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正医学院

1937年9月成立的医学院

国立中正医学院成立于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9月，中正医学院是旧中国江西第一所独立学院也是惟一的本科医学院。学院历经抗战迁移、合并、更名等，现第三军医大学的主要前身之一。

学院成立

学院成立在江西。

国立中正医学院成立在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9月在南昌招收第一班学生，这所学院是国际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胜博士首先提出，他的倡议成立是基于两个设想：

第一，他认为中国医学教育的主要力量，当时都操在外国人手中，如北京的协和、湖南的湘雅、上海的圣约翰、山东的齐鲁、四川的华西等，他亟力倡议要用自己国家的力量，办一所最好的医学院与之匹敌。因此有人说他要办一所“南方的协和”。

第二，他认为国家设军队警察保障人们的社会安全，同时也应免费为人们提供卫生医疗，以保障其生命安全，他也亟力倡议“公医制度”。

根据他这两个设想，以他在国际和国内的威望，多方奔走，办院的意图得以实现。选择江西南昌作为院址，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是熊式辉。他赞成林博士在南昌办院及以公医制度为宗旨的意图，但他一定要以“中正”二字为院名，以示他对蒋的忠心，林博士不在乎院名，只要能满足前面的设想，所以中正医学院的创立是融合林与熊的要求为一体的产物。后来著名作曲家唐学■博士为学院作的院歌，开头两句就是这样：

“使国家昌盛，使民族复兴、使江西繁荣、使赣人见光明，这都是蒋公之殊勋；要普救万民，要医学振兴、要民族健康、要公医得推行，这都是办院之初心。”

这两句歌词就表现了熊式辉强加给院名的政治色彩，也表达了林可胜博士要为人民健康服务推行公医制度的爱国爱民的崇高理想。

挂了“中正”这块牌子，在江西南昌拨地、要钱、搞基建都非常顺利。医学界又扬言办“南方的协和”，推行公医制度读书吃饭不收费等，因此学生纷纷报名投考，甚至有些在其他医学院读过一两年的学生也来报考。第一班录取正取生100名，备取生30名，实际报到的有108名，按注册先后编学号。108名学生分成两班，这就是第一期，1937年9月在南昌正式上课。

“中正”的院长是由湘雅医学院院长王子玕调来担任，教务长由生化教授唐宁康担任、秘书长由英语教授汪西林担任，生物系讲师是王震（当时是作家谢冰莹的丈夫），物理学讲师是一位不懂中国话的华侨（名字已忘）。

学院迁江西

学院迁江西永新县。

在南昌市上课三个月，因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教学无法进行，基建不能施工。12月即着手迁移，选地在江西永新（王子玕的家乡）。因永新简易教室待赶修，学生先借用吉安中学继续上课，完成了第一学期的医学预科课程。

1938年新学院到达永新，前期医预课教师全部离去。王院长去长沙从湘雅医学院借来了解剖学教授王肇勋、组织胚胎学讲师张国威，仍由汪西林教英语，另开一门国文课，就这样不分学年不分寒暑假，连续六个月学完了上述两门主科。在永新时，学生除努力学习外，还组织了“抗日后援会”，大搞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在群众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打回老家去等革命歌曲，在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在街头农村讲演，宣传抗日救亡，编印抗日简报等，抗日救亡活动，十分高涨。

学院迁昆明

学院迁昆明与上海医学院合作。

1938年秋，因在江西山区小县无法请来教授，医学基础科目无法开课，同时上海医学院院长朱恒壁教授也来到永新，有意将上海医学院从上海沦陷区租界内（人称孤岛）迁昆明。经与王子玕院长商谈后，中正医院也决定迁往昆明与上医联合办学，加以长沙大火等情势逼迫，经教育部批准，紧急迁往西南，由永新出发，经过坐民船、火车、步行、汽车、出镇南关（友谊关）经河内转入昆明。

选择距昆明城六七公里之地白龙潭为院址，即时兴建简易茅草房，在建房时学生借住昆华师范，上课借用青年会礼堂。因学院一再迁移一部分学生离去，第一学年结束后又有一批学生留级，因此原来分两班上课的格局，就合并为一个班。1939年春学院正式迁到白龙潭院址，但由于创立于抗日战争初期，向国外订购的大批仪器及图书，均无法进口，除拥有120台蔡司显微镜外，教学设备非常简陋，“南方协和”的设想，也成了画饼。

教师方面，因昆明为大后方，人才云集，进聘教师比较容易，生化教授唐宁康博士也回到昆明继续任教，由湖南聘来刘南山博士任教务长兼诊断学教授，汤飞凡任微生物教授、魏曦博士亦来院专门讲授主克次体部分、刘绍光任药理学教授、谷镜研任病理学教授、医前期教师阵容可观，教学工作在昆明渡过了紧张的一个学年。

1939年秋，国立上海医学院由上海“孤岛”迁到昆明白龙潭。按照原来的协议与中正联合教学，但两院的机构、行政财务均各自不变，教学方面因各个年级的课程设置和进度不完全一样，也不可能全部合班上课。当时中正医学院只一二三年级三个班次，而上医则从1－6年级均齐全，我们在校三年只有寄生虫学和物理诊断两门课程实行合班上课。寄生虫学教授为上医的朱侨治、物理诊断学为中正的刘南山教授上课，上医四年级以上学生在昆明城内北门街租了一栋房子，开设一个门诊部，在那里既可以上临床课，又可在门诊部进行教学实习。

学潮

1938年中正医学院在搬迁途中，同学们就蕴酿着组织学生自治会，在得到多数同学的支持下，到达昆明就成立了筹备组。与院方交涉时，秘书长汪西林不同意，并说按照教育部的通知，学生中只能成立“三青团”，学生也不同意。经过反复斗争、交涉、院长王子玕终于答应成立学生自治会。经过办理手续，还需得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批准，才正式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当时的情况是自治会是学生自主的群众性组织，而三青团则是国民党控制的卸用机构。在自治会中可以搞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昆明地区各大专院校（主要是西南联大）组织的反对汪精卫卖国大游行。自治会可以接办学生伙食团，可以代表同学的要求向院方提出交涉。因此，自从成立学生自治会起，就与院方有了矛盾，加以上海医学院来到昆明，两院相比，无论教授、设备、生活、院风等都有很大距离。中正医学院同学更增加了反感，总的来看上海医学院是较洋较富，中正医学院是较土较穷，虽然如此两院学生之间情感十分融洽,相互同情，比方说中正同学在大教室开会，蕴酿向院方的抗议，上海医学院的同学就主动在教室外站岗放哨，防止院方干扰。

学潮的诱因，是伙食费太低，学生营养不足，提出的口号是要教授、要实习、要吃饱。经学生自治会一再向院方提出要求，未得到满意的答复，1938年10月终于暴发了停伙、停课的学潮。当时我是伙食委员会负责人之一，赵省谋同学是自治会的主要负责人。停伙的那天，自治会散发了由我起草的告全体同学书，说明学院发给的菜金用完，伙食无法继续，只有停伙待援。同学们吃不上饭，当然就不能上课。有些同学就买红薯找树枝烧熟充饥，不少同学进城觅食，这样才引起院方的恐慌，首先答应增加伙食费，劝自治会复伙上课，此事很快在重庆报纸上发了新闻，引起了教育部的重视，不久后陈立夫部长来昆明，答复了学生的部分要求，进一步改善了生活，学潮的第一阶段暂告缓和，学院也放了寒假。

经过一次停伙、停课，学院对少数同学就有些不正常的看法，学生对院方也加深了不满情绪，不少同学都想离院转学，前后有近20名同学离开了昆明到贵阳、重庆、成都等地寻求转学，我也离开了中正医学院几个月。在我们离开昆明后，学院又再一度发生学潮，而且更加严峻，我和唐农轩、唐培根、侯馥兰等几个同学在重庆流浪。在昆明的同学曾来信委托我们到重庆教育部申诉。我们曾往教育部交涉过两次，不得要领，后来昆明来信说，学院当局请来了警察镇压学潮，终因自治会主要力量已离开。平息学潮的详细情况，因我们已不在昆明就不得而知了。

在贵州镇宁

中正医学院在贵州镇宁的一年。

1940年昆明白龙潭院址被炸，上海医学院决定迁往重庆，中正医学院决定迁往贵州镇宁县城，在镇宁上课时，中正医学院已有了一二三四年级四个班的学生，我因为学潮在重庆流浪了9个月，耽误了一个学年，返回镇宁延续随第二期上课，院长王子玕各地奔走，延聘教师。记得当时来到镇宁的教师有：

教务长兼生理学教授赵以炳、病理学教授李配琳、内科学教授米景贤、内科学教授刘南山、解剖学教授齐登科、耳鼻喉科学教授陈世彬、外科学教授黎启勋、内科学教授（从湘雅借用）张考骞、微生物学教授（从军医学院校借用）李振翩、生理学讲师王志钧、药理学讲师谭世杰、生理学讲师牛满江、物理学讲师刘培楠、外科学讲师徐化民、微生物学助教方钢、微生理学助教林从敏、妇产科讲师王湘兰。

还有些一二年级的基础课教师我不能全部记忆，但凭上述这个教师阵容，在当时确实是整齐可观的了，后来除了几位已经逝世的老教授外，其他都是国内外名教授。在镇宁时实验室设备，也颇具规模，各科必须的仪器，均能满足基本要求，学生生活也比较安定，学习气氛也很浓厚。

镇宁，是贵州省的一个小县，县城街上有一个小卫生院，记得只有两名医生还经常是关起门的，医学院也在街上设了个小门诊部生意兴隆。

当时镇宁的物价比昆明低得多。小小一个县城来了一个学院，几百名师生员工的生活消耗，使市面顿时呈现兴旺活跃现象，记得波波糖一时畅销，街上一两家面馆的鸭腿面的夜市经常暴满，一般学生虽然穷，但家里寄钱来的学生也不少，加上教师们待遇较高，比起老百姓来说花费就大得多，但是如果哪个人的手表坏了，在镇宁就找不到一家修表的地方。因为镇宁县没有电灯，学院晚上在教室里点上一盏大打汽灯供几十人看书，既不亮又吵闹，所以有些同学就租老百姓的房子，点上小煤油灯温习功课。在镇宁时学生洗脸洗脚都用冷水，热天洗澡下河，后来学院在城墙上打了个灶，烧点热水，但只供给女同学晚上洗脚用，冬天就更谈不上取暖了。

学生的伙食，洗衣都由学生自治会自己管理、工人承包、学院没有管理学生生活，学生上课，自习可以随便，无所谓点名，教师讲得好听课的人就多，讲得差听课的人就少。但考试制度是十分严格的，两门主科不及格（70分为及格）就留级，因此不听课不等于不读书。记得从江西到昆明又到镇宁，学院就没有过任何球场，也没有过任何体育用具，学生除了上课、自习外就只有散步、游泳。

学院的组织机构也很简单，院长一人、下设教务长一人、秘书长一人，这三个领导都是教授、兼有课程。教务长领导一个教务处及一个注册处；秘书长领导一个秘书处、一个财务处、一个总务处，各个处的行政人员都只2－3个，学院有两部汽车（一部大卡车、一部小骄车）但只有一个驾驶员，除了教学人员外，行政人员包括工人不超过20人，他们要为四个班级近300名学生，及几十名教师服务。

学院迁回

学院迁回江西永新。

1941年初，院长王子玕到重庆，经刘峙牵线去见蒋介石，名义上是请蒋提赐院训、实际是想他拨钱增加设备，借他的名得点好处。不料事与愿违。蒋介石没有给学院半点甜头，王院长受到一顿训斥，蒋介石说“甚么院训，礼义廉耻是所有学校的院训”，又说“以我的名字为院名，为什么要迁出江西躲在西南，江西还有地方，应该马上搬回去”，就这句话，又引起全院的骚动，只得再度迁移，立即办理由镇宁迁回江西永新。

1941年暑假，学院开始搬迁。院部设在永新旧址，后期四五年级将就省立医院作为实习基地设在泰和（当时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我在泰和学习了两年后，1943年7月底到湖南衡阳实习。

我在中正医学院学习6年，经过四次大迁移，长途跋涉，还有三次小迁移。我离开学院后，泰和、永新相继沦陷，学院又迁往福建、流离颠沛，苦不堪言，即是如此，中正医学院的毕业生，不少是全国各地医疗机构的骨干力量和医学院校的知名教授，前几期的同学大都已年过花甲，不少已过古稀之年。他们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

解放后，中正医学院改名为南昌医学院，后来又与四野医科学校合并成华中医学院，后又改为中南军区医学院，接着又改称第四军医学院，再更名为第六军医大学，后来又迁移重庆合并为第七军医大学，最后改名为第三军医大学。按第三军医大学沿革表说明，解放前中正医学院的毕业生，均为该校校友。

按：此稿系杨锡寿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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