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细菌战

中国志愿军同朝鲜军民一起反对美国战争罪行

反细菌战是在战争中针对细菌战做出的反击作战行动。

历史背景

朝鲜战争期间，朝中部队与美军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1年7月接受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美国先后发动多次攻势，并进行细菌战，为了残害朝中军民，削弱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

作战历程

美军飞撒细菌

1952年1月27日夜，美国飞机多批从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

1952年1月28日早晨，第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山坡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在约200米长、100米宽的雪地上。随后，第375团在外远地、龙沼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但又不完全相似，散布面积约6公里，当地居民也都不认识此虫。第42军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初步判断：“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当时该军卫生技术设备和水平有限，无法确认到底带有何种细菌，因此除立即采取措施焚烧昆虫外，马上把情况报告志愿军总部。

志愿军总部接到第42军报告后高度重视，彭德怀司令员当天即打电话给第42军军长吴瑞林询问详细情况，指示采取措施，消灭昆虫。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要求立即紧急采取消毒预防措施，并指示第42军马上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上送昆虫标本，以便培养化验，请专家鉴别。

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所属各部队转发第42军关于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在驻地进行仔细检查，查看有无同类昆虫存在，并要求各岗哨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征候要立即上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接到志愿军的报告后，指示志愿军要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工作，同时派总后勤部卫生部防疫处副处长马克辛率细菌专家魏曦、寄生虫专家何琦于2月12日前往朝鲜，实地了解情况，对相关昆虫标本进行培养化验，指导志愿军部队的防疫工作。

此后，志愿军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多处发现疑似美军投掷的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到2月17日，第42、第12、第39军和第19兵团部队驻地相继发现美军投掷昆虫的情况8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达每平方米1000只。当时正值朝鲜一年中气温最低的季节，大量昆虫的反季节出现，且大多在美国飞机低飞盘旋后出现，情况异常。虽然暂时无法证明这些昆虫就是美国飞机所投掷，但可能性极大。同时国内派往朝鲜的防疫专家经过化验，认为这些昆虫带有的病菌，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可能性为大。

在此情况下，志愿军总部决定马上采取措施，防范敌人投掷带菌昆虫制造混乱。2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下达防止敌人投放细菌的指示，要求全军必须高度警惕敌人投掷细菌昆虫的阴险行为，发现敌人投放的细菌性昆虫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上送标本外，应立即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进行消毒杀灭，同时作出详细报告。

在这一指示发出的同天（17日）下午，4架美军飞机在平康西北下甲里第26军第234团阵地投下一件物品，爆声轻微，但异味弥漫，位于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官兵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则立时布满苍蝇，阵地上的官兵目睹了全过程。由此证实，雪地上的昆虫确系美机投掷。

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2月18日将此情况通报全军，指出：此前在其他各部队驻地发现之各类昆虫，“为敌机投掷而后散布者已无疑”，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菌虫后，立即扑灭，以免蔓延。

至此，经过20多天的观察、检验，志愿军总部和总参谋部初步得出结论，美军可能在朝鲜北方投放了细菌武器，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

判定美国罪行

1952年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呈送报告，汇报在朝鲜发现美军投放带菌昆虫的情况和对收集到的昆虫标本检验后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报告说：美军投放的昆虫中，究竟带何种病菌，还需要两天时间检验，“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

毛泽东阅后，于2月19日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为防止意外，朱德特别批示：病菌标本“不宜送回，以免传染”。

2月19日12时，总参谋部作战部综合朝鲜战场情况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判定：美军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对中朝军队进行细菌战。报告还指出：美军此次进行细菌战，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得到了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人的帮助。

同一天，志愿军总部向总参谋部电话报告：志愿军第15军部队发生了霍乱、斑疹、大脑炎等病症，已有两人死亡。

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死亡情况出现，开始在中朝部队和朝鲜居民中引发恐慌。尽管对美军投放细菌的检验工作依旧在进行，所发现的昆虫中到底带有多少种病菌尚需进一步检验，但根据志愿军部队的现地观察、来自各部队的疫情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所收集的情报，特别是防疫专家对昆虫标本检验后已经做出的结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判定美军正在朝鲜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

防疫急如星火。一旦爆发疫情，不但将在志愿军部队中引发极大的恐慌，直接影响部队作战，且将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断然决策：立即在志愿军部队展开反细菌战斗争。

反细菌战斗争

周恩来后来指出：反细菌战斗争，“敌人突然以细菌武器袭击，我们事先毫无准备，因此表现有些慌乱”，属于“仓促应战”。尽管如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反细菌战斗争立即步入正轨，各项工作迅速有条不紊地展开。

周恩来是反细菌战斗争的总指挥。1952年2月19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他确定了六项计划要办的事情：一是加紧对前方送回的昆虫标本进行检验，作出结论；二是立即向朝鲜派出防疫队和运送各种疫苗及各类防疫器材；三是电告朝鲜方面，商请朝鲜政府先发表声明，中国政府随后也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控诉美国罪行；四是通过民间组织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向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建议，发动世界人民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五是指示志愿军进行防疫动员；六是向苏联政府通报情况，请求予以帮助。周恩来确定的事项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立即付诸实施。

总参谋部是反细菌战最初阶段的中枢协调指挥机构。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当晚（19日晚）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等人开会，讨论具体落实措施，确定：立即将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在三天内用飞机全部运到安东转送朝鲜前方部队，并立即再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鲜。同时确定，由贺诚负责拟定防疫计划，章汉夫负责草拟新闻稿、社论及与朝鲜政府的协调工作。

20日上午，聂荣臻、粟裕紧急会晤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顾问阿萨杜良。在听取中方情况介绍后，苏联顾问表示，完全同意中方的判断和处置。阿萨杜良肯定敌人是在实行细菌战，认为其目的可能是试探志愿军对细菌战的防御能力和细菌的作用。如果志愿军暴露出弱点，敌人将会对中国大量使用。因此，建议中方必须大力进行此次防疫工作，成立由政府重要负责人领导的中国政府非常防疫委员会，处理有关防疫事宜。克拉索夫斯基要求苏联卫生顾问要立即协助中方确定防疫计划。聂荣臻、粟裕会谈后马上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谈情况，表示同意苏联顾问的判断和建议，请毛泽东对是否成立防疫委员会进行指示。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就是否马上成立该委员会提出意见。周恩来表示可缓办，视情况发展再定。

1952年2月21日，是反细菌战斗争正式开始的一天。

这一天，中央军委正式向志愿军下达了进行反细菌战斗争的指示，指出：“据许多征候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散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们各级领导的高度注意。虽然还不能最后确定敌人所散放者为何种病菌因需经过培养和反复检验，故时间上需两日，但事不宜迟。”在告知已经采取的防疫措施后，军委强调：“现时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针的时间，进行细菌散布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

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了《反对美帝细菌战的宣传工作》指示，指出：对于美国这一新的罪行，“必须加以揭露和打击”。指示通报了中央决定的外交和宣传斗争步骤：新华社从22日起发布新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提出控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大会提出控诉，建议世界和平大会发起反对美帝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要求各地党委在新华社发布新闻后，应发动控告和反对美帝罪行的宣传运动，动员“全国人民加强抗美援朝工作，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此之前，志愿军总部在向中央和军委报告发现美军飞机投掷带菌昆虫情况的同时，也随时向朝鲜党和政府详细通报有关情况。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高度重视。朝鲜军事委员会于2月20日决定，将怀疑遭受美军投放细菌武器污染的江原郡、铁原郡、平康郡、伊川郡、金化郡等地划定为危险地区，实施严格的疫学监视和消毒杀虫对策。并规定，在这些地区内，一旦发现特殊传染性病例，立即采取隔离措施。

2月21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通报中国方面掌握的美军飞机撒放毒虫细菌情况和中国方面已经决定采取的防疫措施，并建议，除了采取防疫措施外，“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彭德怀司令员也在同日致电金日成，通报了有关情况。

金日成马上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具体对策，并将朝鲜军事委员会决定寄送彭德怀，希望通知志愿军部队，以便在防疫工作中互相配合。

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和大规模杀虫灭毒防疫工作为重点的反细菌战斗争由此迅速展开。根据美军实施细菌战“具有试验性和威胁性的”特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反细菌战任务是：“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杀虫灭毒的防疫运动”，并号召部队官兵，既不要恐慌也不要麻痹，要坚信以群众的防疫力量，是可以战胜敌人细菌战的。

1952年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也从22日起连续发表消息、社论与评论，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撒播细菌毒虫的情况。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于25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侵朝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防疫工作是反细菌战工作的中心。总后勤部卫生部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以最短的时间拟制完成了防疫计划大纲。周恩来审阅后，认为计划“原则可用”，但应将反细菌战斗争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不急于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中朝方面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于当日批准了周恩来的意见。

在几天时间内，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卫生部向朝鲜紧急运送数百万份各种疫苗与防疫用品外，22日向朝鲜派出了52名防疫队员，29日又从北京、天津各大学和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抽调专家、助教44人，组成检验队，携带检验药品、器材等，前往朝鲜，弥补志愿军检验和防疫技术力量的不足。

2月25日，军委致电彭德怀，就反细菌战斗争的组织领导、疫苗接种、疫情监控、派出防疫队和化验检疫工作、病人收容和隔离、宣传教育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防疫工作，对各级防疫工作领导体制、疫情报告、防疫对策等等，均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指出：敌人实施细菌战，“必须引起我全军高度警惕。战胜敌人这一恶毒阴谋。只要能严格进行预防工作，细菌战是不可怕的”。

志愿军上下动员，展开规模庞大的宣传教育和防疫工作，其组织工作之繁复与所投入力量之巨大，丝毫不亚于实施一场战役行动。部队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官兵情绪也平稳下来。

防疫区域扩大

1952年2月底和3月初，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从2月29日开始，中国东北的抚顺、安东、凤城、临江等地区，在美军飞机入侵后，也发现了各种带菌昆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这些情况表明，美军很可能已经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东北。反细菌战斗争的形势因此更加严峻。

3月4日晚，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粟裕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紧急商议对策，讨论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确定：在报刊上公开揭露美军新的罪行，并在外交上进行正式抗议；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扩大和加强防疫队伍；加强东北和国内的防空力量。周恩来指示聂荣臻，会后向苏联总军事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顾问阿萨杜良介绍会议情况，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加强东北防空力量等问题。

3月5日，聂荣臻、粟裕与克拉索夫斯基、阿萨杜良分别谈话。阿萨杜良完全同意中方的应变措施，他从卫生的角度认为“情况非常严重”，种种情况证明，敌人散播的细菌是经过特别培植的，不是一般的细菌。他表示将与总后勤部卫生部商议后，尽快提出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的具体方案。克拉索夫斯基除同意中方准备采取的措施外，专门对加强东北防空力量提出意见，表示：将把会谈情况马上报告苏联政府，建议除在东北的苏联志愿空军部队外，再向中国东北增派1个苏联空军师，而且这个师应该是具有各种气象条件下作战能力的师。聂荣臻当即表示同意这一意见，请其先向苏联政府请示，然后由毛泽东主席正式向斯大林提出请求。

毛泽东在周恩来主持确定各项应变措施和聂荣臻、粟裕上报与苏联顾问谈话报告后，批准了他们所议定的各项措施，并在3月5日批示：“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指美军在中国东北投放细菌武器事），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

由此，反细菌战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防疫区域由朝鲜北部扩大到中国东北以及内地部分地区，反细菌战斗争逐步进入高潮。

根据新的情况与任务，中央与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控诉美国政府扩大细菌战范围，派遣飞机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投放带菌昆虫的罪行。中国的各大新闻媒体也刊载消息，揭露美军在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

中央军委确定朝鲜北部与中国东北为紧急防疫区，除在区域内进行消毒、注射、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于3月12日发布命令：对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进行强制消毒，人员进行强制注射，发现有症状者，立即隔离治疗；非必要物资暂停运回，非必要人员和部队暂停来往与调动。

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改组1950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新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贺诚为主任，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各地防疫工作。同时决定，各地应该立即以春季防疫为口号，展开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会议，正式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对全国的防疫工作进行研究。

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宣布志愿军所在的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对各种区域内的防疫任务和措施作出了详细规定。

此后，反细菌战斗争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不但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深入展开，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形成了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运动，各种防疫措施不断调整完善，宣传动员普及深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外交等各种斗争也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在几个领域同时展开，达到高潮。

战斗持续

反细菌战斗争持续一年多，高潮在1952年的2月至8月，分两个阶段。2－3月是启动阶段，主要工作是：建立各级防疫组织，设立检疫机构，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建立检验研究中心，筹措、生产防疫药品与器材和发动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3－8月是全面展开阶段，主要工作是：集合各种专家对美军撒播的带菌昆虫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反复检验与分析研究，以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对付美军大规模的细菌战。

在这两个阶段中，尽管防疫工作、检验工作、外交斗争、宣传动员等齐头并进，但防疫工作始终是中心。据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计，仅到3月底，就发放鼠疫疫苗1698.3万人份，四联疫苗651万人份，五联疫苗284.5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32.3万人份，赤痢法基80.036万人份；4月又安排生产鼠疫疫苗2850万人份，四联疫苗1300万人份，五联疫苗1150万人份。其他各种消毒粉剂和用品也大量生产发放。此外，国内组织了139个防疫队，设立了66个防疫站。志愿军全军的各种预防接种率更是达到了92%以上，军马普遍注射了炭疽疫苗和破伤风类毒素，并为驻地朝鲜群众注射疫苗132万余人次。中朝军民可以说是全体动员，全力以赴投入了防疫工作。

作战结果

据统计，在反细菌战过程中，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

至1952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经过将近一年的斗争，终于彻底战胜了美国进行的细菌战。在这期间，我军同美军进行细菌战有关的疫病患者三百八十四人，其中有二百五十八人治愈；军民卫生健康水平，也随着反细菌战的斗争的开展，得到了显著提高。1952年同1951年相比，朝鲜北部传染病发病率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美军实施细菌战，不仅未达到其预期目的，而且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作战影响

反细菌战斗争，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为夺取战争胜利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抗美援朝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但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冷战史中也具有了非常独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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