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派称为“后现代派”或“后现代主义”。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惨重，欧洲许多城市成为废墟，欧美各国经济上很不景气。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矛盾重重，人们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出路，感到四周一片黑暗，前途渺茫，因而情绪低落，产生悲观绝望思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在社会上泛滥，文坛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的现代派文学流派。这些流派被称为“后现代派”。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Habermas）、美国利奥塔（J-F.Lyotard）、福科、德里达、杜尚等。
流派
“后现代派”在法国有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
存在主义文学；以尤奈斯库和贝克特为代表的荒诞派戏剧，以
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代表的新小说派。这些派别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后现代派”势力强大，派别繁多。不但有荒诞派戏剧；还有荒诞派小说。此外还有黑色幽默小说、垮掉的一代、存在主义小说、
新小说、新“新小说”、超级小说、抽象小说、超现实主义小说等。黑色幽默小说在美国流行最广，影响最大。
作家
“后现代派”作家一般都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思想消极颓废。存在主义哲学属主观唯心主义范畴，认为只有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这种哲学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看得高于一切。对社会和群众，采取轻视和否定态度，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人活在世界上与别人不能互相了解，只能互相憎根。人们最大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人的存在就是等待死亡。像贝克特的剧本《啊，美好的日子!》就是宣扬人虽活着却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戏剧开幕时，一个老妇人在台上，她的半截身体已经理入黄土之中。但她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死亡，仍然按照每天的习惯梳头、洗脸、刷牙，嘴里还在赞美：“啊，美好的日子!”美国的黑色幽默小说在揭露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黑暗现象的同时，又表现了作者对肆无忌惮的恶势力感到无能为力的消极情绪。他们愤怒、痛苦、绝望，用笑来掩盖泪，用喜剧形式表现悲剧。他们感到的大难临头、前途渺茫的思想，是与存在主义哲学有联系的。
艺术技巧
“后现代派”在艺术技巧方面，继承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现代派的象征、
意识流、梦幻等手法，并且有了新的发展。例如荒诞派戏剧就运用了新的舞台表现手法：破碎的舞台形象、漫画式的夸张手法、重视道具作用等等。新小说派在技巧方面也不断标游立异。例如英国约翰逊写的小说《不幸者》，作品分成一个一个部分，不装订，放在盒子里，除第—部和最后部分外，其他部分可以颠倒,读者可以随便排列次序。有的新小说完全是文字游戏。
后现代主义
审美特征
1．主体消失。在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等级制度被颠倒了，现代主义中的个性和风格被消除得一干二净，主体成了某种破碎的幻象。
2．深度消失。现代主义艺术总是以追求乌托邦的理想、表现终极真理为主题，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放弃了作品本身的深度模式，不再具有思想，不再提供解释，拒绝挖掘任何意义，仅仅追求语言快感。
3．历史感消失。历史永远是记忆中的事物，而记忆永远带有记忆主体的感受和体验。现代主义艺术因追求深度而沉迷于历史意识，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历史仅仅意味着怀旧，它以一种迎合商业目的的形象出现。
4．距离消失。在现代主义艺术看来，距离既是艺术和生活的界线，也是创作主体与客体的界线，它是使读者对作品进行思考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手段。后现代艺术中，由于主体的消失，作品失去深度和历史感，仅仅具有作用于人感官的刺激性，而没有任何启发和激扬的功能，换言之，它强调的只是欲望本身。
应该看到，由于政治的和文化的原因，
后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更多地是理念上的启迪。
评价
后现代文化在文学上，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和风格，表现为无选择技法、无中心意义、无完整结构，叙述的过程呈发散形，意义的中心被消解、发散到文本的边缘地带。
受它的影响，我们的身边既出现了孙甘露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也产生了消费者文学及其代表“王朔现象”。
现在来看，现在断言
后现代主义是否能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尚为时过早，但应看到，全然取消精神衡量指标和存在维度，消解历史意识已渐成为一种风尚。
排除几个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定义。第一，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风格概念。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风格的观念，之所以不能成立，乃是因为，不管以什么样的风格术语来界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们发现两者其实难于区分，或者，后者只不过是前者早已拥有的某些风格的强化或变调而已。人们早已指出哈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区别性特征（如“不确定性”、“内在性”等等），根本不能成立。以风格或语言来界定后现代主义，还会导致某个作品的某些部分是现代主义，另一些部分则是后现代主义的荒谬结论（例如认为《尤利西斯》的意识流部分是现代主义，而其戏拟或滑稽模仿部分则是后现代主义，又比如认为埃森曼的建筑语言是现代主义的，但其空间却是后现代的，等等）。正如查博特（C. B. Chabot）所说：“我们对现代主义缺乏一个充分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解，使得许多为后现代主义所作的论辩变得似是而非，许多被冠以后现代之名的东西，都直接来自早先的〔现代主义〕作家。”（1）
第二，
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时期概念或一个艺术运动的概念。因为，其一，它首先错误地将现代主义视为一个有时间性的艺术运动（比如从1860年到1960年），这种错误会产生将“所有”1960年以后的艺术都视为后现代主义的荒唐结论；其二，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庸俗的社会决定论之上（比如在詹明信那里），就是建立在某些断言“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的启示录式的独断论之上（比如博德里亚，以及大多数低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又如查博特所说，“人们甚至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一定数量的人们显然相信，文化在某个时刻的断裂已经出现，其标志可以从我们文化活动的整个范围内被察觉到。然而，似乎很少人在其根本性质与假设中的断裂的时间达成共识，更少人在如何最充分在刻画它对于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影响的问题上有相同的意见。”（2）这种独断论不仅不能成立，而且以其先知般的口吻为人所恶。桑托尔（F. F. Centore）就指出：“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国教，一种新的救世神话，具有普世的有效性，每一个好公民都必须遵守。事实上，不追随这一自由共识的人犯下了叛逆罪。以诸如激进的解释学、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为名，当下的正统教义教导人们现代世界（1600－1946），已随着上帝的分崩离析与客观科学一道，永远地过去了。应该代之以一种更具流动性的不定形的过程的世界，因此它呼吁一种更加激进的解释模式。它坚持每一种东西只是现实的一个隐喻或象征，而现实并不存在。每一种事物都是历史的功能；所有的文化与宗教都只是时间性的、暂时的与神话的。创世的不是上帝的言，而是解释学——中途与终结当然也不例外。”（3）
第三，
后现代主义不是西方当代艺术的现实，它只是、并且始终只是一种观念形式，一个批评概念或美学概念。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某些天真的后现代主义者相信，我们“已经进入”某个划时代的时期，在这儿，一切皆“后现代”了。而在中国，由于一些更加天真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介绍，以及自始就乱轰轰的“后现代理论研究”，以至于在日常意识中，人们产生了“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我们该怎么办？”式的无端焦虑，或是“我们应该绕过现代直接进入后现代”式的乌托邦狂想。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绝非西方一种社会现实，甚至不是一种思想现实。说它不是社会现实，是因为，正如贝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尽管与19世纪下半叶相比，经济、技术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保持一样：私人资本对集体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尽管政府干涉经济事务的意义不断增长，追求最大利润仍是社会生产的驱动力。因此，我们在解释当下变化时务须小心谨慎，不能幼稚地把它们估价为划时代的转变的迹象。”（4）说后现代主义甚至不是一种思想事实，是因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后现代主义就一直处于西方有识之士的批评与反驳之中。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一天也没有作为一种“思想现实”存在过，而是始终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着。正如查博特所说：“他们〔后现代主义者〕假设我们事实上正在目睹某种真正的后现代文化的出现，而我想质疑这个假设。在我看来，某些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事实上是现代主义本身内部的一种晚近的发展或衍变，这种说法至少具有同样的有似真性。我已经提出了一些论据来支持我的论点：（1）还没有令人满意的与普遍接受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存在；（2）被称作后现代的许多东西其实直接来自现代主义；（3）对它的存在的大多数论辩主要都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的枯竭的概括，特别是通过一种忽视了其作为第二级别的概念的性质的概括，来获得其最初的似真性的。”（5）
最后，
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媒介概念或艺术样式的概念。因此，比方说，我们不能说架上绘画是现代主义的，而装置艺术（installation）、视像艺术（video art）等等，却是后现代主义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野不是媒介或材料，或具体样式的分别，而是观念的分别。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我们得稍微绕一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