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槐树遗址

中国郑州市境内第七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双槐树遗址，曾用名“滩小关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双槐树村南的高台地上，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是一处5300年前后河洛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

历史沿革

1984年，河南省第四次文物普查、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时发现双槐树遗址，因当时所在地属于滩小关村，故命名为滩小关遗址。

1990年2月，巩县文物管理所对双槐树遗址进行了调查。

1992年5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和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洛汭地带仰韶文化遗存调查时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

1992年10~11月，为配合310国道工程建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

2004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钻探，发现环壕两道，滩小关遗址仅为遗址东北部的一部分，因此重新命名为双槐树遗址。

2006~2010年，为配合河南省第五次文物普查和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文物考古部门多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

2013~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遗址布局

双槐树遗址现存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双槐树遗址被三重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内壕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约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外壕残存周长约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

3处墓葬区，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三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

遗址特点

遗址文化堆积较厚，现以T3643、T3743西壁剖面为例说明地层堆积情况。

第1层：耕土层，出土有炉渣、瓷片、陶片、植物根系等。厚0.18~0.22米。分布于整个探方。

第2层：黄灰色土，土质稍硬，内含红烧土块。深0.18~0.48、厚0.1~0.28米。出土有陶盆、罐、钵、瓶、杯、环等的残片以及瓷片、砖块等。为近代文化层。分布于整个探方，H148、H177叠压于此层下。

第 3层：浅红褐色土，内含炭粒、红烧土块等。深0.25~0.65、厚0.13~0.35米。出土有陶鼎、豆、盆、罐、钵等。为龙山文化早期地层。水平状堆积，分布于整个探方。第4层：灰色土，土质疏松，内含炭粒、红烧土粒、料疆石粒、红烧土块等。深0.65~0.9米、厚0.25~0.35米。出土有陶盆、罐、鼎、钵、瓶等的残片以及彩陶器，彩陶有红彩、黑彩、褐彩等。分布于整个探方。F12叠压于此层下。

双槐树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三道环壕，以及四处经过精心规划的墓地，共包含1700余座墓葬。此外，还发现了院落式夯土基址、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瓮城结构围墙、大型版筑遗迹等。同时，遗址内存在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出土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物。

双槐树遗址的出土器物，包含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双墩文化、薛家岗文化、松泽文化、大溪文化等许多当时的外来文化因子，这体现“河洛古国”已出现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

文物遗存

综述

双槐树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3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九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遗迹

双槐树遗址有环壕、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大型版筑遗迹、墓葬、夯土祭坛、灰坑和陶窑。根据遗迹间叠压与打破关系、遗物特征及组合，可将遗址遗存分为五期，其中属于仰韶文化的为遗址第二至四期。

遗址被三重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内壕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约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外壕残存周长约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

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三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这批墓葬是已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为完整、最具规划性的墓葬区。

大型夯土基址。该基址位于内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该基址建设使用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00多平方米，第三层有一座建筑基础面阔竟达15间。

大型版筑遗迹夯土保存较好，部分夯土厚度达2米多，残存的夯土最宽处仍有9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长度达100多米。该遗迹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

出土遗物

双槐树遗址文化堆积厚，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复杂。经初步研究，遗址出土遗物可分为七组，其中第一组为裴李岗文化时期遗物，第二至六组为仰韶文化遗物，第七组为龙山文化早期遗物。第二至七组遗物如下：

遗迹以H39、H525、H237、W60为代表，出土典型陶器有鼎、罐、盆、钵、豆、小口瓶。

鼎 H39∶2，夹粗砂褐陶。侈口，圆唇，高领，折腹，圜底，三鸭嘴形足，足下部残。折腹处饰一周附加堆纹。口径18.6厘米、腹径19厘米、残高12厘米。

罐 H39∶1，夹粗砂褐陶。口微敛，厚圆唇，弧折肩，下腹斜收，平底。肩部饰三周弦纹，其余器表素面。口径41.4厘米、底径17.4厘米、高32厘米。

盆 H525∶2，泥质红陶。敞口，圆唇，仰折沿，沿面内凹，上腹近直，下腹曲收，小平底。沿面中部有一周凹槽，上腹部饰两周凹槽，其余器表素面。口径30.4厘米、底径9.6厘米、高14.2厘米。

钵 H237∶4，泥质红陶。敛口，圆唇，下腹斜收，小平底，上腹部有两个对称鸡冠状鋬。器表及内壁均磨光。口径34厘米、底径12厘米、高15.7厘米。

豆 G3∶1，泥质灰陶。口部残片，近直口，圆唇，折腹，下腹斜收。高4厘米。

小口瓶 W60∶1，泥质红陶。扁圆形口，圆唇，束颈，下腹部残。颈部饰四周弦纹，腹上部饰右斜绳纹，其下饰左斜绳纹。口径10.2厘米、残高24.7厘米。

G3∶1，泥质红陶。单唇口，唇面上倾，束颈，颈以下残。口径6.8厘米、残高6.5厘米。

以T3743第4层、F13、H330为代表，出土典型陶器有盆、罐、彩陶罐、豆、钵和鼎足。

盆 T3743④∶2，泥质灰陶。口沿残片，侈口，圆唇，窄平沿，上腹近直。高3.4厘米。

F13∶2，泥质灰陶。口沿残片，敛口，折沿，沿面较宽，上腹近直。口沿及内、外壁均磨光。高5.4厘米。

罐 T3743④∶3，夹砂褐陶。口沿残片，敞口，圆唇，束颈，斜腹。高4.4厘米。

彩陶罐 H330∶1，泥质红陶。直口，鼓腹，下腹斜收，平底。腹部饰白色陶衣，用黑彩在白色陶衣上绘有圆点、弧线三角、勾叶等几何图案，使白色地纹形成六角星、月牙等纹饰。口径24厘米、底径12厘米、高20厘米。

豆 T3743④∶1，泥质褐胎灰皮陶。敛口，圆唇，斜腹内收，矮圈足。圈足有三个等距离对钻穿孔，器表磨光，肩腹交界处饰一周凹弦纹，下腹近底部饰一周凸弦纹。口径29.5厘米、圈足径11.4厘米、高11.8厘米。

钵 F13∶1，泥质灰陶。口沿残片，敛口，圆唇，折肩，斜腹内收。高5.3厘米。鼎足 F13∶3，夹砂夹蚌红褐陶，鸭嘴状。高7.7厘米。

遗迹以F88、Q8、H456、H677为代表，出土典型陶器有小口瓶、彩陶罐、缸、盆和鼎足。

小口瓶 F88∶1，泥质红陶。口沿残片，单唇口，唇面外缘略高于内缘。唇面中部饰一周凹槽。高4厘米。

彩陶罐 H456∶2，泥质红陶。侈口，圆唇，折沿，腹微鼓，平底。沿面及器表磨光，上腹部器表饰黑色网格纹和平行线纹。口径17厘米、底径10.3厘米、高18厘米。H456∶11，泥质红陶，沿内及器表呈红色，器表近底部及内壁呈灰色。侈口，尖圆唇，折沿，鼓腹，小平底，腹下部有两个对称鸡冠状鋬。上腹部饰黑彩平行直线纹、网格纹和∽、X纹。口径29.3厘米、底径13厘米、高35.5厘米。

缸 G3∶1，泥质灰陶。口沿残片，敛口，沿微上倾，圆唇，弧腹。腹饰深凹槽式弦纹。高5厘米。Q 8∶2，泥质灰陶。口沿残片，敛口，方唇，内折沿。沿下外侧饰一周凹弦纹，其余器表磨光。高4.3厘米。H 677∶1，夹砂褐陶。敛口，斜方唇，平沿。沿下饰数周凹弦纹。口径25.2厘米、残高4.2厘米。

盆 H677∶2，泥质灰陶。口沿残片，直口，圆唇，平折沿，沿面较窄，折腹。器表素面磨光。高6.8厘米。

鼎足 H677∶3，夹砂褐陶，凿状。高6.5厘米。

遗迹以H962为代表，出土典型陶器有罐、豆、盆和鼎足。罐 H962∶4，夹砂灰陶。口部残片，侈口，尖圆唇，宽折沿。沿面饰六道凹弦纹，腹上部饰斜绳纹，绳纹中间饰一周索状附加堆纹。高5.2厘米。G3∶1，夹砂夹蚌灰陶。侈口，圆唇，折沿，弧腹，腹下部残。内沿面上部饰两周凹弦纹，腹部饰斜绳纹。口径13厘米、残高6厘米。

豆 H962∶2，泥质灰陶。敛口，折肩，肩面微凹，腹壁斜弧内收。素面。口径20、残高5厘米。H962∶3，泥质褐胎灰皮陶。口沿残片，敞口，尖圆唇，斜折沿，沿面微凹，弧腹。内、外壁素面磨光。高4厘米。

盆 H962∶1，夹砂夹蚌灰陶。口沿残片，口微敛，方唇，斜腹。素面。高10厘米。

鼎足 H962∶5，夹砂棕陶，锛状，有镂孔。高7.2厘米。

以G18解剖分块版筑夯土及出土遗物为代表，出土典型陶器有小口瓶、缸和豆。

小口瓶 G18分块版筑夯土北向南第11块∶11，泥质红陶。口沿残片，单唇口，唇面外高内低，束颈。唇面有凹槽，器表素面。高6.5厘米。

缸 G18分块版筑夯土北向南第7块∶1，夹砂灰陶。口沿残片，敞口，方唇，斜腹。腹部饰竖篮纹，篮纹上饰两周手抹附加堆纹。复原口径38、残高10.8厘米。G18分块版筑夯土北向南第16块∶1，泥质灰陶。口沿残片，敛口，圆唇，窄平沿，腹近直，口沿与腹部夹角呈“T”形。腹上部饰五道凹弦纹。高9厘米。

豆 G18分块版筑夯土北向南第16块∶2，泥质灰陶。口沿残片，敞口，尖唇，折沿，沿面略凹，沿外弧鼓，腹壁斜弧内收。器表沿腹交界处有一周深凹槽，豆盘内部磨光，高4.8厘米。

遗迹以H890为代表，出土典型陶器有鼎和罐。

鼎 T3743③∶2，夹砂灰陶。口沿残片，敛口，方唇，唇面内凹。沿腹交界处饰一周按窝状附加堆纹。高7.4厘米。H890②∶3，夹砂夹蚌红陶。侈口，斜方唇，唇面内凹，高领，弧腹，腹下部残。腹部饰数周弦纹。复原口径34.8、残高12.4厘米。H890②∶4，夹砂灰陶。仅存鼎足，柱状，横截面呈椭圆形。足跟饰指甲按压纹。高12.9厘米。H890②∶5，夹砂红陶。仅存鼎足，凿状，足跟上部饰手指状按窝纹两个，正面及侧面分别用工具刻深凹槽三道。高18.8厘米。

罐 H890②∶6，夹砂灰陶。侈口，方唇，斜折沿，束颈，弧腹，平底。腹部满饰粗绳纹，上腹近口沿处饰一周指甲纹。口径13.4厘米、底径9.2厘米、高17.4厘米。H890①∶1，夹砂褐陶。侈口，尖圆唇，立折沿，束颈，腹略鼓，平底。沿面中部饰凹弦纹一周，腹部满饰细绳纹。口径10.2厘米、底径6.4厘米、高11.2厘米。H890②∶1，夹砂褐陶。侈口，圆唇，折沿，弧腹，腹下部残。口沿外侧及腹部满饰斜绳纹，腹与口沿交界处饰一周附加堆纹，器表局部残留有黄泥。口径28厘米、残高16.2厘米。T3643③∶2，夹砂灰陶。侈口，圆唇，折沿，沿面内凹，近直腹，下腹残。口径16.4厘米、残高6.4厘米。G3⑦∶1，夹砂灰陶。口沿残片，侈口，折沿。唇部饰指甲按压的花边。高5.8厘米。T3743③∶1，泥质灰陶。侈口，方唇，鼓腹，下腹残。口径28.4厘米、残高9.4厘米。

文物价值

双槐树遗址东邻虎牢关，西邻黑石关，南依嵩山，北靠黄河，周边分布有青台、汪沟、西山、苏羊、土门、妯娌等聚落遗址，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聚落遗址群。特别是西山、点军台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遗址形成拱卫之势。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该遗址以及青台、西山、点军台、秦王寨、后庄王、汪沟、陈沟、西史赵、大河村、站马屯、庄岭、楚湾、尚岗杨等遗址尤其是环壕聚落的发现，说明郑州地区是继豫西晋南地区庙底沟文化衰落之后新兴起的文明中心。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聚落遗址群的发现，为此地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为探讨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奠定了基础。

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在于，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在这一阶段，文化上的中国已经形成雏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的出土器物，还包含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双墩文化、薛家岗文化、松泽文化、大溪文化等许多当时的外来文化因子，这体现“河洛古国”已出现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

双槐树遗址出土器物充分证明，“河洛古国”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要道。中原地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辐射，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双槐树遗址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巨型中心居址，其规模、布局结构和相关建筑的礼仪性质也都初具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的特征。这些重大发现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

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具有防御功能的围墙及两处位置错位分布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防御性设计，构成中国古代都城颇具特色的城门防御性设施——瓮城的雏形。这对于研究城市这一古代文明构成标志性要素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双槐树遗址发现古地震遗迹，初步推测地震的震级至少在Ms6.0级以上。双槐树遗址中发现的古地震遗迹包括护城壕沟体系中，内部壕沟沉积物液化变形，伴生地面沉陷，地裂缝发育；中部壕沟南壁发生崩塌；居址区内形成一条断续的近东-西向古地震裂缝，裂缝南侧地面塌陷，使部分墙体倒歪等。结合考古调查揭示的居址区文化地层的演替序列，推测此次古地震事件对双槐树遗址内大量建筑崩塌具有主导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河洛古国”的衰落。双槐树遗址发现古地震遗迹，为郑州市区古代地质灾害对史前聚落的变迁影响提供了实证资料。

研究成果

双槐树遗址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这是截至2020年发现的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

双槐树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三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这批墓葬是截至2020年已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为完整、最具规划性的墓葬区。

三重环壕组成的严密防御设施，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繁荣时期共存，连同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双槐树遗址连附近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遗迹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还出土有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这是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造型与现代家蚕极为相似，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蚕雕背部凸起，头昂尾翘，呈绷紧的“C”形姿态，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

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这一时期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并没有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群，是截至2020年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丰、周扬团队，通过最新的电化学免疫技术，在双槐树W125瓮棺检测到丝蛋白。加上同时出土的部分片状丝绸，并与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类比，专家们最终得出结论：不仅最早的丝绸在中国，最早的家蚕驯化和家蚕丝绸也在中国，实证了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具有当时全国领先的农桑文明形态，是中华农桑文明文化传统最早的完备代表。

保护措施

2016年1月22日，双槐树遗址（滩小关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2022年11月，双槐树遗址被河南省文物局公布入选河南省第一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2024年6月27日，郑州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于审议通过《郑州市双槐树遗址保护条例》。

2024年8月3日，河南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查批准《郑州市双槐树遗址保护条例》。

2024年10月1日起，《郑州市双槐树遗址保护条例》开始实施。

所获荣誉

2020年，双槐树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成为郑州市级首个被纳入国家重大社科基金的人文项目；科技部将双槐树遗址作为全国11个具体项目之一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2021年1月11日，由国家文物局举办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初评启动，双槐树遗址入选初评候选项目。

2021年2月25日，双槐树遗址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终评名单。

2021年3月19日，双槐树遗址入选由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华夏考古》编辑部联合主办“2020河南五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名单。

2021年3月26日，双槐树遗址入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评选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