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驰

“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

周宇驰（1935—1971），中国河北乐亭县姜各庄镇柳林村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是林彪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设立秘密据点、收集情况、训练骨干和进行反革命游说等活动。阴谋败露后，林彪出逃，坠机于外蒙温都尔汗。1971年9月13日凌晨1点左右，在北京的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决定叛逃的电话后，同于新野、李伟信密谋外逃，利用林彪的手令编造谎言蒙骗了飞行中队长陈修文，3点15分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外逃，妄图继续追随当时已经毙命的林彪。6时47分，直升飞机在北京市怀柔境内降落。驾驶员陈修文同志被周宇驰杀害，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

人物生平

1969年，周宇驰与林立果一起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周宇驰、王飞等人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作了传达。在林立果提任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之前，就经过吴法宪批准，在司令部办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名义上，“调研小组”的任务是给空军党委出点子，提建议；实际上，它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情报、秘密联系等进行阴谋活动的工具，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1970年5月2日，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被邀到林彪家里“作客”，林彪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周宇驰和林立果都是空司办公室副主任，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呢，但是，曾经当过林立果的“老师”的周宇驰，完全理解这问话的含义：林彪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嘛”。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林彪通过这次接见在组织上进一步明确了在空军机关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战斗集体”，这个集体有它自己的头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和林彪的特殊关系。这年秋天林立果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死情况与活情况比，活情况重要；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并要求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技勤处原副部长，“联合舰队”成员）从杭州到了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3月20日，周宇驰到达上海。21日，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进行密谋，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计划的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广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据点。他们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4月15日，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恐。4月23日晚，“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从于新野记载的这次黑会的记录上可以看出，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研究了“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更加紧张地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5月23日，按照林彪、叶群的旨意，周宇驰开始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训练。

9月3日，毛主席南巡到达杭州。9月5日晚上，周宇驰通过电话从广空司令部原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州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主席接见时的谈话，便说：“你们听完后也给我们传传”。9月6日，周宇驰带着电话记录稿，自己驾驶直升飞机从北京到北戴河，同林彪、叶群、林立果密谈。晚上，周宇驰又给顾同舟打电话表示感谢并说“林副部长要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的记录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整理了一份长50页的文字稿，叫自己的老婆带着孩子以“看病”为名坐飞机送到北京。有关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情报，如似晴天霹雳，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惊恐万状，慌作一团。他们经过紧张策划，作出了乘毛主席南巡的机会立即动手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罪恶决定。

9月7日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从北戴河回到北京，他匆忙跑到江腾蛟家里，让江腾蛟看了毛主席谈话记录，周宇驰、江腾蛟两人密谋后，7日晚上和8日下午，江腾蛟分别同民航总局原政委刘锦平、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鲁珉进行了反革命串联。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晚上，林立果带着林彪亲笔书写的反革命手令潜回北京，前来迎候的有周宇驰和胡萍。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北京后，从8日深夜到9日凌晨，急如星火地进行了一系列谋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部署。林立果将这次任务代号命名为“571工程”，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里，林立果、周宇驰还同王飞进行了密谈，要王飞和周宇驰共同负责北京方面。

9日和10日，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等人，又先后多次在一起密谋，继续具体策划谋害毛主席的办法。除了8日夜间提到的一些办法外，他们又提出了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通过时，炸苏州附近硕放的铁路桥。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人经过两天两夜的紧张策划，尽管他们诡计多端，机关算尽，还是没有商定一个大家认为有把握得逞的谋杀毛主席的具体办法。

11日晚上，当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正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主席乘坐的列车已经离开上海，平稳地驰过硕放。他们暗害毛主席的种种阴谋破产了。

9月12日，林立果准备去北戴河，他把在北京部署南逃的事交给了周宇驰。9月12日晚上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去大连”的幌子下，紧张地进行着南逃广州的最后准备。这时，胡萍密报的周总理追查256号专机的情报传到北戴河，林彪等人仓皇出逃，1971年9月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于零点32分乘坐256号飞机强行起飞。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林彪等人乘坐的256号飞机，在外逃叛国的途中坠落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3日凌晨1点左右，在北京的周宇驰接到林立果决定叛逃的电话后，来到空军学院小秘密据点，同于新野、李伟信密谋外逃。他们利用林彪的手令，编造谎言蒙骗了飞行中队长陈修文。3点15分，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外逃，妄图继续追随林彪。外逃途中，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他们的阴谋，与这伙叛徒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采取措施飞回北京。6时47分，直升飞机在北京市怀柔境内降落。陈修文同志被周宇驰杀害，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捕。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他们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

主要罪行

《“571工程”纪要》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带着于新野、许秀绪从杭州到了上海。当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驰立即来上海。3月20日，周宇驰到达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进行密谋，他们分析“形势”说：“目前首长（指林彪、下同）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正在起变化。”他们研究了林彪“接班”的问题，认为有3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5、6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林立果说，5、6年还接不了班，即使5、6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能否保得住。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林立果认为，毛主席的影响大、威信高，政治上不好办。周宇驰则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他阴险地说：“反正那时首长掌权，可以由他出来说话”。最后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他们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策划了成立反革命武装组织“教导队”等。最后，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把这个罪恶计划的代号定为《“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对于新野说：“根据目前局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来写。我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代号）说了一下。”3月22日至24日，他们把计划写成了文字。

“9·13”以后，从他们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一份于新野手写的《“571工程”纪要》。全文分为9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们对毛泽东主席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提出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以“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纪要》还十分阴险地提出了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九一三”事件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时30分，林彪带着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爬上256号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就在林彪出逃不久，林彪死党周宇驰等3人，慌忙带着他们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偷偷潜入北京沙河机场，妄图劫持一架直升飞机，继续追随林彪叛国。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40分，长期追随周宇驰的副大队长陈玉印命令时任飞行大队三中队中队长、3685号直升飞机机长的陈修文执行“紧急任务”。早就在汽车上等候的周宇驰，拿出林彪的亲笔“手令”，在陈修文眼前晃了一下，鬼鬼祟祟地说：“任务紧急，要保密，对谁也不能讲。”3点15分，飞机就起飞了。飞机升向灰蒙蒙的夜空，周宇驰告诉陈修文，航向320度。陈修文按照指定的航向，驾驶飞机往西北方向飞去。

飞机临近张家口上空，按照过去情况，飞这条航线的直升飞机，必须在这里降落。但是，周宇驰却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北京一乌兰巴托伊尔—库次克航线图，命令陈修文：飞乌兰巴托。飞乌兰巴托？！这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强烈震撼了陈修文。陈修文按了机关送话按钮，提高了声音说：“油料不够，要下去加油。”张家口机场调度室的值班员清晰地听到了陈修文的呼唤，并作了记录，得到了他发来的这个讯号。周宇驰听到这句话，就像被火燎着一样，立刻凶相毕露，拔出手枪，对准陈修文，威胁说：“你要落地，我就打死你！”此刻，陈修文心里终于明白了：他们要劫机叛国。面对周宇驰的枪口，陈修文面无惧色，毅然掉转机头返航。他以迅速、熟练的动作，把组合罗盘上预定航向指针倒拨180度，使飞机已经往南飞了，而指针仍停留在往北飞的位置上。周宇驰从另一个罗盘上发现了航向的变化，质问陈修文是怎么回事，陈修文回答：“那个罗盘坏了，以组合罗盘为准。”周宇驰为其反革命阴谋的需要，曾经学过驾驶另一种直升飞机。他虽然不懂组合罗盘，但从感觉上察觉到直升飞机在转弯，便恶狠狠地问陈修文：“飞机怎么拐弯了？”陈修文回答：“有飞机拦截，作机动飞行。”这时，奉命执行拦截任务的歼击机，在直升飞机上方呼啸掠过。与此同时，耳机里传来地面机场的呼叫。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陈修文驾驶着飞机划过夜空，以最大的速度飞向原来起飞的机场。当飞到八达岭上空时，前方一眼望不尽的灯火把东方的天空照得通亮。周宇驰惊恐地狂叫：“怎么又回来了？……你骗了我们，我要枪毙你！”面对暴跳如雷的敌人，陈修文从容地驾驶着飞机，向机场继续下滑飞行。机场上，解放军指战员早已布置就绪，准备捉拿叛徒。飞机徐徐下降，跑道灯也打开了。就在这时，一场激烈的争夺又在飞机上展开，只见正要落地的直升飞机，在离地面百米时，又拉了起来，绕过机场上空，向东北方向飞去。原来，周宇驰眼看飞机降落，自己和同伙将成为中之鲨，便歇斯底里地威胁：“飞向山区！”贪生怕死的陈玉印，按照周宇驰的旨意，猛一踏舱，强行操纵飞机飞往山区。

飞机飞过群山，来到怀柔县沙公社上空。陈修文沉着地驾驶飞机在沙峪上空盘旋，寻找着着陆场。在一条河滩上空，陈修文操纵飞机缓缓下降，当飞机下降到离地面二三十米的高度时，陈修文稳住操纵杆，将座椅旁的防火开关猛地提起，切断了油路。用这种切断油路的方法关车，不但可以防止飞机着陆时起火，而且在没有地面设备的情况下，飞机就不能重新起飞。飞机在空中紧急停车，时为6时47分。

就在同一瞬间，赤手空拳的陈修文突然转身向周宇驰猛扑过去。周宇驰吓呆了，躲在机舱角落里，惊叫着，对准陈修文连开4枪。同时，失去动力和操纵的直升飞机，摇晃着降落在河滩上。在陈修文与叛徒搏斗的时候，正准备下地劳动的沙民兵和社员群众，听到枪声，立刻行动起来，有的提起枪，有的拿着铁铲，有的顺手抓起镶刀，从四面八方火速向飞机坠落的河滩奔去。大家赶到时，陈修文因流血过多，已经光荣牺牲。周宇驰等一伙叛徒匆忙跳出机舱，在玉米地里东奔西审企图逃命。民兵们封锁路口，抢占山头，布下天罗地网。周宇驰撕毁了林彪的“八九手令”和写给黄永胜的亲笔信，绝望地说：“看样子走不了了，今天我们要死在这里了。”他对同伙们说：“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后自己死；你们不怕的话，我们都自己死。”他们就地躺倒，听周宇驰喊：“一、二、三！”李伟信向空中放了一枪留下了一条命，被当地军民抓获归案；周宇驰与其同伙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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