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墀

历史学者、西夏学专家

吴天墀（1913年1月—2004年6月8日），别名浦帆，四川万县（今属重庆）人，历史学家。宋史、西夏史专家。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民国二年（1913年）1月，吴天墀出生于四川万县（今属重庆），万县古时曾名南浦郡。出生于一个经营瓷器的小商家庭。民国七年（1918年），读私塾，后转公立国民小学。四川省第四师范学校的附属高小、以及万县师范附小等学校。

民国十五年（1926年），吴天墀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万县中学的三年制师范班。吴天墀自己曾说选择万县中学的原因：“一是距家较近，可读走学；二是每学期考试成绩在前十名的能获奖学金时十元，可供书籍文具杂费之用。”吴天墀对于写作也颇有心得，“我读小学、初中，由于课余爱看小说、杂书，见闻有所增长，用字遣词渐有心得经验，故在学校里每周作文，也还能做到清顺达意，常常获得好评。”可以看出吴天墀自幼就勤奋好学、对于文章写作得心应手。中学时即寄寓异乡求学，故以“浦帆”为别名，寄寓怀乡之情。

民国十七年（1928年）冬，吴天墀在治平小学毕业，到小学教书。后又得到其母舅和表兄支持，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部的文科。

就读川大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吴天墀在高中毕业后，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并在中学兼教历史课。叶秉诚教授复试口试这一关非常的严格，吴天墀在初试时写的《六经皆史说》得到了叶秉诚的肯定。在四川大学上学的吴天墀，曾利用课余时间在敬业中学、南熏中学、中华女中等校兼教历史课程。吴天墀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一直成绩名列前茅，且多次获得奖助学金，并深得多位师长喜爱。校长张颐和教师朱光潜都曾多次帮助吴天墀，吴天墀正是在他们的关怀下博览群书，而且吴天墀更是受到朱光潜的教育和熏陶。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发表《地理环境与藏族文化》。

好景不长，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迁到陪都重庆，加紧控制四川，蒋介石委派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为了抵制压制学术自由，朱光潜、魏时珍、董时进联名掀起反程运动。吴天墀因为参加拒程风潮，次年聘期届满后也不再续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吴天墀即将毕业，校长张颐推荐他去绥靖公署工作。所以6月一等到毕业，他就到邓锡侯的绥靖公署上班。很快他发现这项工作既枯燥又乏味，吴天墀很想读点书，多研究些学问，他在邓锡侯门下只当了两个月的干事，就向朱光潜院长反映，要求调回学校，于是朱光潜设法把他调回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系本来不设助教，朱光潜破例在系里增设助教，让他当上了历史系开办以来的首位助教。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吴天墀发表《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王安石性格及变法是非》。

西康岁月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秋起，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史学季刊》看到吴天墀的文章后，聘请吴天墀作他的秘书，为他撰写讲演稿。《史学季刊》是由顾颉刚、蒙文通等学者创办的，吴天墀也名列创办人名单之中。刘文辉应是看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史学季刊》第1卷1期发表的《张詠治蜀事辑》一文。

民国三十年（1941年）发表《明代三吴水利考》、《烛影斧声传疑》等。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兼任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7月，任芦山县县长，兼任省立中学校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底返蓉在齐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夏天，赴上海在原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何鲁之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任研究员。发表《武昌革命的导火线——记辛亥四川保路风潮之始末》，发表《健斋读书笔记》。

返回成都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吴天墀回到成都，除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作专任讲师外，还先后在成都理学院、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川北大学等校任副教授或教授。5月，发表《四川与四川人》；11月，发表《<中国特色>评介》、《常燕生年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9日，发表《五九国耻纪念日论袁世凯》。

1949年，吴天墀在三台川北大学任教授，后失去工作。

建国初期

1955年，在徐中舒、蒙文通等先生的创议下，吴天墀开始了西夏史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

1956年秋，吴天墀回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任高级资料员。1957年，发表《北宋中期的王则起义》。7月12日，与冯汉镛合作发表《评张（舜徽）著<中国史论文集>》。

1958年1月6日，发表《关于西夏岁赐茶的大小斤问题》。5月，发表《关于<西夏史稿>的写作》。

1962年9月5日，发表《僧可朋与<耘田鼓>》。

1978年，吴天墀重返教职，由讲师而副教授。1979年发表《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1980年12月，《西夏史稿》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吴天墀出席在银川召开的西夏研究学术研讨会。

1982年发表《关于李继迁的卒年问题——对<李继迁卒年辩证>一文的商榷》。20世纪80年代初受《中国大百科全书》之邀，吴天墀撰写了“西夏史”长条和一些短条。吴天墀继而发表了很多引人注目的论文。例如《唃厮啰与河湟吐蕃》、《水神崇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夏称“邦泥定”即“白上国”新解》等。

晚年时期

1990年，吴天墀被四川省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7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获得国家教委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1998年9月，《吴天墀文史存稿》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有32篇文章，内容涉及宋史、西夏和西北史，有多篇书评予以高度评价（张邦炜《读吴天墀文史存稿》，载《西南民院学报》2000年增刊。刘复生《吴天墀文史存稿读后》，载《中国史研究》1999年4期）。

2004年6月8日，吴天墀因病在成都逝世，终年92岁。

主要影响

宋史研究

吴天墀从大学时期就确立了以宋史和四川地方史作为自己学术的主要研究方向。吴天墀一直希望能够增补傅增湘的《宋代蜀文辑存》，所以广泛搜集宋代四川地区的文献。早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吴天墀就发表了《宋代四川藏书考》一文，而在1984年又增补修订再刊。吴天墀通过宋代四川地区藏书丰富这个事实，来展现巴蜀地区在宋代的文化史、宋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吴天墀的很多文章都是涉及宋代四川社会的认识的，从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论述。

吴天墀在建国以前发表的宋史文章较少，一共四篇。而且这几篇文章都写于从四川大学毕业之后，吴天墀辗转于邓锡侯的绥靖公署、刘文辉的秘书处、雅安县长等几处为官从政，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此时吴天墀的宋史研究专文也多是宋代巴蜀地区为官为政之事。《王安石的性格及其变法的是非》一文，彼时因时代潮流的影响，对王安石的评价一直没有定论。吴天墀从王安石的性格等枝枝节节的琐事，去分析王安石的思想及其行为。“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与其习性常常相互影响，知道这些，便能帮助我们容易了解王安石的为人。”《张詠治蜀事辑》一文，张詠两知益州，前后在蜀七载，善政行事足述者颇多。但在此之前，并没有学者关注到其识其学。吴天墀此文，对于巴蜀、张詠的研究都有积极作用。《烛影斧声传疑》一文通过考证与宋太祖之死及其帝位之传授相关的各方面情形，来显露这一疑案最原来的状态。例如文中所说：“如太宗即位的情形，他的个性与行为，及他后来对于太祖子孙与其弟廷美的态度；又如太祖子孙曾有过的复位的企图，与当代社会心理的一般趋向。”

吴天墀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宋史方面的研究专文较多。一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尤其是史学发展环境良好，二是吴天墀从1956年重返四川大学之后，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环境良好和资料来源较为丰富。这一时期的宋史研究专文收录在《吴天墀文史存稿》中的有八篇。吴天墀也一直紧跟中国史学界的发展，关注到一些重大问题。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研究者积极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历朝历代的农民战争进行应有的历史评价，充分的肯定农民起义与战争对封建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吴天墀便通过研究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相关问题，从而来考证农民起义对川蜀地区封建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王、李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主要分析了起义在川西地区爆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从广大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尖锐矛盾和广大川峡人民和北宋政府尖锐的矛盾两个方面考证，最后推出王李起义对于巴蜀地区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王安石的相关研究再度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吴天墀紧跟史学研究的潮流，整理出《王安石生活散记》一文，主要是补充之前旧作《王安石的性格及其变法的是非》，进一步从王安石的生活实践来论述王安石的性格。同时吴天墀也在关注一些之前研究过的老问题，比如《宋代四川藏书考述》，吴天墀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就已经发表过宋代四川藏书的相关文章，经过四十年的收集再整理。

西夏史研究

西夏史的研究，历来是中国史学领域中十分薄弱的环节。西夏建国几乎与辽、金、宋相始终，元人修辽、金、宋三史，而独未给西夏修专史。吴天墀除了有多篇西夏史以及西北史地的文章外，还有一部著作《西夏史稿》，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有影响的西夏历史著作，它在翔实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构建起中国西夏史框架，迄今的西夏史研究基本上是以《西夏史稿》的框架为基础的，只是随着文物考古资料和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对资料和内容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一部30多万字的《西夏史稿》荣获教育部一等奖，并成为全国高等学校的教材。这部史料详实、丰富，以马列主义观点撰修的西夏史，是新中国第一部西夏史方向的专著。一经出版，立刻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台湾还翻印了这部专著。且还曾于2011年入选商务印书馆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该丛书中“四川学者的入选著作有蒙文通先生所著《佛道散论》及吴天墀此书，仅两种而已。”

全书按照西夏的时代发展分为四个章节，分别介绍了西夏王朝的形成、前期与北宋对立、后期与金、南宋对立，最后一个章节介绍了西夏的社会各方面，在书的附录还分别介绍了西夏皇族的世系表、西夏各州名表、西夏大事年表和文献目录。据统计，本书的相关注释共有280条，约9万字，不少注释援引了大量的史料原文，并做了鉴别与考证，徐中舒曾在本书的序言时评价该书“史料充实，引据可信”，是西夏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吴天墀除了订正初版本的一些讹误外，又新写了《再版后记》及《西夏史文献目录续补》。《西夏史稿》出版之后，吴天墀在新的历史理念的导引下，继续以其扎实的学问功力，积极解决西夏史研究中的诸多学术难题：《唃厮啰与河湟吐蕃》、《关于李继迁的卒年问题——对<李继迁卒年辩证>一文的商榷》、《雄踞西北的党项族》、《西夏称“邦泥定”即“白上国”的新解》、《论党项拓跋氏族属西夏国名》等论文，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西夏史稿》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族源问题：族源包括党项民族的起源、演变和形成等问题。是研究民族史的一个基本课题。由于族源问题比较复杂，素来众说纷纭。吴天墀在《西夏史稿》中考证了西夏民族的族源问题。书中第一章西夏王国的形成从三个方面叙述了往下王国的形成，分别是“生息在祖国西北地区的党项羌”、“在党项羌中成长起来的拓跋氏政权”和“西夏王国的出现”。这其中第一小节“生息在祖国西北地区的党项羌”中，就曾考证了党项羌的族源问题，还有西夏统治阶级拓跋氏出自鲜卑族系理由是否充足等。（2）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关系的研究涉及到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民族和民族政权等问题。《西夏史稿》中用了两个章节来叙述和考证西夏与其他政权的民族关系问题。主要从“前期西夏王国的政治概况”、“西夏建国初期的对宋战争”、“夏、宋和约的成立”、“夏、宋战争的再起”和“西夏的对辽关系”等五个方面考证了前期西夏王国的民族关系问题。第三章与金、南宋鼎力的后期西夏王国。主要是从“后期西夏王国的政治概况”、“西夏对金和南宋的关系”和“蒙古的进攻和西夏的灭亡”三个方面考证西夏与金和南宋的关系。（3）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史：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研究，也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方向。吴天墀在《西夏史稿》中的第四章西夏的社会形态中具体叙述了西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概况。分别是“西夏的社会性质”、“西夏的经济状况”、“西夏的政治军事制度”。

《西夏史稿》的刊出，成功的弥补了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夏历史研究的空白。宏观上，《西夏史稿》中运用积极进步的民族观，这对后世史学工作者尤其是西夏历史工作者产生深远影响。

历史评价

邓广铭：（吴天墀的《西夏史稿》）我认为是近来出版物中少有的上乘之作，叙事之详尽，考证之精审，参考资料之广博，以至每条附注所体现的功力之深厚，均使我不胜佩服。

蔡美彪：（吴天墀的《西夏史稿》）考订周详而不流于烦琐，叙事简明而不流于空疏。

刘复生：在先生的治史生涯中，西夏史并不是最主要内容。以先生的学力，若治学环境稍顺，不知会写出多少超过《西夏史稿》的鸿篇巨制。

罗矛昆认为吴天墀是西夏学界“德艺双馨”的名家。

罗志田：先生之学，早年睿智，中年厚重，晚年博大，彰显出大师风范。……天墀先生是胸怀天下的士人，又有明显的四川地方特色。他素负经世之志，在国难时曾投笔从政，服务乡邦。这些经历给他带来很多生活的坎坷，也使他的学问更为通透。其论著的共性在于，既重视广土众民的国家里各区域、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及其独自特性，更强调基层社会构建，以及民间的文化、经济网络对维系国家的重要作用。这众多面相的关联互动，凸显出多民族中国那多元丰富的内涵。

1994年版《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这样评价近几十年来西夏史研究的：“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亦重兴西夏和党项研究，充满活力的语言和历史研究论著不断出版。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来又增补和修订再版。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

人际关系

师友：蒙文通、徐中舒、王恩洋

主要作品

宋史

西夏史

出版图书

后世纪念

2012年11月24日至25日，由四川大学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吴天墀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举行。会议聚集了西夏学、宋史、元史和其他学科的众多专家和中青年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等40多个研究、教学单位的专家学者及吴天墀亲属及生前友好共120余人参加了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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