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真人

道教祖师

道教传说中的仙人。道教中的四位大真人，即通玄真人、冲虚真人、南华真人、洞灵真人，道教尊之为四大真人。真人指古代道家、道教把修真成道，洞悉宇宙和人生本原，真真正正觉醒，觉悟的人称之为真人，常用作称号。

简介

真人一词最早出于”春秋战国《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

《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后因指统一天下的所谓真命天子。

汉淮南王《淮南子·本经训》：“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

汉王逸《九思·守志》：“随真人兮翱翔，食元气兮长存。”

东汉魏晋《太上经》曰：混茫之气，变化为真人，与时翱翔，有名无体。

东汉魏晋《洞元自然经诀》曰：道言：真人者，体洞虚无，与道合真，同於自然，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通。

南北《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曰：天尊：道性无隐无显，无生无灭，无去无来；非现在，非未来，非过去；非因所作，非缘所生。是故名常。道性即是天尊，天尊即是真人。真人是常，道性是常。一切有为之法，皆是无常。虚空无为，是故为常。虚空者，即是道性；道性者，即是天尊；天尊者，即是无为；无为者，即是常乐。

道性、天尊、真人、无为、虚空等等，都是同体异名的概念。如同佛性是佛、真如、如来法身一样，这是道教对真人问题探讨的深入。

通玄真人

通玄真人，为战国末黄老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文子，姓辛名銒，一名计然，号龙拯，葵丘濮上人。认为“道”即“气”。如《文子·九守》说“道”：“窈窈冥冥，浑而为一……重浊之气为地，精微之气为天，精气为人，清气为虫。”《文子·下德》：“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一气而生。”其次认为老子的无为“并非坐着不动，而是排除主观臆断，按客观规律办事，在《自然》篇中，他指出“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并主张依靠众人的力量和智慧来办事，如《下篇》曰：“故积力之所举，即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即无不成也。” 《自然篇》曰：“用众人之智力，乌获不足持也；乘众人之势，天下不足用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他这种思想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推崇。

唐玄宗天宝元年封其为通玄真人，诏封其著为《通玄真经》。

道教圣地楼观台、湖州计筹山为文子道场，并有德清三合升玄观供奉。

冲虚真人

冲虚真人，为春秋末至战国前期道家学者列子。列子名御寇，亦名圄寇、圉寇，郑国人。一向家贫，面带饥色，但拒绝郑国暴虐执政者馈赠的粮食。他曾向关尹请教学问，以善射著称，常常与关尹切磋射箭经验与方法。其著《列子》一书为早期黄老道家重要典籍，主张清静无为、独立处世之思想，概括起来为“贵虚”和“贵正”。《吕氏春秋·不二篇》曰：“列子贵虚。”这种思想主张摆脱人世问贵贱、名利的羁绊，任其自然，把客观存在看作不存在，一切无所作为。如《庄子·应帝王篇》：“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战国策·韩策二》称列子圉寇之言“贵正”，则近于儒家正名。

唐玄宗天宝元年封为“冲虚真人”，号其书为《冲虚真经》。宋真宗景德(1004—1008年)四年(1007年)加“至德”二字，号为《冲虚至德真经》。宋徽宗追封为“致虚观妙真君”。广东省罗浮山中有“冲虚古观”，陕西周至楼观、武昌长春观等道教殿堂中均有冲虚真人塑像。

南华真人

南华真人，为先秦道家学派的庄周，字子休，宋国蒙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做过蒙地的漆园吏，蒙地在春秋和战国前期属宋，战国后期属梁。故刘向《别录》称其：“宋之蒙人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称：“梁国蒙县人。”此后他一直隐居，生活贫困，但学识洲博，著《庄子》一书。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称其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其实庄子是老子思想的最好继承者，在历史上“老庄”并称，共同建互了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但庄子的思想与老子又有所不同，老子贵柔，主张戒盈防满，在现实关系中求得自身的长保。庄子则认为现实关系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严重束缚，主张超脱现实关系而尽情逍遥。庄子同样将“道”视为生天生地的本体，但他又认为并不代表“道”具有物质性，不过是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他多次强调道是产生万物的本体，但它是非物质的，并举例说“道通一气”，但道并不是气，气是自道派生的。最后庄子将道集中“虚”上，他在《人间世》中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即追求“道”的最高精神境界，在务“虚”上下功夫，做到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从而修道、得道。进而把老子的思想推向一个新的层次。

唐玄宗天宝(742—756年)元年(742年)追封庄子为南华真人，称《庄子》为《南华真经》。宋徽宗追封为其为“微妙元通真君”。道教圣地楼观台供奉。

洞灵真人

洞灵真人亢仓子，据传为古代仙人，黄老新道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又称亢桑子、庚桑子，相传《亢仓子》（《洞灵真经》）一书由其所著。传说他姓庚桑，名楚，陈国人。《庄子·庚桑楚》称庚桑子，为老聃之弟子，“偏得老聃之道”。《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谓：庚桑子，陈人，得老君之道，能以耳视而目听。居畏垒之山，其臣去之，其妾远之，居三年，畏垒大穰。后游吴，隐毗陵盂峰，道成仙去，其乃老子的弟子。又传说为《庄子》中的寓言人物，得太上老君之道，能以耳视目听。隐居毗陵峰，登仙而去。

《亢仓子》主要解说老子之言，阐发老子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道家“道”的学说。唐天宝中尊为道教四子真经之一。亢仓子以为，道乃万物本根。《亢仓子·全道》曰：“物也者，所以养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是故圣人之于声也，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捐之，此全性之道也。”又称：“故圣人之制万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全矣。神全之人，不虑而通，不谋而当，精照无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为全道之人。”这就是要达到一种清静无为的自然境界，超脱一切荣辱得失的思虑，容身于道中，从而获得至真之道。他的思想皆与《老子》之旨相合，故为道教一并崇奉。

唐玄宗天宝(742—756年)元年(742年)，追封亢仓子其人为“洞灵真人”，唐玄宗诏封其著为《洞灵真经》。道教圣地楼观台供奉。

四大真人影响

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了汉初统治者集团也信奉黄老之学，由是黄老思想全面运用于汉初政治。从学术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黄老思潮的影响；受现实影响，西汉道家多以老子思想为依据批评政治，讨论国是。影响所及，如《史记·外戚世家》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景帝则“以《黄帝》、《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这些都为其后在民间继续发展奠定了根基。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

西汉之扬雄在《太玄·玄摊》中说：“玄者，幽摊万类，不见形者也。”魏之王弼在《老子指略》解释道：“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以《老子》的“无为”之论，《庄子》蔑视礼法的态度和《周易》的神秘主义合为主旨，以道解易又符合先秦两汉道家易思想。《老子》又称《道德经》，《庄子》又称《南华经》，此二书又被称为“玄宗”。玄学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等等。玄学是在东汉末年经学衰落之际，抛弃了天人感应之论，冀以清谈和思辨裨补注经繁琐等阙漏，以自然为本为体，以名教为末为用，探讨本末的有无，即宇宙的本体问题；对此哲学目的，又以“得意忘言”为方法，以辨名析理为其思维形式。由是而成为一整套哲学体系。在晋元嘉十六年国家开设五馆中，玄学馆为其中之一，这也标志玄学的确立并为朝廷认可。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所载：“元嘉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玄)置王(弼)，意在贵玄(学)，事成败儒(《南齐书·陆澄传》)。”这说明南北朝时期，王弼的玄学，已经取代了郑玄的经学了。玄学大体上分为三派：以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为代表的玄理派；以王衍为代表的清谈派和嵇康、阮籍、“七贤”等名流的狂放派。玄学的思潮还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新时期，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影响广泛，泛浸及医学，后者自然主义的养生观，其重术尊方的发展理路，和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等等，都与玄学的影响有关，这也铸就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的自觉自为的特征。

门阀士族士大夫致力于《老子》、《庄子》、《周易》、《论语》、《列子》、《文子》等儒道经典的注释、研究和谈论，宣传自然无为，崇尚达生任性，于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玄风”，以谈玄论道来逃避现实政治。自曹魏年间的“正始之音”开始，很多名士口出玄言，不务政事，晋元帝司马睿甚至“餐服玄风”，到南北朝时有的皇帝还“尽玄言之趣”，置玄学馆，玄学风行一时。

元嘉十六年(439)文帝以何尚之为丹阳(今属江苏)尹，建宅于南城外，设置玄学馆，招聚生徒。东海(今属江苏)徐秀、庐江(今属安徽)何昙、颍川(今河南登封东)苟子华、太原孙宗昌、鲁郡(今山东曲阜)孔惠宣等名流学者，都仰慕远道来游，称为南学。受魏晋玄学思想发展影响，玄学列为学校科目，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首开其端。唐代又名崇玄学，京师及地方均设。学习内容为《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玄学馆．又称为南学，学者闻风丽争四馆并置．为后代分科大学之始，对隋唐专科学校的发展有直接影响。

玄、史、文三馆的设立，除《宋书·隐逸传》所言是“上留心艺术”使然以外①，恐怕还有借设馆来确立朝廷在士大夫文化中的领导地位的意味，将思想的生产纳入国家的体制。尤其是玄学，它与史学、文学不同，是士大夫的思想灵魂，关乎治道。朝廷不光要借“抑扬名教”来整肃士风，还要占据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引导士风。《宋书·何尚之传》：“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爨、黄回、颍川苟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避，谓之南学。”可见玄学馆的设立的确吸引了一些士人，形成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据《南史·宋明帝纪》载，总明观原设五科，因阴阳学无人，立四科。齐初仍沿用。其分科教学形式，影响后世专科教育的发展。）

北周承西魏之后，其学制较北齐为略胜。太学之外，又有“露门学”、“虎门学”及“通道观”等。“露门学”或称“路门学”，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公元五六七年)，与“虎门馆”同为教授贵胄的学校。“通道观”立于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与宋“四学”的“玄学馆”相似，也是这时代与前代学制特异的史证(都见《北周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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