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音乐在中国音乐文化史上“大众音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含了除宫廷音乐、文人音乐之外的一切生存于民间的音乐形态。我们把中国古代音乐划分为三大文化体系：宫廷音乐文化、大众音乐文化和文人音乐文化。大众音乐的创作主体是多层次的和多元化的，究其音乐的社会接受环节而言，由于大众音乐的本质目的，是再现大众的多种价值观，实现大众的多种精神追求，体现大众的多种审美评价和表达大众的多种生活方式，因此，大众音乐的参与主体是全方位的。
特征
文化特性
1、循本特性 即遵循根本、本质的特性。音乐的本质，就是人们在促进音乐全部运动过程中（创作、表演、传播、接受）所遵循的规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 乐本篇》）；2、自由特性 大众音乐是高度自由化、不受任何约束的音乐。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化集中体现在内容的自由化、创作生产自由化和创作的大众参与性三方面；3、宽容特性 宽泛的容纳一切组成成分和元素，并成为一项异中求同的实体。
立体特征
一、大众音乐的叠加型立体。大众音乐最早的原始形态是人的歌唱活动，由此而产生了诸如民歌、山歌、农村民间歌曲、城市民间歌曲、小曲、曲子等音乐形态。随着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深化和复杂的
人际互动关系，一些新的复杂的和庞大的音乐艺术形式在不断发展。如曲牌的联套游戏、音乐风格应用手段、音乐旋律的非声乐化模拟等等。这样一来，在原有歌唱形态的基础上，叠加上了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歌舞音乐和各种乐器音乐。二、对大众音乐立体文化体系的第二层理解是，大众音乐的表现内容是一个多面型的立体形态。大众音乐对政治的参与，则表现出人的严肃、深沉和忧国忧民的正气凛然、大无畏的拼搏奋斗精神。这也顺应着历史潮流、并代表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的历史变革时期 明显的表现出来。
唐代具有故事情节的民间歌舞《参军戏》、《踏摇娘》，则扩展了大众音乐的表现内容，超越了过去大众音乐的世俗化、生活化和原始的本能描写，成为中国大众音乐涉足和会主题、政治主题的先驱。这些具有故事情节的民间歌舞，是中国后世大众音乐——戏曲音乐的早期雏形。
明代中叶至清初，一大批戏曲作家、文学家、音乐家如李开先、汤显祖、冯梦龙等人的艺术美学思想和艺术 参与行动，客观上已为此间大众音乐另一侧面内容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关键性作用。在艺术创作中，他们主张自由写情、放手写情，“如杜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可所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
整体反映
时代变化的反映
大众音乐是一种文艺形式，而任何文艺形式都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折射，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服务，音乐艺术也不例外。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变化了，音乐艺术也随之产生变化，这是被人类历史所证明了的普遍现象。上个世纪初，
法兰克福学派的边缘学者本雅明曾用一种复杂的心态欢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基于一种神学倾向的历史哲学立场，他认为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虽然丧失了传统艺术独具的“灵光”但是却拥有了大众参与政治实践，解放自身的进步性，如他认为大众摄影“—更亲近大众——拉近事物———现今已成为大快人心的趋势，正如同原仅独一存在的事物被复制进而被掌握，令人不亦乐乎”。[3]而大众文化的生产“让实物脱壳而出，破除‘灵光’，标志了一种感知方式，能充分发挥平等的意义”。[4]大众音乐自身集结、纠缠了丰富、复杂的政治、文化、时代信息，主要是一个多种权力、力量角逐的场域，而非官方意识形态绝对控制的结构性体系的一个组件。
社会文化心理变化的反映
要理解一定历史时代的艺术发展状况，不仅要了解这个时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应了解该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该时代的艺术发展规律。艺术属于人类观念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只有通过一定的中介才能对其发展作合理的描述。
普列汉诺夫强调:“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以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
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
大众音乐是社会的敏感神经。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都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众音乐，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但是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或者哪种风格的大众音乐，它们都与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有着密切联系。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音乐生活呈现出多元、开放的繁荣格局。但在这宽松的文化氛围里，既有老少皆宜的“下里巴人”式大众音乐，也有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类高雅音乐，还有格调低下、催人颓废的“靡靡之音”。大众音乐艺术呈现的这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成为引领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
价值导向。不肖说其他种类的社会文化形式，仅与传统音乐相比较，似乎人们易于接受大众音乐，有许多人成为大众音乐的“盲流”族。因此，从大众音乐所蕴涵的意识形态意蕴去探究大众音乐的特征和属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大一一众音乐的本质，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发挥大众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
五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是具有朴素性、流行性、普通性、自发性、感染性的心理现象，与社会心理相对应的是
个体心理和理论体系。社会心理又可称为“
时代精神”或“
社会舆论”、“风尚潮流”、“流行情趣”等等。它不是个体心理现象，而是群体的心理现象，因而具有相当大的涵盖面与代表性，但它也不是非常理性化、体系化、规模化的自觉的理论体系或观念体系。相对于思想体系来说，社会心理是具有原始性和朴素性的，常常自发形成，并不由理论家经过缜密的思维和逻辑推理出来，因此，它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普遍流行的，也即“一定时间、一定国家的一定社会阶段的主要情感和思想状况”。[6]而大众音乐是窥视大众社会心理的最好窗口，这正是研究时代歌曲的学术意义所在。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转变不仅表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层面，也表现在大众的社会心理层面，而且心理层面的转型虽然是无形的，也难以做
量化分析，但可以更加深刻、剧烈、痛苦。转型时期是社会心理急剧动荡变化的时期，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心理结构迅速解构与重构的时期。
这种心理层面的转型在流行歌曲中，比之于在其他的文化产品与艺术形式中体现的更为本真，更为直接，更为具体生动，因而解读和分析大众音乐对于了解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的心理变化无疑有着极大的帮助。
大众音乐迥异于曲高和寡、阳春白雪的高雅音乐，是普通大众的通俗艺术，来自大众，又娱乐大众。正因为和大众亲密无间，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尽情抒发大众的喜怒哀乐，广泛传播着大众的褒贬抑扬，犹如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立足于这种发展之上的社会心态的变迁。
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关系
作为一种艺术，音乐不仅有娱乐的功能，还有教育的功能，它的独特的
审美价值对人的精神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
荀子指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
荀子·乐论》)在今天大众文化占主导的时代里，大众音乐一方面凭借大众传媒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又以其通俗性、商业性、娱乐性的特点占据了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大部，成了他们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反而起到了“入”、“化”、“感”、“移”的作用。
后工业社会中，文化被广泛地纳入到
商品生产范畴。
消费文化的出现，消解了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精英文化的生产已从高尚的地位、高雅的格调降为普通的商品生产，而商品的
供求关系又促使文化生产不断变换形式以求得与大众现实观念的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无主体性、无权威性、无历史性、无深度感的文化成为世纪之交的独特文化景观及主导形式。而这种宣扬不确定性、易逝性、碎片性、零散化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渗透在大众音乐传播中引发了大众在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认知、
传统价值观与现实价值观的碰撞等价值意识建构上的剧烈冲突。
一我们称之为“大众音乐”的这类音乐与我们身居的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众音乐”是伴随都市的形成和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种音乐形式，是一种现代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都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众音乐，它们都具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但是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或者哪种风格的大众音乐，它们都与现代都市的社会、经济、文化有着密切联系，都与现代都市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从大众音乐与现代都市的关系去探究大众音乐对社会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大众音乐的意识形态意蕴和大众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都市发展的每一个进程和阶段都产生了与之相应的大众音乐形式。一座城市的构成对它的社会群体的行为方式、性格特征以及城市中各种社会关系都会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一座城市的文化就是这座城市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形态的表述。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流行音乐同样也表现了城市的经济发展进程和都市生活的特征。无论是从欧洲老牌工业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以及美国的各大城市，或者是近年来经济上新崛起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都市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大众音乐也随之而兴盛起来。
20世纪30年代在我国上海兴起的“摩登歌曲”或者“时代歌曲”就是当时大上海那种都市化的直接写照。30年代上海对外商埠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资本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的流入，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与此同时电台、影业公司、海员俱乐部、
夜总会、各种娱乐场所和媒体设施也随着经济和繁荣而发展起来，娱乐生活非常活跃，大众音乐成了当时上海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