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是指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古墓葬区、古城和洞窟遗址中出土的纸质写本文书。这些文书主要是汉文，其次是古粟特、突厥、回鹘、吐蕃文等，涵盖了东晋十六国到元代（4～14世纪）这一历史时期1。吐鲁番文书主要包括官府文书、私人文书和古代典籍、民间读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是研究魏晋隋唐时期新疆地区经济、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发现
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吐鲁番古墓葬区以及一些古城、洞窟遗址出土的纸质写本文书。主要是汉文，其次是古
粟特、
突厥、
回鹘、
吐蕃文等。大致属于
东晋十六国到元代（4～14世纪）这一历史时期。
本地区古为车师前部，西汉置戊己校尉，建高昌、交河诸壁、垒，开置屯田。东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于此建高昌郡，历经
前秦、
后凉、
西凉、
北凉，皆为
凉州（或
沙州）的属郡。444年北魏灭
北凉，北凉残部西迁高昌，460年为柔然所灭，立阚氏为高昌王。嗣后，张、马、诸氏相继据此称王。唐贞观十四年（640），太宗灭立国一百余年的氏，以其地置西州。9世纪中叶后，为
回鹘所据。吐鲁番文书主要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的原始资料。
当地居民的葬俗，如墓内置衣物疏、明器，稍后又置墓志，大体和内地相同。入葬时，又将足以显示死者生前地位的有关文书置于墓内，如因战功所得《勋告》，记录生前所作佛事的《功德疏》，各类契券、官府文书等。此外，还普遍利用废旧官、私文书之类“故纸”，以制作附葬的鞋靴、冠带之类。由于本地区气候炎热、干燥，故能长期保存。
流失
19世纪末，在敦煌文书被劫掠的同时，吐鲁番文书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的克列门茨、奥尔登堡、
斯坦因、格伦伟德尔、
勒科克、
橘瑞超等人的掠夺。他们除掠去大量艺术珍品外，也窃去不少文书、墓志。当时在该地做官的王树楠亦搜集到若干文书及碑刻、墓志。由于当时出土数量及完整程度远逊于敦煌，更由于长期秘不示人，除个别文书作为书法艺术品发表外，罕为世人所知。直到20世纪40年代，
金祖同《流沙遗珍》发表了流入日本的部分唐代西州文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
马伯乐《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文书考释》一书于1953年出版，公布了斯坦因掠夺的吐鲁番文书（主要是唐代文书）。50年代末，日本西域文化协会所编《西域文化研究》六册，在所收论文中，发表了若干大谷光瑞所藏，即清末
橘瑞超掠去的吐鲁番文书（今称大谷文书）。此外，在若干专著，如日本仁井田升的法制史论著中，也公布了部分文书。
池田温《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中，又发表了从氏高昌到唐代的若干文书录文及图版。最近
日本龙谷大学开始将所藏大谷文书、苏联将沙俄时所掠文书以图录方式分别以分册出版。20世纪中叶，中国考古学者黄文弼两度赴该地进行考察发掘，获得若干汉文、
回鹘文文书，大部发表在1954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的《
吐鲁番考古记》中。自1959年起，新疆考古工作者以
吐鲁番之阿斯塔那、
哈拉和卓两墓葬区为重点，进行十余次大规模发掘和清理，获得大量的汉文文书。此外，在英沙古城、安家乐古城、伯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中，也有少量发现。历年来，部分文书分别以发掘报告、文书简介等方式在杂志及文物图录中披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75年底，国家文物局组成“吐鲁番文书整理组”，进行系统整理，分别以普及本和图版本陆续出版。
内容
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可粗略分为公私文书、古籍、佛道等教经卷四大类﹕公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帐，各级军政机构的
文牒数量更多﹔私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各类疏（衣物疏、功德疏之类）、契券（租佃、借贷、雇佣、质赁、买卖等）、遗嘱、辞、启、信牍等﹔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判集等﹔宗教类有佛教经论，道教符箓、醮辞、经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书和属于
高昌郡时期的文书，就目前所知，大部分均在国内，其中以
北凉时期为多。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行之于内地的地方行政区划以及设官分职，军事编制，秀才、孝廉的选举，同样在高昌郡实行。赋役制度如北凉的计赀制度、各类徭役的征发，以及水利灌溉的重视与管理等方面，文书中也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历史记载
私文书方面
在私文书方面，记载死者随葬物品的《衣物疏》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葬俗和服饰等。疏中有关于各类丝织品记载。最早的买卖契券是前凉升平十一年（367）卖驼契。此外还有买卖奴婢、借贷等契。大量辞、启反映了赋役剥削状况。
古籍方面
在古籍方面，见到《毛诗关睢序》残页，晋人写本
《三国志》臧洪及吴主权传残页。又见记有赵王伦与
张华事迹的残页，当为东晋某家所修晋史之抄本。
高昌王国时期的文书以中国所藏为多，
日本龙谷大学所藏大谷文书中也有若干件。中国所藏个别文书用永康年号，知是阚氏王朝﹔大量文书属于朝。史籍记载高昌的行政、赋税制度和郡城的设置，在文书中大体得到证实，而且补充了不少史籍记载的缺略，纠正了一些错误。大量朝公文书反映的典制，可以看到中原政制的强大影响，同时还可见到上承汉制、下启唐制的十六国以至北朝典制在本地区演变的过程。在赋税方面，可以见到自汉朝以来直至南北朝制度的影响，但也有其本地区的特点。
私文书
高昌王国私文书中，租佃契约有较大的数量，契文本身的格式化与完整性，反映了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某些官府机构的土地也采取这种方式经营。土地、房屋买卖契约亦有若干件。在朝晚期还出现了“指节印”在契约上的运用。从买卖契及私人遗嘱中，我们还见到一种可以买卖、继承的“作人”。文书中反映这时期寺院及其经济活动的发展，在使用奴婢、雇工、土地出租和高利贷剥削等方面，均无异于世俗地主。经济生活中，银钱铸造及其普遍使用也是一个特点。
朝延昌八年（568）写本带注《
急就篇》、隋薛道衡《典言》等残卷，多是今已失传的珍本。在有年款的写经题记中，可以看到有
萧道成具衔的《普门品》写经残卷。这时还出现有道教
符箓。这都表明高昌虽称王建国，但在文化、宗教上仍同内地保持紧密的联系。
唐代公、私文书不仅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就目前所知，流散于日本、英国、苏联、德国及其他各国的文书中，绝大部分属于唐代。唐平氏高昌后，将行之于内地的一套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亦实施于本地区。因而大批官文书不仅使我们得以了解本地区的历史，帮助我们了解史籍记载的真实含义，而且补充了李唐一代文献记载的缺漏。大量的籍帐文书，包括手实、户等簿、貌阅文书、户籍、点籍样（见彩图
西州都督府屯田文书，新疆吐鲁番出土）、籍坊（库）牒、诸乡户口帐等，是研究唐代籍帐制度、阶级关系以及田制、赋役制度的重要依据。各类田制文书，如勘田、欠田、给田、退田、请田簿等，是研究均田制及土地占有的原始资料。文书中大量的差科簿及匠、役人名籍，以及有关文书是研究差科、色役、杂徭制度的宝贵资料。
唐在西州先后建立前庭、天山、岸头、蒲昌四个折冲府，文书中有府兵名籍、卫士资装簿、领取甲杖文抄。除府兵外，还有征发百姓乃至奴婢、部曲入军的记载。各处要道，还设置了镇、戍、守捉、烽、铺等军事机构。许多文书还反映了为维护统一所进行的战争，垂拱年间的汜德达告身澄清了文献中关于
安西四镇设置含混不清的状况。文书反映镇、戍之类军事机构屯田的情况，有关白涧屯纳粮帐反映了屯田的组织与管理方式。
长行坊文书
长行坊文书及其他馆驿文书，反映了交通组织管理情况﹕各种馆驿的分布，运输工具的管理、使用，秣粮供给。我们不仅看到唐代官吏的行踪，也见到汉、胡商人和行旅的来往。
大量私文书中的各类契券，形式较前代更为严谨。“指节印记”的普遍施用，五人联保的出现，都是为了增强契券的可靠性。文书中属于土地买卖的契券虽未见到，但借贷等券揭示了地主、债主通过高利贷掠夺土地的情况。此外，还有互换佃种的契券。大量辞、启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官吏、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压迫，是研究阶级关系、赋役剥削的重要资料。文书中反映，西州有少量部曲、客女、奴婢。寺院中除奴婢外，还有一种依附者叫“家人”。
评价
文书表明，唐代本地区文化有了空前发展。以《千字文》为启蒙读物。儒家经典中有《礼记》《孝经》、隶古定《尚书》等，而以
郑玄注《论语》的写本最多。所出《判集》大致为供考试和官吏诵习的拟判。此外，尚有具注历日、针经、药方、医书、本草等残篇。宗教类中，唐抄本佛经多是法华、金刚、般若等大乘经典。由于唐王朝的提倡，道教得到发展，出现《五土解》、醮辞等经咒文。
文字方面
在古代民族文字方面，出土少于汉文文书。
粟特文文书有勒柯克掠去的《
大般涅槃经》，以及景教、摩尼教经典残卷，大谷文书中也有若干﹔
突厥文文献《受难记》。古代民族文字中，
回鹘文文书为最多，除大量译自汉文、藏文和库车─焉耆文的佛经外，还有公文、契券等。一组关于斌通（善斌）的控诉，反映了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该地区奴婢买卖的罪恶。德国所出《柏林所藏吐鲁番文献》多卷本中，绝大多数是回鹘文文书。还有属于回鹘字蒙文译本的《亚历山大传奇》，对研究当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线索。
所获文书
目前，吐鲁番地区考古发掘所获文书，至唐大历十三年（778）后，汉文文书渐趋罕见。此后所见，多为回鹘文文书。另外，黄文弼所得有少量元朝初年的汉文文书。但该地区尚有大范围的古墓葬区，众多的古城、洞窟遗址尚未发掘清理，故今后之发掘与清理定能提供出更多的重要文书。多数文书虽缺纪年，但因出自墓葬，可凭借墓葬形制、共出文物以判断其上限与下限。这两点为敦煌文书所不具备。就目前所出文书时代而言，多数早于敦煌文书。因此，用文献资料及此两种文书结合研究，就可看出它不仅仅是研究地方史的珍贵资料，而且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出版情况
文书出土后，经许多专家整理，已将其中的汉文《
吐鲁番出土文书》一书，分装8册，公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