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鉴

中国革命家

周其鉴（1893— 1928）广东广宁人。1921年春加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他先是在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工作，创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爱群通讯社，后又受党的委托，参加建立青年团广东区委及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1923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广州市及附近县的油业工人罢工斗争。1924年起，以全部精力投入农民运动和武装革命斗争。1925年5月，在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1927年党的“五大”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四一二”政变后，奉命组织了农民自卫军，任副总指挥，率农民自卫军北上武汉，转赴江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1月23日，在工作中被敌人发现，与敌进行了激烈搏斗，被捕，被敌人秘密杀害。

人物生平

周其鉴，1893年4月出生在广东省广宁县一个秀才家庭。他从小生活在穷困的农村，熟知农民的苦难，并发誓要为解除农民的苦难而奋斗。家读了几年私塾后，15岁才开始在高等小学读书。1918年春，他考上广州的广东省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班，由于他思想进步，关心同学，不久就被选为该校的学生会会长，后来又当选为“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副会长，朝气蓬勃的周其鉴对学生运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他的带动下，广大学生纷纷投入到运动中，周其鉴也很好地发挥了学生运动领袖的作用。1921年夏，他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领导广州榨油工人卓有成效地开展罢工斗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革命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也使工农运动又开始逐渐活跃起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派遣大批党员到工农群众中去，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曾受过五四运动锻炼、正从事工人运动的周其鉴，遵照党的指示，率领由共产党员和觉悟工人、革命知识青年30多人组成的队伍，从广州奔赴粤西山区广宁县开辟农民运动。他一到广宁，就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冲破地主豪绅的阻挠、破坏和拉拢，深入农户和田间，向农民群众做宣传工作，揭露地主豪绅压榨农民的罪恶，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组织农民协会，创建农民自卫军，建立地方共产党组织。不到半年时间，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以及彭湃、阮啸仙等农运领袖的帮助下，在广宁建立起了有5万多农民参加的县农民协会，周其鉴被选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县农民自卫军也很快组建起来了，使原来沉寂的广宁山区开始沸腾起来。

周其鉴指导农会抓紧编练农军，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推动农民运动迅猛发展。1924年11月，周其鉴吸收了8名工农积极分子入党，组建了中共广宁支部。这些革命行动，遭到地主豪绅的忌恨。地主豪绅与国民党右派县长、驻防军相互勾结，阴谋扑灭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他们一方面用重金收买凶手，企图暗杀周其鉴等人；另一方面，竭力扩大反动组织和武装力量，与农会作对，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面对敌人的凶险图谋，周其鉴临危不惧，坚定地表示：“地主豪绅纵使杀了一个周其鉴，也杀不尽千千万万个周其鉴!”他继续走村串户，夜以继日地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为了对付地主豪绅的阴谋破坏，周其鉴组织成立了县军事委员会，由他任主席，在及时进行战斗部署的同时，要求中共广东区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援助，准备迎击反动势力的进攻。

12月初，广宁县的地主豪绅果然动手了，他们勾结当地的部分驻军，疯狂捣毁农会，袭击农军。农会对他们的反动暴行发出了严厉警告，可是他们非但不听县农会的警告，反而认为农会是软弱可欺，更加为所欲为。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和广州革命政府派出由彭湃以及廖乾五、周士第、赵自选等指挥的铁甲军队到了广宁。周其鉴率领农军1000多人，积极配合铁甲车队，给了地主武装以英勇反击。地主豪绅见大势不好，仓皇退缩到坚固的炮楼里，再也不出来。

由于农军的武器装备较差，难以对龟缩在炮楼里的敌人施行有效的打击，农军战士们心痒难挠。敌人在炮楼里有了喘息之机，就玩弄起了“停战议和”的花招，企图麻痹农军。又在驻防军的支持下，在县内各地纠集地主武装袭击农军，惨杀农民。

周其鉴面对敌人的两面派手法，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加紧对农军宣传教育，鼓舞士气，整顿农会，巩固内部；加强农军训练，联络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大刀会，孤立敌人；在抓紧训练的间隙，还瞅准时机，围缴了不法地主武装，并没收豪绅粮食600多石，充实了军需，使农军士气大增。彭湃与周其鉴还抓住时机，有效地争取了驻防军士兵的支持，使他们弃暗投明，站在贫苦农民一边。一天，敌人忽然派人送来帖子，邀他们赴宴进行“停战谈判”，周其鉴研究了敌情后，认为这正是打败敌人的天赐良机，于是他精心挑选了几个随行人员，带上短枪就去赴宴了，在宴席上，他们机智地捉拿了反动县民团总局局长，把他游街示众，大快人心。这次智取敌团总还收缴了民团总局的枪40余支，壮大了农民武装。

彭湃、周其鉴乘胜出击，指挥农军和铁甲车队的士兵，猛烈攻击炮楼里的地主武装，阻击前来援助之敌。在农军的攻击下，敌楼外墙顷刻倒塌。龟缩在炮楼里的地主武装眼看守不住跑不掉了，胆颤心惊，只好打起白旗向农军缴械投降，并答应农会提出的解除地主武装、赔偿农民损失和按农会规定减租等项条件。

这次围攻战斗，历时3个月，歼敌80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取得了重大胜利。各区、乡的地主豪绅因慑于农军的威力，纷纷表示愿意接受农会提出的条件。在胜利的鼓舞下，农会得以迅速发展，农军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减租运动在农运区全面展开，妇女会、供销社和农民学校相继出现，共产党组织和青年团也迅速发展壮大。广宁成了广东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县份之一，并且创造了农民武装斗争胜利的范例。

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充分肯定周其鉴领导农民运动的功绩。蔡和森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介绍蓬勃发展的广宁农民运动时，热情地赞扬它是“历史的大事变”。

1925年夏，周其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委员和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兼驻西江办事处主任。他先是主持改选了广宁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使运动中涌现的优秀分子参加到了各级农会领导机关中，紧接着又调出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到西江各县和广西梧州等地开辟工作，发动农民援助省港工人大罢工，指挥农军截击军阀刘(震寰)、杨(希闵)败军西窜，率领农军镇压伺机反扑的地主武装，等等。仅仅半年时间，西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就进入了全盛时期。

地主豪绅狗急跳墙，1926年1月初，高(要)德(庆)广(宁)三县的地主豪绅为了镇压西江农民运动，又纠集了民团、土匪和大刀会成员1000多人，偷袭高要县岭村第二区农会，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捣毁农会，制造了震惊全省的“高要惨案”。

“高要惨案”激起了周其鉴的无比愤慨，他一方面遵照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在肇庆向各界人士宣传、揭露地主豪绅制造惨案的罪行，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并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率领干部赶到岭村，慰问伤员和被害人家属，为流离失所的农民解决食品和寒衣，做好善后工作；另一方面，抓紧时间训练当地农军，发展农会组织，并派人到大刀会内部做争取教育群众的工作，以防他们被地主所利用。就在这时，敌人却退出了岭村。

周其鉴与各级农会干部一起，分析了敌人动向，他提醒大家认清敌人的阴谋诡计，加紧进行应付更大事变的准备。此时正值寒冬腊月，周其鉴不顾辛劳冒着严寒奔忙于肇庆、高要、广宁之间，组织农军加强战备。为了给高要人民报仇雪恨，他多次向中共广东区委和广东省农协执委会呈上报告，陈述“高要惨案”的经过，分析当前斗争形势，提出如下建议：设立高要绥靖委员会，全权处理此案；在省城提出严惩祸首，解除当地反动武装交给农民，罢取祸首以外参加此次残杀农民之地主豪绅罚金，设置有益农民事业；抚恤死难家属及补助受伤农民医药和生活费；赔偿被烧房屋及掳掠一切损失；解散高要第二区三都联防团局；派出叶挺独立团两营官兵协助绥靖委员会执行任务。广东区委采纳了周其鉴这些建议，2月中旬，由叶挺、周其鉴等7人组成了高要绥靖委员会，带领独立团的276名官兵奔赴高要执行任务。

不料，地主豪绅非但不接受绥靖委员会的决定，反而纠集民团、土匪、大刀会数千人围困伍村，扬言与绥靖委员会决一死战。叶挺、周其鉴指挥早有戒备的独立团官兵和农军奋起抵抗，击败了来势汹汹的敌人，乘胜直捣民团巢穴罗村。经过一昼夜激战，毙敌150余人，伤者无数，拿获祸首4人。其余地主豪绅慑于独立团和农军的威力，被迫交出枪300多支；赔款5万多元，并用以对“高要惨案”的赔偿。此举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绅，鼓舞了农军的斗志，有力地促进了西江农民运动的发展。至1926年4月，西江地区的农会会员已达十多万人。

在北伐战争前夕，为了加强北江地区的工作，支援北伐军胜利进军，中共广东区委调派周其鉴担任广东省农协执委会常委兼驻北江办事处主任。他到任后，紧密依靠群众，改组和整顿了组织不纯的曲江县农会，参与创办了北江农军学校，为各级农会和农军培养了近300名骨干分子，从而加速了该区农民运动和农军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为了适应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毛泽东于1926年5月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周其鉴和彭湃、阮啸仙等作为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应邀兼任该所教员。周其鉴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生动而深刻地讲授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受到学员的欢迎。

周其鉴在从事农民运动和在农讲所任教期间，先后撰写了《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西江办事处会务报告》和《陈伯忠烈士传略》等论著，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精辟地论述了关于农民运动的发生发展、农军的建军治军战斗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他强调“农民运动，实在就是被压迫阶级——农民对于一切压迫阶级斗争行为”，必须充分地发动广大贫苦农民，组织和发展农民协会，建立和壮大农军，实行工农大联合，用政治和军事手段坚决反抗地主豪绅；到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必须十分关心农民的疾苦，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这样，才能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不断壮大农村革命力量，胜利进行农民运动。周其鉴的这些论述，对党的农民运动理论和纲领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1927年4月，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和广州等地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周其鉴满怀悲愤，也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他接受党的重托，冒着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到清远县等地传达中共广东区委关于武装暴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指示，加紧训练农军，率领清远和英德两县农军联合攻取英德县城，成立了英德县工农兵政府。同时在铁路沿线伏击敌军，破坏敌人交通。

4月下旬，周其鉴率领清远、英德的农军到韶关，准备寻找合适时机南下夺取广州。可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一时无法动手，使计划搁浅了。后来，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他们把韶关的农军和工军共1200多人集中起来，组编成广东北江工农军，周其鉴任副总指挥。经过短时间集训后，周其鉴等率领工农军于5月初开始北上湖南，几经周折，于6月中旬到达武汉。

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叛变，武汉地区的反动势力也日益猖獗，周其鉴等率领工农军战士，多次参加武汉地区革命团体召开的“讨蒋集会”和其他革命活动，愤怒声讨蒋介石集团，坚决支持湖北工农运动。他在湖北省农协扩大会议上致词时曾指出：我们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革命就是生路，不革命就是死路。他呼吁农民要不分地域界限，全国一致团结起来革命。但是，由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革命一再受到挫折。不久，汪精卫集团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生气勃勃的大革命失败了。周其鉴等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率领工农军600多人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他坚决执行起义总指挥部下达的攻打守备新营房附近敌军的战斗任务，巧妙地化装侦察敌情，有力地配合起义军迅速歼灭敌人。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周其鉴在群众掩护下转移到香港，参与安排停留在香港的革命同志潜回广州和其他县，重整旗鼓，坚持斗争。10月中旬，周其鉴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随后，他秘密回到广州，积极参与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还到清远等县恢复党的组织，发动群众重建农会和农军，举行暴动，攻占县城，以配合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周其鉴和阮啸仙等在北江地区坚持工作，组织农军在英德县潭洞等地举行武装暴动，打击反动势力。

1928年1月23日，周其鉴在清远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惨无人道的毒刑。他始终立场坚定，忠贞不屈，当敌人送上纸笔要他招供时，周其鉴大义凛然，斥骂敌人并把纸笔扫落在地，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反动派秘密地将周其鉴杀害。革命群众闻此噩耗，悲愤万分，冒着生命危险，安葬了他的遗体。

周其鉴，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和农民武装斗争的优秀领导人，他崇高的革命品质和功绩，得到党的肯定和群众的赞扬。早在毛泽东请周其鉴任农讲所教员时，就将他的《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广宁高要曲江农民运动状况》等论著，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指出这些是丛刊中“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要求全国农运干部仔细地去阅读，更好地开展农民运动。40年代周恩来在延安谈起中国革命的经历时，曾指出：广东农民运动掌握领导者是彭湃，在农民武装斗争方面，开始领导人是周其鉴。广宁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家乡建立了“周其鉴纪念中学校”，竖起了周其鉴雕像，永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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