护和支持，印尼共在国内政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并得以将党的部分纲领转化为国家政策。在削弱政治对手方面，印尼共的工作也取得进展。1963—1965年期间，印尼共的政治权力达到顶峰。印尼共还通过直接最高权力机构参与政治，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理论基础，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推动社会改革，甚至还利用记者协会、报业协会媒体，左右国内舆论导向。1965年8月，印尼共公开宣称拥有350万名党员以及超过2000万的群众组织成员。印尼共的影响力在其建党45周年大会上得到充分展示。苏加诺总统亲自参加，而且在庆典过程中还出现了苏加诺与艾地巨幅画像并排放置的场景，同时在印尼全国各战略要地出现了马克思、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衰落

“九·三〇”事件

尽管印尼共通过“和平路线”获得了空前影响力，但面对陆军的威胁，缺乏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始终是其致命弱点。1963年后，由于苏加诺健康状况恶化，“后苏加诺”时代的权力争夺已经提前开始。一旦失去苏加诺的政治保护，陆军随时可能消灭共产党。为应对陆军威胁，印尼共进行相关工作，从内部瓦解对手，对军队实施渗透。1959年后，印尼共通过强调各军种的平等取悦空军和海军。1964年11月，印尼共组建秘密“特别局”，作为正式党组织之外的秘密机构。该机构直接向艾地本人负责，主要职能是在军界招募和培训党干部。此外，印尼共利用苏加诺的支持组建独立武装力量，积极支持组建独立民兵力量“第五军”。

1965年5月，印尼共重新评估国内政治局势，认为印尼现在正处在上升和成熟的革命形势之中，应“加强革命攻势，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促使革命形势成熟”。到1965年8月，印尼共已经获悉苏加诺病情严重恶化的消息，计划先发制人。但是，在印尼共为武装斗争做准备的同时，陆军的反共将领也在策划夺取政权，准备发动政变。

1965年10月1日凌晨，决定印尼共命运的“九·三○”事件爆发。印尼共采取行动，准备提前处置陆军高级将领，原本只是实施逮捕，但“特别局”负责人夏姆（Kamaruzaman Sjam）却下达了直接杀害的命令。事件爆发当日，印尼总统卫队指挥官翁东（Untung Syamsuri）命令部队突袭陆军七位高级将领的寓所，导致六名将领死亡。翁东的行动遭到印尼战略后备司令苏哈托（Suharto）的反击，后者提前获悉了印尼共的计划，领导陆军发动了“反政变”，并迅速控制局势。苏哈托指责印尼共是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对印尼共进行大清洗，包括艾地在内的约50万共产党和亲共人士遭到杀害，苏加诺因牵连其中而丧失领导权，以苏哈托为代表的反共陆军势力全面接管政权。1966年3月，苏哈托取缔并解散印尼共，同时禁止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共产主义、列宁和马克思主义，印尼共在国内的公开政治活动完全停止。

“九·三〇”之后

“九·三○”事件使印尼共遭遇灭顶之灾。随后，印尼共的政治活动基本停止，仅存的少部分党员转入地下斗争。这批党员否定之前的“和平路线”，认为党的领导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党的革命运动的命运寄托在苏加诺总统的决策上”。幸存的共产党员转而开始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学习中国进行土地革命，尝试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印尼共政治局委员苏迪斯曼（Sudisman）以“印尼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名义，领导残余党员在中爪哇进行地下革命。苏迪斯曼在1966年12月被捕后，残留的地下革命势力又转移到爪哇东部继续进行游击活动。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印尼共在爪哇地区的游击活动已经停止，在外岛地区也受到限制。由于政府对反共采取持续高压态势，本土的印尼共党员无力改变苏哈托建立的政府和新政治秩序，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外部联系也基本中断。

1998年苏哈托政府倒台后，印度尼西亚不再处于高压统治之下，进入民主化改革进程中。印尼共虽然已经不再能作为一个党派活动，但幸存的印尼共党员和“亲共”左翼人员一同构成了印尼左翼政治活动的主要力量。

海外活动

除了留在印尼本土从事地下斗争的党员外，因学习或者交流活动而滞留在海外的党员，也曾以印尼共的名义继续发声。流亡海外的印尼共党员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个是苏联和东欧地区，另一个是中国。由于中国和苏联政治环境的差异，印尼共流亡者的政治立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都批判艾地的政治路线，但对未来革命路线的选择却存在巨大差异。

在中国的印尼共党员，立场与印尼本土残留的革命者较为接近，都强调应当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但是对之前的“和平道路”完全持否定态度。留华的印尼共高级别领导人是政治局委员之一的尤素福·阿吉托罗普（Jusuf Adjitorop），他对外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活动。1966年，留华印尼共党员创办《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文章强调武装斗争路线是唯一选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留华印尼共党员的公开宣传活动基本停止，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国内报刊已找不到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活动和发言的报道。

在苏联的印尼共组织先后成立了“印尼共的马列主义小组”和“印尼共海外委员会”，其中一些党员因不满苏联与苏哈托政府的关系，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留苏印尼共党员更多地强调，党在“九·三○”事件前夕采取冒险策略，并且过于依靠苏加诺这样的民族主义者，而忽视了自身独立性。这些反思，一方面是留苏印尼共对自身失败教训的总结，另一方面夹杂着苏联影射中国的话语。苏联政府通过他们，批判留在印尼的共产党员采取冒险的极左路线，间接影射中国的革命方针。在苏联的印尼共流亡者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后，俄国人对印尼共的支持也宣布停止。至此，流亡海外的印尼共党员的革命活动完全停止，印尼共的历史彻底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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