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扫荡”

抗日战争时期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斗争

反“扫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对日伪军“扫荡”政策的斗争。

历史沿革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非常困难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成支撑它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集中了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野蛮的侵略政策。

当时日军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日占区）“准治安区”（中日双方军队争夺的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日占区，日寇采取“清乡”政策，建立和加强汉奸组织，组织“自卫团”“守备队”“治安军”，强化保甲制度，实行“十户连坐法”，搜捕共产党员、抗日八路军、地方部队、民兵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反日运动，并垄断和吞并工商业，对战略物资进行统制，勒令种植鸦片，大肆压榨劳工等。此外，日寇还对占领地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针对“清乡”政策，党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摧毁伪政权，打击汉奸组织。在游击区，日寇主要实行“蚕食”政策，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和岗楼，缩小抗日根据地范围，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日占区。针对“蚕食”政策，党采取“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趁着日军立足未稳，给其以迎头痛击。对抗日根据地，日寇则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大“扫荡”（“扫荡”为日本侵略者的说法，故我们在使用时给其加上引号），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1年到1942年，在“扫荡”华北根据地时，单次使用兵力在千人到万人次的就达到132次，万人至7万人次的达到27次。在同一地区的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并制造了“潘家峪惨案”“五一大扫荡”等骇人听闻的侵略惨案。针对日寇的“扫荡”，抗日军民创造了很多极其有效的歼敌方法，比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建了武装工作队等新的斗争力量，充分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麻雀战主要在山区实行，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民自卫武装时聚时散打击敌人。在平原上，广泛开展破袭战和地道战，敌后军民在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行进，并建立村村相连、能打、能机动转移、能藏的巨大地道网，做到了有效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不管是在山区还是在平原，都普遍运用地雷战，敌后军民自己动手、就地取材，把各种各样的地雷埋在日伪军有可能涉足的各个地方，对日军的“扫荡”行动造成了较大的打击。水上游击战主要是在河湖水网地带进行，敌后军民利用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筑坝设障，使日伪军作战船艇难以行驶，而军民作战使用的小船则可以出入自由地寻找机会痛击日伪军。武工队是军队、政府和人民相结合的精干的战斗组织，是一种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活动而创造的新的斗争力量。在敌占区，武工队通过广泛地发动群众，将军事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破坏瓦解敌人的统治秩序和组织，把日伪军的心脏地区变成了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多种多样的作战形式，使日本侵略者陷入到反“扫荡”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时期，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反共摩擦，并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和根据地的援助。在这种内外皆困的情况下，到1942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以及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在数量上都有所减少，敌后抗战遭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给抗日根据地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41年到1942年间，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共计作战4。2万余次，击毙、打伤日伪军331万余人次。敌后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不仅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最重要因素，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巨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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