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祺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史学家

吴文祺（1901年2月24日—1991年3月12日），男，原姓朱，字问奇。笔名朱凤起、吴敬铭，因随母亲的姓而改姓“吴”。浙江省海宁县人，语言文字学家、文史学家。

人物简介

1901年2月24日，吴文祺出生于浙江海宁，他的父亲是编纂《辞通》、大名鼎鼎的语言学者朱起凤。自小在书香熏陶下，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家中的进步刊物更塑造了他开放、进步的知识体系。

1924年，吴文祺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他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作为掩护，秘密担任党中央交通员，并协助恽代英开展党务工作。

1932年起，吴文祺辗转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同时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期间，他编注出版《侯方域文》、《曾巩文》、《资治通鉴选注》，同时致力于新文学的研究，1936年出版的《新文学概论》，是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研究新文学的重要奠基之作。

1949年初，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为了将暨南大学完整地交回人民手中，吴文祺等人发起暨南大学教授会，积极开展斗争。

1951年，吴文祺调入复旦大学，致力于汉语言文字学教学研究四十多年。他始终注重将语言学理论中国化、传统语言学现代化，与陈望道、张世禄等学者共同播下了“语言学研究必须中国化”的种子。

晚年的吴文祺，着手修订和续补父亲的遗著，从父亲留下的卡片札记中整理出70万字，编成《辞通续编》。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协助父亲编纂《辞通》，人生两端与巨著结缘，反映出他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潜心问学的心性。

1991年3月12日，吴文祺以九十高龄辞世。去世前，他将毕生积攒的2万元捐献给学校，体现出学者的淡泊，也彰显着一名共产党人的高尚和无私。

人物生平

吴文祺出生于1901年，是浙江海宁县袁花镇人。他原来随父朱起凤姓朱，字问奇，曾用笔名甚多，包括文、立生、寒风、朱凤起、吴敬铭、吴齐仁、陈宗英、王微明、司马东等。

吴文祺一岁多时，母亲吴彩霞不幸去世，他由新仓镇的外曾祖吴浚宣领养为嗣曾孙，改姓吴。吴浚宣是清代进士，曾任翰林院检讨，外曾祖的蒙学教养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到九岁，吴文祺来到硖石镇，在父亲朱起凤任教的米业学堂读书。朱起凤颇有济世情怀，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且家中有《民报》《浙江潮》等进步刊物。吴文祺常背着父亲翻阅，开阔了视野，也塑造了更开放和进步的认知体系。小学毕业后，吴文祺进入海宁师范讲习所学习，学制一年，学习了国文、数学、地理、心理学等课程。1916年毕业时，其父正在编纂《辞通》，吴文祺一边在硖石米业学堂担任教员，一边在父亲指导下参与《辞通》编纂，协助搜集材料、整理卡片，由此打下音韵、训诂和古典文学等方面的扎实基础。

1924年，吴文祺离开海宁前往杭州谋生，任职于一家保险公司，兼任浙江书局编辑。当时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注意到了这位正直进步的年轻人，吴文祺很快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杭州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浙江地区共青团经济口和宣传口的负责人。

1926年1月，吴文祺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任国文函授部编辑兼教员。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吴文祺以出版工作为掩护，秘密从事党中央交通员的工作，并通过沈雁冰，介绍来沪的各地党员与有关同志联系工作。不久，吴文祺因交际太多而引人注意，被商务印书馆解聘。恰逢恽代英要为武汉中央军政学校物色政治教官，经沈雁冰的介绍，吴文祺前往任职，并协助恽代英开展党务工作。在此过程中，吴文祺深深服膺于恽代英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共产党人风范，坚定了自身的革命信念。1928年，吴文祺为商务印书馆选注《资治通鉴》时，使用笔名“吴敬铭”，意在要“敬重地铭记党对自己的教育”。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武汉是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而共产党员也有较大活动余地。吴文祺利用教官身份到各兵种大队轮流讲授《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内容，并宣传马列主义。武汉革命气氛浓烈，但缺少一份文艺副刊。应沈雁冰之约，吴文祺与郭绍虞、傅东华、宋云彬、陶希圣、孙伏园等十人组成“上游社”，创办《上游》周刊，作为武汉《中央日报》的一种文艺副刊。《上游》对当时麻痹斗争意志的文学加以抨击，力争在文化阵地鼓舞革命青年的斗志。沈雁冰晚年时有条幅赠与吴文祺，回顾这段并肩奋斗的岁月：“眼前非复旧吴郎，岁月艰难两鬓霜。尚忆两湖风月否？人间无奈是沧桑。”（“两湖”指当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所在地两湖书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遵照恽代英的安排，吴文祺和沈雁冰一同回到上海。由于当时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原待联系的线索中断，且恽代英在1931年遇难，吴文祺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周佛海从武汉逃到上海后，写了一本名为《逃出了赤都武汉》的小册子，作为递予蒋介石的“投名状”，其中一一点出了在分校担任政治教官的人名。为免遭迫害，吴文祺改名“朱凤起”。1928年，吴文祺担任商务印书馆馆外编辑。1929至1932年间，他又先后在厦门集美高级中学及高级师范、上海浦东中学、浙江温州第十中学等任教。在中学课堂里，吴文祺开设“国语文法指要”等专题课，结合学生作文讲解语法，深入浅出，很受欢迎。

1932年夏，吴文祺赴北平，先后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任教，同时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在此期间，继续进行中国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系统研究，编注出版了《侯方域文》《曾巩文》《资治通鉴选注》（与宋云彬合作），著有《论文字的繁简》《考证与文艺》等学术论文。

1935年8月，吴文祺回到上海，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基本国文”“语言文字学概论”“中国新文学史”等课程。执教之余，他继续致力于新文学的研究，参加左联活动，并赞助岀版鲁迅为瞿秋白整理的《海上述林》，为复社主持的鲁迅全集出版委员会标校《嵇康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

整个1930年代，吴文祺最大的学术兴趣和最显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史领域。这一时期，许多大学开设文学史课程，因授课需要，各大学教员尝试编写各种文学史，文学史写作的热潮由此兴起，尤其是出现数种独立评说新文学的专门文学史。1936年，吴文祺多年研究成果《新文学概要》出版，这部作品偏重于对文学思潮的概述，论述“五四”前后直至三十年代的新文学，涉及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反响、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新诗等几个方面内容。全书多处引述苏联早期文艺理论家弗里契的文学批评观点，是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研究新文学的开山之作。1940年起，吴文祺又连载发表长达十万字的近代文学论著《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这两种著作都是当时新文学的重要著作，得到广泛认可，因此，吴文祺堪称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与一般新文学史著作不同，吴文祺的这两种著作不只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谈新文学，而是把新文学放在中国文学的整个背景中，从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来探讨新文学的产生及其形成的必然过程。此外，他以亲身参与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经历，对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保有敏锐的思考，提出“文艺思潮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的观念。

在《新文学概要》中，吴文祺开宗明义地写道：“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产生，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文学的进化，也和社会的进化一样，是由渐变而至突变的。从渐变的过程看，便是所谓进化；从突变的过程看，便是所谓革命。假使没有先前的渐变，那后来的突变也不会发生。而且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因此，我们要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来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

由此观点出发，吴文祺进一步阐释：中国文学的真正变革，应当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运动算起。他认为康梁等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了，在文学上却影响甚巨，特别是梁启超，以“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打破了古文的义法，“纵笔所至不检束”，是文体的大解放。梁启超所主张的“古人语言与文字合”，俗语的文学（如语录、小说）胜于古体的文学，大力提倡“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都为文学的革命准备了很好的条件。此外，梁启超与夏曾佑、黄遵宪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也对于新文学的产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吴文祺作出明确的判断：“新文学的胎，早孕育于戊戌变法以后，逐渐发展，逐渐生长，至五四时期而始呱呱堕地。胡适之、陈独秀等不过是接生的医生罢了。”

在宏观判断之外，吴文祺对文学史的个案的分析也相当精彩。比如，他对王国维、章炳麟、林纾等人的分析，在后来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中也具有典范意义。吴文祺是最早搜集王国维佚文的学者，收录的几篇轶文收入郑振铎选编的《晚清文选》，对抢救流布王国维的作品颇有贡献。他在《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再谈王静安先生的文学见解》等文章里，首次标举出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是戊戌文学运动有所前进的路标。时隔半个世纪左右，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时，还引述了吴文祺文章的不少内容。关于章炳麟对待新文学的态度和影响，吴文祺的看法是：章炳麟虽然不一定赞成新文学，但对新文学的发展影响甚大。首先，他的修辞立其诚、力戒浮夸的主张，为其弟子钱玄同攻击“肉麻词藻”“垃圾典故”之本；其次，他认为古代言文合一，典谟训诰在古代都是白话，这对抬高白话的地位起了作用；第三，他看不起桐城派、《文选》派，而钱玄同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扬起批判的旗帜，有助于扫除文学革命的障碍。总体而言，章炳麟替古文放出了最后的光芒，又给新文学运动以极大的帮助，其弟子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都成了新文学运动的先锋，实非偶然。吴文祺对于特定历史时期人物的独特见解，与其文学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密切相关的判断也是一脉相承；而他注重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承袭关系的学术视野也开创了当时新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1941年，日伪政府所办大学请吴文祺赴任教授。他坚决拒接，并改名换姓，开设了一家云裳旧书店以维持生计。其时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马叙伦为此写条幅赠与吴文祺：“细雨蒙蒙欲染巾，独行不是为寻春。陌头门闭花千树，撩出杨丝绾甚人。”

抗战胜利后，吴文祺出任《前线日报》副刊及《时事新报·学灯》的主编，又在暨南大学继任中文系教授。这期间，他还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做了许多工作，并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语言的化装及其他》《从“胜利月饼”谈起》《应严惩为虎作伥的保甲人员》《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纪念五四运动》等笔锋犀利的文章，都表达了他追求进步的奋斗精神和振兴中华的热切渴望。

1949年1月，国民党策划将暨南大学迁往台湾。学校教授们得知消息后，团结起来组成教授会，阻止迁校计划。吴文祺与刘大杰、刘佛年等教授秘密会商，召开国立暨南大学教授会成立大会，与会教授有近90人，吴文祺被选为监事。教授会成立之后，与进步学生合作，参与校务决策，开展了“反破坏、反迁校”护校活动，教授们的奋力斗争，为暨南大学最后能完整回到人民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吴文祺被任命为暨南大学校务常务委员，兼任文学院院长。1951年，吴文祺调至复旦大学，此后40余年，一直在复旦任教，先后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副主任、语言研究室主任、一般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当时复旦中文系缺少语言类专业教师，在教学研究上转向以汉语言文字学为主，先后开设了语言学引论、文字学、音韵学、汉语史专题研究等一系列语言学课程。其中，语言学理论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结合汉语实际，对语言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这些教研活动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也为各高校培养了一大批语言学概论的教师。

作为一名语言学学者，吴文祺对于汉语规范化、文字改革、汉民族共同语等重要问题，都积极地在各种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也为一些语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1955年10月，吴文祺随陈望道赴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商讨修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推广普通话问题。根据当时规定，北京话就是普通话。陈望道和吴文祺认为这一规定并不符合普通语言学原理。他们的观点后经专家会议进一步讨论，才有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在日常教育工作中，吴文祺始终注重将语言学理论中国化、传统语言学现代化。他与学生濮之珍一起，培养了多名学生，并把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概论”课程做成了特色精品课程。吴文祺本人并没有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流传，但他和陈望道、张世禄等诸位复旦中文系前辈学者播下的“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种子，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开花结果，形成了优良传统，即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注重阐发汉语汉字的理论，注重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语言学理论。

在1961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编写计划会议”上，吴文祺被任命为《语言学概论》教材的主编。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撰写《语言学引论参考资料》《语言学专题讨论》等材料，并与陈望道一同商定了编写方针：体现“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精神、“对汉语应特别加强”、“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等。可惜的是，这部教材的编写因后来治学环境变化而中断，文字材料佚失，仅书目存于复旦大学图书馆。

1970年代末，吴文祺的学术工作得以逐步恢复，在继续活跃于语言学教学园地之外，他展开了《辞通续编》的整理工作。

《辞通》是吴文祺父亲朱起凤编纂的大型工具书，收录词类4万多条，计300余万字，与《辞海》《辞源》并称“三辞”。《辞通》有较强的学术性，编纂目的在于“究明双音节词或词组的同、通、讹、变，指明同一词语可以具有的若干种不同的写法”，对古籍整理和阅读，具有工具性和参考价值。1934年《辞通》出版，士林交誉。在此之后，朱起凤仍“目有所见，随手札录”，在零散小纸片上做札记，计有五六十万字，有些是改正前编错误，有些是补充前编书证，也有一些新增条目。在父亲去世之后，吴文祺始终珍藏着这批字迹潦草的卡片。

从1979年开始，吴文祺在助手配合下，耗费六年时间，从父亲留下的卡片札记中整理出70万字，编成《辞通续编》，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辞通续编》保持《辞通》原有宗旨，承袭基本体例，但适当进行了更为读者需求考虑的改进。新增条目组仍以习见写法作为正条领首，其余作为次条罗列于后。所补为次条者，列于正条之后。按语新增或做修改的，也多做注明。新增内容若与《辞通》相互关联，则掇引《辞通》的相关条目，并详细注明见《辞通》某页某栏。《辞通》引书不列著者姓名，《辞通续编》考虑到一般读者的使用需要，对引书注明著者姓名及时代。

《辞通》和《辞通续编》两部著作的的突出特点，是利用音韵的线索把历史上同通讹变的语词分类汇合起来。吴文祺的学术生涯，可谓少年时从《辞通》开始，晚年又归于《辞通续编》。他人生的两端全面参与这两部著作的编撰，与其深厚的旧学功底和潜心问学的心性，都是分不开的。朱起凤在《辞通·释例》中写道：“儿子文祺颇究心音韵训诂之学，有所陈述，间亦采录。”并非虚捧。吴文祺有关音韵知识的应用和研究，可参看的留存文章是为评析王力《诗经韵读》而写作的《上古音中的几个问题》。他文中对王力上古韵部、照二、照三、双声协韵等的处理作了精彩评论。

在晚年难得的学术时光里，吴文祺还参与了《辞海》的编订工作。早在1959年《辞海》委员会成立时，吴文祺就担任了分科主编的任务。1986年3月《辞海通讯》中有这样一段记录，特别介绍了吴文祺对《辞海·语言学》分册所作的修订工作：“总副主编兼分科主编复旦大学中文系吴文祺教授已八五高寿，他在政协和农工党中担任领导职务，社会活动十分繁忙，又在紧张地从事《辞通·补编》的编纂工作，但他收到稿件后，便放下手头的工作，抓紧时间逐条逐句地审改起稿子来，从条目的立论、字句至修订人的偶尔笔误，他都一一审核订正。唯恐编辑不明他审改意图，他还在条目之下写了许多审改说明。”

此外，吴文祺还完成中华文史论丛《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下两册主编工作；与张世禄一起主编《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并担任《汉语大词典》第一副主编。

1991年，吴文祺以九十高龄辞世。在去世的前一年，他将一生省吃俭用积攒的2万元存款悉数交给复旦大学，作为奖学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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