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站
汉语词汇
台站，读音为tái zhàn，汉语词语，旧时我国边 远地区所设置的一种类似驿站的机构。如张家口﹑喜峰口﹑独石口﹑古北口﹑杀虎口等地都曾设置过台站。
解释
清代边疆设立，军事上用于防守、调度的机构，亦称为“军台”。
旧时我国边远地区所设置的一种类似驿站的机构。如张家口﹑喜峰口﹑独石口﹑古北口﹑杀虎口等地都曾设置过台站。
出处
《红楼梦》第一〇七回：“贾母虽则放心，只是两个世职革去，贾赦又往台站效力，贾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伤起来。”
晚清蒙古台站
晚清时期蒙古台站存在诸多官员苛扰之弊。如，驰驿人员于勘合、传单之外多用驼马，夹带商货，殴打台兵，滥索廪羊，折取羊价，索要礼银等; 又如，北路将军、大臣趁向皇帝进贡马匹之机，向京城官员、亲朋馈赠大量人情马匹，由此导致贡马差兵增多，蒙古军台每年耗银二三万两供给。苛扰之弊是影响晚清蒙古台站正常运行的一大顽疾。
一、官员滥行驰驿
驰驿官员自京城出口，由兵部发给勘合; 自口外回京，由各城将军、大臣自发传单。勘合和传单中会注明驰驿官员的姓名及应传用的马匹数目，驰驿官员不准于勘合、传单外多带他人或多用马匹。乾隆五十九年( 1794) 奏定: 西、北两路之将军、都统驰驿给车七辆，马四十匹; 副都统给车六辆，马三十匹; 三品官员等给车五辆，马二十匹。四品以下官员，照例按品递减。［2］(卷699)但蒙古军台情况比较特殊，军台向来是用骆驼运送行李，兵部发给的勘合仅有马匹数目，不载骆驼数目。各城将军、大臣往返驰驿多根据行李多寡，到台后自行传用骆驼，正常情况下每台需用骆驼在三五十只左右。某些不严格律己的官员则往往传用骆驼超过此数。如，光绪十六年( 1890) 春，乌里雅苏台将军托克湍赴任时，传用骆驼 88 只。为除此弊，光绪十七年( 1891) ，经察哈尔都统奎斌奏定:“嗣后将军、大臣传驼不得过二十五只，如实系携眷，加驼五只。”①但依然有一部分官员不顾禁令，明知故犯。如，光绪三十一年( 1905) ，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及其家属分批回京，驼马用至一二百只不等。②
官员滥行驰驿，往往有夹带之弊。③官员夹带主要包括商货和行人，其中以商货为主。如，乌里雅苏台将军托克湍出口前，由其随从代其揽到货驮29 个。托克湍随从 30 人，共揽到货驮 40 个半。每个货驮收取脚价十四千文、十六千文不等。托克湍及其随从共揽货驮六十九个半，收取制钱六百余千文。托克湍等人出口后，每台传用 88 只驼驮，除用十八个半驮载行李外，其余均驮载商货。托克湍一行除夹带商货，还夹带行人。托克湍随从代其揽到行人8 名，向每名行人收二十千文、十千文不等，共收制钱一百二十千文。这 8 名行人以将军“跟役”的名义，随同驰驿。
从商人的角度讲，让驰驿官员驮载货物，有三大好处。其一，运价便宜。驰驿官员向商人收取的脚价( 即运价) 往往比揽脚商人( 即运输商人)便宜很多。其二，避税。乌里雅苏台将军托克湍及其随从所揽商货，主要是张家口兴隆和、义盛德两家商铺的红茶、砖茶、红烟。除红烟已缴税外，所有茶箱均未缴税。④其三，避匪。商人在蒙地经商、运货比较危险，不时会遇到小规模的蒙人抢劫。［3］而匪不劫官，货物由驰驿官员驮载，商人可以规避意外风险。
相比内地驿站，夹带之弊在蒙古军台比较明显，这与清代中后期兴盛的汉蒙贸易、中俄贸易有很大关系。来往于内地和喀尔喀的旅蒙商人，将由内地运来的茶、烟、油、酒、米、麦、糖、枣、瓷器、铁器、杂货、绸缎、洋布等物，从张家口、归化城、多伦诺尔运至喀尔喀地区的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梁海等处，又将从喀尔喀运来的牲畜、皮革、纺织品等物，运回张家口等城。晚清时期，张家口是北方最大的贸易集散中心，有北方“十三行”之称。库伦是漠北蒙古的商业批发和零售中心。乌里雅苏台有各类铺面房一千余间，贸易商人三千余人。科布多的“买卖城”有三条商业街道，聚集着许多商人。［4］与驰驿官员合作的商铺，通常是一些没有自己驼队的中小商铺。这些中小商铺和兴盛的商业贸易，是夹带之弊滋生的温床。
除上述商业原因外，夹带之弊在蒙古军台比较突出，还与蒙古地区的地形、气候有关。从内蒙古向北到外蒙古地区有戈壁大漠，在沙漠地带缺水缺草，若没有经验丰富的向导，走戈壁会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在外蒙古地区，秋季便开始降雪，路间往 往 有 积 雪，人 畜 难 行。如，同 治 十 三 年( 1874) 十月，乌里雅苏台将军额勒和布由张家口赴任，出口后风雪愈来愈大，天气越来越冷。天黑后迷失道路，“骡夫冻得呼爹唤娘，竟有不能前进之势”［5］( 同治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幸亏蒙古军台参领差人来接，才未走入岔路。又如，在距离乌里雅苏台尚有四五台时，额勒和布等一行过大梁、小梁两道。两道梁虽都不是特别高陡，但路间积雪厚三到五寸，道旁积雪则深二三尺。车、轿均用纤夫六名牵挽而行，尚觉吃力。随从众骑踏雪之声，“如怒涛疾风之骤至”，令人警畏。［5］(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边外道路难行，令人生畏，是夹带之弊在蒙古军台地区比较突出的客观因素。
二、驰驿官员需索台兵
(一) 滥索廪羊，折取羊价
兵部发给驰驿官员的勘合，注有驰驿官员应食廪羊的数目。根据官员品级的不同，所食廪羊的数目也会不同。按规定: “一品大臣至三等侍卫，给羊一只; 蓝翎侍卫、骁骑校至把总给羊腿二只; 领催、兵丁给羊腿一只; 犯人给羊腿半只。”⑤官员所食定额内之廪羊，按例由每年朝廷拨给军台的经费内出给。而驰驿人员于定额外多索之廪羊，则由在台服役之兵丁个人出给，如此便会加重在台兵丁的经济负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五月，前任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回京，每台需用廪羊三十余只⑥，远远超出定额。
在蒙古军台的驰驿人员，按例应给食廪羊者，不准折给羊价，这是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出台的规定。［6］( 卷140)此规定的出台，主要是因为蒙古军台与内地不同，军台多在旷野地区，周围没有市镇。且蒙古地区以物物交换为主，银两、铜钱并不经常使用。至同治、光绪时期，驰驿官员将禁令置之度外，在台折取羊价，日益成风。仍以乌里雅苏台将军托克湍为例。托克湍由张家口赴任时，除前两台没有折取羊价，余六十二台均以每只廪羊一两二钱至二两六钱不等折取羊价。托克湍收取羊价银共五百两有余，其随从二十人收取羊价银共七百两有余。⑦在台官兵无可奈何，莫不饮恨吞声。
( 二) 索要礼银
相比折取羊价这种变相的勒索，驰驿官员还向台兵索要礼银，这种勒索方式更直接，也更明目张胆。如托克湍赴任时，除前六台没有索要礼银外，余五十八台每台索要五两至八十余两不等，共收两千两有余。光绪三十一年( 1905) ，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回京时，比托克湍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随从每台索取礼银或数十两，或一二百两，共收取礼银六千余两。⑧
将军、大臣骚扰、勒索军台行为的产生，除因将军、大臣本人不能严格自律外，驰驿官员随从的参与、怂恿也是重要原因。如前文所述，蒙古地区地形、气候与内地迥异，行走不易。加之北路将军、大臣不谙蒙语，赴任、回京时各城必派弁兵多人迎接、护送，随同驰驿。这些迎接、护送的弁兵熟悉蒙古情形，尤其擅长勒索。将军、大臣不能以身作则，以随从弁兵为爪牙，满足其贪欲。随从弁兵则借将军、大臣之威权，益加张狂。
苛扰军台的绝不仅仅是有案可查的托克湍、瑞洵等人，无案可查之扰驿人员其实更多。如乌里雅苏台将军春福赴任时，每台用车百余辆，马二百余匹。布鲁图段军台马匹倒毙甚多，仅第十四台就超过百匹，沿途臭气熏人。［5］( 光绪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但春福始终未因此事受到参处。可见，驰驿官员骚扰军台，在当时已是屡见不鲜，司空见惯。
三、驰驿人员殴打台兵
驰驿人员殴打台兵，直接原因是其对台站驼马供给、饮食住宿等条件不满。
同治七年( 1868) ，乌里雅苏台将军向皇帝进贡貂皮的差官主事衔国仁等四人，行至察哈尔都统所辖第二十二台托里布拉克台时，因驼马疲瘦，国仁就将该台领催捆绑，“用鞭责打，并以热水、炭火泼烧头额”。又行至察哈尔都统所辖第十二台锡喇哈达时，因驼马未能快行，国仁等人便将该台领催揪倒在地，“用火烧伤右腿踝子骨”，将该段参领“周身重殴致伤四处，不能动弹”。⑨驰驿人员殴打台兵之情形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光绪十八年( 1892) ，俄国学者波兹德涅耶夫行至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南段第十八台塔楚台，该台章京将其安顿在该台最大、最干净、最考究的一个毡包里。不料晚上军台接到通知，第二天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进贡的马匹将要到达这里。之后，护送贡马的一名领催提前赶到，为整个护送队察看并准备将要住宿的毡包。因为最好的毡包已经被波兹德涅耶夫占用，该领催只能在一个稍次的毡包将就睡下。第二天早晨，领催因对住宿条件不满，大发雷霆，“他一面用最粗野的话骂着，一面用马鞭劈头盖脸地朝(管台) 章京抽来，打骂持续了至少有半个小时……受了痛打的章京往那个当官儿的将就住下的毡包里又是搬地毯，又是搬缎子坐垫———但这也无济于事，拨什库( 即领催) 还是气冲斗牛”［7］( 214)。
值得注意的是，被打之台站官员的职衔，不一定就比实施殴打之驰驿人员低。如上文所述，在锡喇哈达台实施殴打行为的国仁仅是六品小主事衔，被殴打对象却是军台三品参领。在塔楚台实施殴打行为的仅是一名小领催，被殴打的却是管台章京。这些低级职员在军台之所以如此猖狂，原因就是其代表的往往是北路将军、大臣，甚至是皇帝，而这些人员都是军台官员不敢轻易触犯的。
四、贡马差外带人情马匹
由于北路水草充足，便于马匹牧放，军台支应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五处贡马差使。其中，伊犁将军每年进贡八匹⑩;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每年进贡四匹，厄鲁特游牧领队大臣两匹⑪; 乌里雅苏台将军每年进贡八匹，蒙古、满洲参赞大臣各两匹，科布多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各两匹［8］( 54); 满洲库伦办事大臣每年进贡四匹，蒙古库伦办事大臣两匹⑫; 总计五处每年共进贡马三十六匹。
各城将军、大臣进贡之马匹数量本来不多，军台支应贡马差也较为容易。但至晚清时期，各城将军、大臣送往京城的人情马匹，却有一二百匹。如光绪十五年( 1889) ，署乌里雅苏台将军祥麟进贡时，其贡马差共解送六十八匹马，其中正贡马八匹，备贡马四匹，余五十六匹均是送人。送马对象共三十余人，主要是当时权贵如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等，政要如军机大臣额勒和布、大学士福昆，还有祥麟的老师如宝鋆、松溎，以及其族人、亲人、友人等［9］( 光绪十五年六月初四日)，每人两匹或一匹不等。
类似的现象，波兹德涅耶夫在其著作《蒙古及蒙 古 人》一 书 中 亦 有 记 载。光 绪 十 八 年( 1892) ，波兹德涅耶夫在察哈尔都统所辖第四十一台哲楞台，看到一支向北京运送贡物的庞大运输队。“这支从楚古恰克( 按，塔尔巴哈台) 来的运输队由一名满族官员带领十九名士兵护送。为把这支庞大的队伍送到下一驿站，遮林驿站须派出十九匹用以乘骑的马，两匹载轻驮的马，三十六名骑马的驿夫及四十匹骆驼。这些骆驼一部分是用来驮载护送者们的行李，另一部分，也是大部分，据驿站上的人说，是用来运送成袋子喂马的黍子的。我感到万分惊奇，草原上的蒙古马竟需吃黍子! 但人们对我说，这是明文规定的。驿站为这些士兵支起了九座蒙古包，除奶食以外，还拨给了两只羊，一块砖茶。在他们的毡包之间果然堆着高高的装着黍子的大口袋，殷勤周到的蒙古人还把这些口袋包上了毛毡。”［7］( 205) ⑬
各城将军、大臣趁向皇帝进贡马匹之机，向京城人员馈送大量人情马匹，导致贡马差兵增多。每起差兵二三十人，每台折银三四十两。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等五处，距京城远者一百二十余台，近者四十余台。五处计之，军台每年耗费银二三万两。
总之，晚清时期，整个官僚队伍日趋腐败。驰驿人员苛扰台站，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苛扰之弊既有官员于规定之外多索马匹、廪羊，折取羊价，索要礼银等表现形式，亦有贡马差外带北路将军、大臣之人情马匹等表现形式。苛扰之弊成为影响蒙古台站正常运行的一大顽疾。正如笔者在《晚清蒙古台站弊端》一文中所言，台站差徭及弊端是晚清时期蒙古三大弊政之一，晚清蒙古日益贫弱与此关系甚巨。
注释:
①⑤《察哈尔都统奎斌等呈酌拟台站章程八条清单》，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03－7138－043。
②⑥⑧《察哈尔都统溥颋奏为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回京随从索扰台站据实查明纠参事》，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03－7139－075。
③拙作《晚清蒙古台站弊端》一文对夹带之弊已有研究，但该文侧重论述夹带之弊这一现象。此处研究夹带之弊，侧重论述夹带之弊产生的原因。并将驰驿人员夹带之对象，由前文所提行商之货物，扩及坐商之货物和行人。
④光绪十八年( 1892) ，在张家口税关，出口商人“领取出口一百五十箱砖茶的茶引一张缴六十两，另向都统衙门纳税十五两一钱”。见〔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及蒙古人》( 第 1 卷) ，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07 页。
⑦《察哈尔都统奎斌奏为遵旨查明已革骁骑校吉通勒索台站银两经收过付各情按律定拟事》，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号: 04－01－01－0983－039。
⑨《察哈尔都统文盛奏为特参乌里雅苏台差官国仁等骚扰台站请交部议处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档号:03－4984－026。
⑩《伊犁将军金顺奏为循例派员呈进贡马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533－095。
⑪《巴哈台参赞大臣额尔庆额奏为呈进贡马事》，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 03－5554－108。
⑫《库伦办事大臣文盛奏报恭进马匹由库伦起程日期事》，同治六年七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档号: 04－01－03－0103－007。
⑬《蒙古及蒙古人》记载这支庞大的运输队伍是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进九白之贡。在清代，只有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图什业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赛音诺颜部才有资格进九百之贡。此处有误，应为进贡马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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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祥麟． 乌里雅苏台日记［M］． 北京: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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