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克里斯托夫·欧肯

德国哲学家

鲁道夫·克里斯托夫·欧肯（德语：Rudolf Christoph Eucken，1846年1月5日-1926年9月14日），德国著名哲学家。19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理由： “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他对思想的贯通能力、他广阔的观察，以及他在无数作品中，辩解并阐释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时，所流露的热诚与力量” 。

人物生平

1846年1月5日出生在德国北部位于北海之滨的东弗里西亚群岛奥利希城一个邮局管理人家庭，父亲是当地邮政局长，他在奥肯五岁时即去世，他与寡母相依为命，以领取国家的怃恤金维持生计。母亲是传教士的女儿，虔信宗教。他年幼时体弱多病，数次遭重病袭击，几乎丧命。家庭的困苦和个人坎坷使他早熟，因而自小喜爱读书，喜欢思考。在幼小的心灵中常对人间的各种社会现象提出一系列问题，说明这位哲学家从幼年时代就已经具有一种超人的哲学头脑。青年时代的奥肯发愤读书，中学时曾不止一次地跳级，受到教师的好评，尤其是高中阶段的班主任、神学家兼哲学家罗伊特成了他早年最有影响的导师。1863年入哥廷根大学，师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者、目的论唯心主义哲学家洛采攻读哲学，兼修语言学和历史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奥肯曾先后在中学里短期任教，一度去柏林大学学习，主要兴趣是古代哲学和历史，特别喜欢亚里斯多德，在德国思想家和哲学家特伦德林堡指导下专攻伦理学和哲学史，并于1869年以一篇论亚里士多德的语言的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员。1871年任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与当时因刚刚写出《悲剧的诞生》而声名大震的尼采同事。1874年任耶拿大学教授，回德国担任那拿大学哲学教授，直至1920年退休。40多年中，每天黎明前在河边林间空地讲学，深受学生欢迎。其间，曾以交换学者身份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早期代表作有《亚历士多德的研究方法》（1872年）、《现代基本概念的历史和批判》（1878）等，中期代表作有《近代哲学史论文集》（1886）、《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奥肯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他的研究重心集中在人类现实的精神经历方面。

奥伊肯勤奋好学，对事业执着追求，治学严谨。直到三十六岁，他才与叶莲娜·巴索夫结婚。后者是一位心地善良、颇具艺术气质的女性，对他的学术研究给予了很大帮助。

他获得190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继特奥多尔·蒙森之后又一位文学圈外获奖者，他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奥肯在接受报界记者采访时，对自己的获奖显得十分自信。他说，他曾经潜心研究过所有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规定，他认为自己的获奖符合一切必备的条件。他的作品将在全世界越来越“热门”起来。

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在颁奖给奥肯的颁奖词中强调指出：“在他众多的著作中的展示出来的巨大热情和力量，以及他为生活中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和维护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明确表示之所以授奖给这位哲学家，是为了“表彰他对真理的热切探求、思想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及在他许多作品中运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

奥肯作为哲家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他在哲学上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成就外，还得助于瑞典皇家科学家及其同事们。他的提名是由瑞典的同行、他在古腾堡大学的鼓吹者所推荐的。对于瑞典同行的协助，奥肯心中既清楚又感激。他在《生平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情可能是国内外的瑞典朋友们倡议的……如果我就此事要感谢一些人的话，那首先是我难以忘怀的诺尔斯特雷蒙（瑞典哲学家），其次是瑞典第一位历史学家叶尔纳和自然科学家乌齐斯……”。在哲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特别是获得诺贝尔奖，使奥伊肯的声誉在国际上迅速提高，美、英、日、中等国纷纷邀请他去访问讲学，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讲学计划未能实现。

1926年9月14日，这位被人们尊为“德国哲学界的涅斯托尔”，在经历了八十年的人生历程后，便与世长辞于耶拿。他留给了人类社会一份可供借鉴的精神财富。

人物作品

奥伊肯的主要著作有：《近代思想的主潮》（1878）、《精神生活在人类意识和行为中的统一》（1887）、《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为精神生活的内容而战》（1896）、《宗教之真理》（1901）、《一个新人生观的基本路线》（1906）、《人生的意义与价值》（1907）、《认识与生命》（1912）、《当代伦理学与精神生活的关系》（1913）、《奥伊肯论文集》（1914）、《人与世界──生命的哲学》（1918）、《人生回顾》（1920）等。他的著作文字晓畅易懂，毫无康德、黑格尔式文体的晦涩，洋溢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产命”的热情。

奥伊肯学术上的成就主要在宗教伦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与阐释以及中世纪哲学方面，主要着作有《当代的精神潮流》（1908）、《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为争取精神生活内容之斗争》（1896）、《宗教的真理内涵》（1901）、《一种新人生观的基础》（1907）、《生活的意义与价值》（1908）、《历史哲学》（1907）、《宗教与生活》（1911）和《个人与社会》（1923）等。

1908年，瑞典学院授予奥伊肯以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了“表彰他对趔的热切探求、思想的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表现手法，及在他许许多多作品中无用这种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

学术成就

鲁道尔夫·欧肯欧肯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在宗教伦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与阐释以及中世纪哲学方面。他不相信抽象的唯理智论和分类学，而把自己的哲学重点置于实际的人类经验之下，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精神生活哲学”，在哲学史上属于生命哲学一类。他认为哲学不应以抽象概念为中心，应该以活生生的生命或生活为中心，而生命或生活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初级阶段是自然生活，高级阶段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在本质上是伦理的，包括现实的理想与目的在内，人格就是它的属性。在他的代表作《一种新人生观的基础》(1907年)中，他说人是自然和精神的会合点，必须以积极的态度不断地追求精神生活以克服其非精神的本质。这种追求有时被称为伦理的能动主义，它制约着人的所有动机，但特别需要意志和直觉的努力。作为自然主义哲学的坚决反对者，欧肯认为人的灵魂使其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但仅仅依照自然过程并不能对灵魂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解释。在他的《社会主义：一种分析》(1921)和《个人与社会》(1923)两书中，他的这种观点异常明确。在他看来，所谓灵魂就是人的内在精神，是对更高的精神生活的渴望和信念，以及对自由的追求，而这正是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

他认为，一种有价值的、值得赞美的生活并不在于物质上的丰裕，而更加重要、更加本质的是在于精神生活的崇高与充实。他认为，人生就是自主的行动，就是战斗，而精神具有独立性，能够不断地克服物质的阻力取得胜利。精神的胜利最终就是宗教的胜利，因为人是上帝的合作者。仅仅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甚至贬低精神追求的生活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的，惟有精神的陶冶与升华，才能使人达到真、善、美的崇高境界。

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克服自然与精神、个体与总体的矛盾，使之不断走向统一，成就崇高的人格。这一切创造和进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都是来自宇宙的生命推动力。欧肯想以“精神生活哲学”来统一、整合哲学史上自然主义与理智主义、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从主观出发的唯心论。

人物思想

欧肯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精神生活哲学”，在哲学史上属于生命哲学的一类，与狄尔泰、亨利·柏格森等相并。他认为哲学不应以抽象概念为中心，应该以活生生的生命或生活为中心。而生命或生活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初级阶段是自然生活，高级阶段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在本质上是伦理的，包括现实的理想与目的在内，人格就是它的属性。其最高境界是将个人的精神与隐伏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精神生活系统和统摄宇宙的精神统一起来。这种统一就是超越自身，超越自下而上的此时此地，由被束缚、被动的生活进入向自自主的生活。

人生的意义就是不断克服自然与精神、个体与总体的矛盾，使之不断走向二者的统一，成就崇高的人格。这一切创造和进化的过程，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来自宇宙的生命推动力决定的。欧肯想以“精神生活哲学”来统一、整合哲学史上自然主义与理智主义、唯物与唯心的对立，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从主观出发的唯心论。

思想学家

鲁道尔夫·欧肯教授从青年时代起就着手重新评价外在与内在的经验，并且谨慎忙碌毫不懈怠地不断从事哲学研究，力图在那大胆的哲学体系崩溃后，再度找到一种坚实的基础。哲学蕴含着种种期待和成功在四处寻索，其口号有时是“回归康德”。把那个伟大的形而上学的偶像破坏论者作为一个彻底研究人类知识极限的典范；或者心存疑虑地倾听着他依据坚固的道德基准宣告永恒理性王国的成立的宣言。有人尝试将哲学和近代科学的绝对优越性结合，或者对近代科学的前提与方法提出独特的质疑，借此以巩固哲学的地位，也有人尝试用观察或实验，显现阐明人类心灵的秘密；人们寄希望于这类探求会引导我们去发现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之间的恰当的联系。

欧肯教授精通这一切学说，但是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却是就那些与文化进化及变迁相结合的思想主流，从历史观点批判地追踪其源头与过程。他和这研究领域中的许多先驱者一样相信：对传统没有正确的关注，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对哲学来说其中有着比那些像万花筒般此兴彼灭的哲学体系更多的内涵。正如欧肯教授经常强调的那样，如果哲学不能与其他科学同样成长，并且持续地讨论同一问题，使之发展，哲学就不会有连续性。否则人们就会认为每个哲学家都能从头开始，只有以同样的方法才能为其他的哲学家所取代。

除了这领域内的论文和随笔之外，欧肯教授早在一八七八年就已经阐述了他最先发现又极具概括性的方法，他在《现代思想的基本概念》一书中论及了从古代哲学和烦琐哲学以来，现代共同概念的起源、形式和发展。例如，就概念用语而言，他提出“主观的”、“客观的”、“经验”、“进化”、“一元论”、“二元论”、“机械论的”、“有机的”、“法”、“广性”、“人性”、“逻辑的”、“实践的”、“内在的”、“先验的”等等哲学名词。欧肯教授不仅关心这些用语的定义，也希望用阐释——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时代之镜概念”来记述某一时代的主要目标与形态。每一次解剖分析都会使对象显现出更清晰的轮廓。就当时出版的该书的第四版来说，论述的范围更广，对现代文明所具有的种种矛盾亦加以彻底批判，因此书名也改为《现代思想的主流》(1908)。其实，本书作者在此已发展了他的基本论点，所以从这部错综复杂而又内容丰富的著作中去探寻欧肯教授的见解，确实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历史学家

鲁道尔夫·欧肯教授在历史主义的讽刺画中看出对文明的某种威胁。历史主义一方面试图将所有坚实和较崇高的目的引入误解了的相对性的漩涡中；另一方面它试图将人类所有发展和业绩塞进自然主义和宿命论的因果关系中，以限制、扼杀人类的意志。可是，与尼采正好形成对比，欧肯教授认为，在道德法律永恒的责职面前，人们无法用个人的权力和过于自负的个人能力来维持自己的意志力。他认为，要求从自然的表面强制和历史因果锁链造成的无路可逃的压迫中解放我们人类的，并不是个人或个别存在的超人，而是自觉与宇宙智力相调和而形成的强烈个性，因此这是极富独立性的存在。

欧肯教授说：“功利主义，不论采取什么形态，都跟真正的理性文化不能并立，而且完全背道而驰。任何智力活动如果不以其自身为目的就会堕落。”欧肯教授对艺术大为称颂，极为喜爱，但是对唯美主义却严肃地站在反对立场，他认为唯美主义“只会感染那些一味反省、喜爱愉悦的快乐主义者”。“看重自己及其任务的艺术不会非难伦理性。最崇高的独创艺术家几乎很少有人成为对生活持感性观点的追随者”。鲁内贝里就是一个追寻自己内心世界的诗人，因为“对道德价值的冷漠或傲慢的排他态度与他无关系”。一个民族无论大小，只有孕育了富有真正智力生活文明的民族，才对人类有所贡献；只有那些不靠利用物质力量和武器的徒劳的努力来赢得自己前途的民族，那些在有限的短暂生存中将前途依托于永恒生命的启示中的民族，才对人类有所贡献。

形而上学有时会从概念上表现接近真理和生命的无限王国的东西，欧肯教授并不拒绝这种形而上学，可是，他并没有完成永恒体系，也不希望这样做。欧肯教授的哲学——他自称为行动的哲学——本来就是各种促使人类进化之力的运用，因此与其说是静态的，不如说是动态的。大概可以把欧肯教授看做合乎典范与需要的“文化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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